朋友匆匆趕回中國，因她父親胃癌手術時發現病情比預料的嚴重很多，估計來日不多。
朋友說，她家三姐妹與母親說好了，不要告訴她爸爸關於他病情的真實況狀，隻說是囊腫，手術非常成功。她們擔心她父親若知道他自己已是胃癌晚期，估計他的精神馬上就被擊垮。
“你父親手術後正接受那些折磨人的化療，難道你父親不知道實情嗎？”我問。
“應該不知道，我媽早就與醫護人員打過招呼了。”朋友答道。
我繼續追問：“你爸爸是大學教授，英文也不錯，還一直使用網絡搜索工具，他自己不會從治療的方案中發現問題嗎？“
“他好像沒有去查詢，他應該不知道真實病情。”朋友猶猶豫豫地回答。
其實，朋友對她父親隱瞞真實病情的實質是不願談論死亡。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歐文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寫的心理小說《當尼采哭泣》（ When Nietzsche Wept）一書中提到一個情節：布萊恩醫生（心理學家佛洛依德的老師）知道他的病人永遠回不了家了。但是病人選擇了緘默，不詢問真實的病情與預後。
布萊恩醫生說：“我應該如此忍心嗎，去跟他說那些他不希望知道的事？”
“有時候，”尼采（哲學家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回應道，“老師應該狠得下心，人必須被告之壞消息，因為生命本身是嚴酷的，瀕臨死亡亦複如此。”
布萊恩醫生回答道：“你說老師有時必須忍得下心腸，或許是吧。但是，去緩和壓力並提高身體機能，這才是醫生治療的職務。”
我的另一位朋友被癌症折磨了幾年，終於安息了。
20多年來，我經常與她夫婦倆一起外出旅遊、野餐，散步、聊天。人們常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們這些移居海外多年，相處較好的朋友們，家裏有什麽事，總是相互幫忙，猶如自家人一般。
在加拿大，醫生不會對病人隱瞞病情。朋友的丈夫告訴我，她本人從一開始就知曉自己已是晚期癌症，生命不久就會結束。但她從來沒有與我談及人生的結局。我曾無數次想涉及這個話題，但我不敢。她不提，我不問。
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每個人都會死呀，早晚而已。死亡焦慮？死亡恐懼？談論死亡的禁忌？
托爾斯泰寫過一個故事《伊萬·伊裏奇之死》，書中提到的那個主人公叫伊萬·伊裏奇，45歲，是聖彼得堡中級地方法院的法官。有一天，他從樓梯上掉下來，摔傷了一側的身體。治療了一段時間後，疼痛不僅沒有消退，反而加劇了，以致他無法再工作。曾經“聰明、圓滑、活潑、隨和”的他變得憂心忡忡，虛弱不堪，病情日趨惡化。
“伊萬·伊裏奇最痛苦的是，”托爾斯泰寫道，“由於某種原因，他們都接受了這樣的欺騙和謊言，即，他不是快要死了，而隻是病了。他隻需要保持平靜的心情，接受治療，然後，就會出現非常好的結果。”他的苦悶和對死亡的恐懼與日俱增。但是，死亡並不是他的醫生、朋友或者家人能夠給予他支持的一個主題，而這正是造成他最深刻的痛苦的原因。
“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沒有一個人給予他這樣的同情，”托爾斯泰寫道，“在經過漫長的掙紮之後，某些時刻，他最渴望的是（雖然他羞於承認）有人能夠像對待一個孩子一樣地同情他。他渴望得到寵愛和安慰。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公務員，胡須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勞的。然而，他仍然這樣渴望著。”
我們能與垂危的人談論死亡嗎？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