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工程署 (WPA) 在初期集中營的建設和人員配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 1942 年 3 月到 11 月底,該機構在遣送和監禁方麵花費了 447 萬美元,甚至超過了陸軍在此期間為此投入的資金。WPA 在營地建設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設立了瞭望塔和鐵絲網圍欄。[109]
(校注:該機構是羅斯福新政時期設立的以工代賑機構,為了促進大蕭條期間失業工人的就業)
政府運營著幾種不同類型的集中營,用於關押日裔美國人。最著名的設施是由軍方管理的戰時民用管製管理局 (WCCA) 集結中心和民間管理的戰爭安置局 (WRA)設立的。WRA 的許多員工此前曾在遣送和建設初期為 WPA 工作過。[109] WRA的安置中心(Relocation Center)通常(但非正式地)被稱為“拘留營(internment camps) ”。學者們敦促放棄這種委婉說法,而將其稱為集中營,並將被關押者稱為“被監禁者(incarcerated)”。[110]使用“集中營”標簽的另一個理由是,羅斯福總統本人也曾使用過該術語,包括在1944年11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111]
(各類拘禁設施與集中營分布。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英文主題維基百科頁麵)
(校注:Relocation Centers”是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的官方用語,聽起來溫和、行政化,仿佛隻是對日裔美國人的“臨時安置”,實際上掩蓋了強製遷移、種族歧視和係統性剝奪自由的本質。
相比之下,“internment camps”(拘留營)雖然語氣稍強,但從國際法角度來看,internment 通常指在戰爭時期對敵國僑民(enemy aliens)的拘押。而二戰期間被關押的大多數日裔美國人實際上是美國公民(主要是出生在美國的二代移民),因此使用 internment 一詞也被認為具有誤導性,弱化了政府對公民實施大規模侵犯憲法權利的行為。
盡管“concentration camp”(集中營)在二戰之後多被聯想到納粹的死亡營,但這個術語在曆史上的使用遠早於納粹德國。它原本指的是將特定族群集中關押、限製人身自由、未經審判的設施。例如19世紀末,西班牙在鎮壓古巴獨立運動時首次係統使用了這一做法。緊接著,英國在第二次布爾戰爭中於南非設立集中營,對荷蘭移民後裔布爾人平民進行大規模關押與管理,導致大量非戰鬥人員死亡。美國自身曆史上也曾在對待原住民政策中使用類似方式。納粹德國是在此基礎上將集中營極端化為種族滅絕的工具。
在美國,日裔公民被強行帶離家園,資產被沒收,關押於遠離社會的封閉營地,這種製度安排完全符合“concentration camp”的基本定義。使用該術語,並不是在宣稱美國和納粹一樣殘暴(盡管某些批評者可能傾向於作此類比),而是在強調:這是一次深具製度性、種族性的壓迫行為,而非單純的搬遷措施。
這場圍繞用詞的爭議,不僅是語言的選擇問題,更是對曆史記憶、政治責任與公共話語權的鬥爭。誰擁有為曆史命名的權力,往往也決定了這段曆史將如何被公眾記住與評價。後續會繼續討論這個話語權爭奪問題。)
A。司法部和陸軍監禁營。
司法部(DOJ)運營的營地正式名稱為拘留營,用於關押涉嫌犯罪或“同情敵人”的人。政府還為一些德裔美國人和意大利裔美國人設立了營地[112][113],他們有時被安排與日裔美國人共用設施。
美國司法部在德克薩斯州、愛達荷州、北達科他州、新墨西哥州和蒙大拿州設立了八個營地,關押著主要為非美國公民的日裔美國人及其家屬。[114] 這些營地由司法部管轄下的移民歸化局管理,由邊境巡邏隊特工而非憲兵守衛。珍珠港事件後,聯邦調查局逮捕了5500名佛教和基督教牧師、學校教師、報社工作人員、漁民和社區領袖,其中約3800人被關押在這些營地中。(其餘1700人被釋放至WRA安置中心。)[12] 德裔和意裔移民也被關押在這些設施中,他們通常與日裔美國人關押在同一個營地。約有7000名來自夏威夷和美國本土的德裔美國人和3000名意大利裔美國人被關押在司法部營地,此外還有500名德國海員,他們於1939年從“哥倫布號”輪船上獲救後就已被拘留。[115] 此外,還有2264名日裔美國人[116]、4058名德裔美國人和288名意大利裔美國人[115]被從19個拉丁美洲國家驅逐出境,以參與一項後來被放棄的與軸心國的人質交換計劃,或被關押在司法部營地。[117]: 145–48
美國陸軍的幾個監禁營關押著被認為“具有潛在危險”的日裔、意大利裔和德裔美國人。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茲堡營是唯一一個專門為關押日裔美國人而建造的營地。 1943年5月,陸軍被賦予關押戰俘的責任,所有被拘留的平民都被轉移到司法部營地。[114]
(校注:司法部和陸軍監禁營的主要對象是在美國範圍內的敵國僑民和被預判有較大破壞風險的具體的個人。美國以外的美洲地區其他國家在美國宣戰多數追隨美國,陸續對軸心國或實質性參戰或象征性宣戰。據曆史學家分析,這些國家對德意日僑民的拘押轉運到美國,有在美國壓力下配合美國進行戰爭“人質交換”的意圖。)
B. WCCA平民集合中心。
WCCA集合中心是臨時設施,最初設在賽馬場、集市和其他大型公共集會場所,用於聚集和組織囚犯,然後通過卡車、公共汽車或火車將他們運送到WRA安置中心。 WRA 安置中心是半永久性營地,用於安置 1942 年 3 月後從禁區移出的人員,或直到他們能夠搬遷到禁區以外的美國其他地方。
第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將所有日裔人士從西海岸遷出;然而,該命令簽署之前,安置流離失所的日裔美國人的設施尚未完工。由於自願撤離計劃未能促使許多家庭離開禁區,軍方接管了現在強製撤離的行動。1942年4月9日,西部防禦司令部成立了戰時民用管製管理局(WCCA)[118],負責協調將日裔美國人強製遷往內陸集中營的事宜。
這些計劃中的安置中心遭到了擬建地點附近內陸社區的反對,他們不喜歡新的“日本”鄰居,他們沒有準備好容納超過11萬名湧入的囚犯。[119]由於居住在禁區的日裔美國人被認為過於危險,無法進行日常活動,軍方決定將他們安置在臨時中心,直到重新安置中心竣工。[120]
在卡爾·本德森上校的指導下[41],原有設施於1942年3月被指定改建為WCCA使用,陸軍工程兵團於1942年4月21日完成了這些場地的建設。[121] 15個禁閉場所中,除4個(加利福尼亞州12個,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亞利桑那州各1個)外,其餘均曾是賽馬場或遊樂場。馬廄和牲畜區被清理幹淨,並匆忙改建為最多可容納6人的家庭的宿舍[122],同時建造了木板和油氈紙製成的營房,用於額外的住房,以及公共廁所、洗衣設施和食堂。[118][121] 1942 年 3 月至 8 月間,共有 92,193 名[121]日裔美國人被轉移到這些臨時拘留中心。(另有 18,026 名[121]日裔美國人被直接送往兩個“隔離中心”,即後來的曼紮納和波斯頓 WRA 營地。)WCCA 於 1943 年 3 月 15 日解散,成為戰爭安置管理局,並將注意力轉向更永久的安置中心。
(圖片說明:加州,1942年4約29日,日裔美國人抵達WCCA的薩裏那臨時集散中心(Salinas Assembly Center),圖片來源:https://www.nps.gov/parkhistory/online_books/anthropology74/ce3e.htm)
C. WRA搬遷中心
戰爭安置局(WRA)是美國負責遷移和拘留的民事機構。WRA由羅斯福總統於1942年3月18日以第9102號行政命令成立,並於1946年6月30日正式解散。時任農業部官員的米爾頓·S·艾森豪威爾(校注:該人不是後來的美國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被選為WRA局長。在1943年美國政府拍攝的電影《日本的遷移》(校注:此電影是政府的宣傳片,被用於宣傳政府戰時措施的合法性)中,他說道:“這部電影講述了大規模遷移是如何完成的。無論是陸軍還是戰爭安置局,都不願將男女老少從他們的家園、商店和農場中帶走。因此,軍方和民事機構都決心以民主國家應有的方式完成這項工作——真正為相關人員著想。”[124]三個月後的1942年6月17日,狄龍·S·邁爾接替艾森豪威爾。邁爾一直擔任WRA局長,直到這些中心關閉。[125]在九個月內,WRA 在七個州開設了十個設施,並從 WCCA 設施轉移了超過十萬人。
WRA 負責的最主要隔離安置日裔美國人的營地共10個如下:
亞利桑那州吉拉河戰爭安置中心
科羅拉多州格拉納達戰爭安置中心(又名阿馬奇)
懷俄明州心山戰爭安置中心
阿肯色州傑羅姆戰爭安置中心
加利福尼亞州曼紮納戰爭安置中心
愛達荷州米尼多卡戰爭安置中心
亞利桑那州波斯頓戰爭安置中心
阿肯色州羅沃戰爭安置中心
猶他州托帕茲戰爭安置中心
加利福尼亞州圖萊湖戰爭安置中心
(格拉納達戰爭安置中心全景,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英文主題維基百科頁麵)
其中,圖萊湖的營地最終被用作拘留中心,關押被認為構成(更高)安全風險的人。圖萊湖還被用作“隔離中心”,關押那些被認為“不忠誠”的個人和家庭,以及那些即將被驅逐到日本的人。
(校注:圖萊湖營地的自然條件在十個隔離營中最為惡劣,地處加州東北部的高原沙漠地帶,冬季寒冷、夏季酷熱,水源和資源匱乏。由於被指定為集中關押拒絕填寫或在忠誠問卷中作出“不忠”回答者的隔離營,它也成為十個營地中管製最嚴厲、壓迫程度最高的。營地周圍設置了更多的碉樓、鐵絲網和武裝巡邏,具有軍事監獄性質。
營地內部政治對立嚴重,忠誠派與反抗派之間多次發生衝突,營地也爆發過多起集體抗議與騷亂事件,美國當局曾動用武力進行鎮壓。與其他營地主要依賴配給製度不同,圖萊湖的被拘禁者被要求承擔更繁重的體力勞動,以提高食物自給率,勞動條件尤為艱苦。
關於“忠誠問卷”的設定、邏輯與後果,將在後文作更詳細的分析。
維基頁麵中具體的列舉集中中心、其他監禁地點的部分校注者決定略過不再詳述。)
這些營地中的大多被安置在美洲原住民保留地內,美洲原住民因此獲得了正式補償。美洲原住民委員會對美國政府當局缺席談判達成的金額提出異議。他們後來提起訴訟,要求就一些爭議項目獲得救濟和額外補償。[134]
(校注:在日裔美國人被集中監禁的過程中,十個集中營中有六個營地設於美洲原住民保留地上,形成了兩個同樣受種族主義壓迫的少數族群間的曆史交集。盡管印第安人獲得了某種形式的財政補償,但他們在協議過程中的邊緣地位和事後訴訟表明,他們同樣是這場國家政策中的受害者。)
:)覺曉認真閱讀的態度讓我感到惶恐啊!我很高興這些自己添加的校注能夠被大家接受。寫著一係列也算是給自己驅除心魔的一個嚐試。等寫完這一係列,就該繼續開工寫完第二部的下半部分了吧。
周末愉快!
還有二戰期間美國僑民受到的對待可就慘多了。在日本本土和日占區(包括菲律賓、上海等地都有美國僑民拘留所)條件極度惡劣。我個人估計,這也是促成當年對日本僑民政策的部分原因。————可可這一條我覺得值得單獨回複:
一是僑民拘留所大體上應該類似我正文裏提到的美國司法部和陸軍的拘留營,主要是關押敵國僑民的。這個方麵名義上是對等,不過日本軍人的軍紀和對待美國僑民的手段肯定比等同的美國境內的日本僑民要差多了,不過我沒有第一手資料。
二是日本軍人隨意虐殺平民就不用多談了,對待在中國的中國軍隊戰俘和在菲律賓的美軍戰俘的漠視日內瓦公約的情況令人發指,根本不敢相信這就是所謂的向西方學習的日本帝國的水平:人道主義沒學到,種族主義的殘酷倒是青出於藍了,落到了和納粹一起的臭水溝裏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戰俘也嚐到了這些軍國主義野獸的殘忍,徹底見識了‘不把人當人’的待遇。不過,美國的切膚之痛是發生在決定對日裔美國人實施集中營政策之後的事了。把軍國主義分子和在美的普通日裔美國人分開來看的話,在國內的集中營事情上,美國算是對自己的公民有所虧欠。
我提到的日本人在中國,是戰時。這個例子也不好,因為和日本人在美國還不一樣。————這個,戰時的日本人在中國還是占了強勢國家的便宜的,不管是在日占區還是國統區,日本僑民都基本沒有係統性吃虧。當然戰後被清算那是跑不了的。
看看二戰期間日本僑民在蘇聯的待遇可見一斑。一旦打起仗來,眼睛都紅了。當然,這不是作為美國當年拘禁日裔的正當理由。不過,我可以理解為何會有那種政策。對於美國政府後期能夠麵對訴訟,覺得還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對俄羅斯的一部分民族性格很不喜歡,不管是沙俄時期,還是蘇聯時期,還是蘇聯後的時期。日本僑民在二戰時期的蘇聯應該是按照敵僑管理的,自然好不到哪裏去,戰後對被俘虜的關東軍的管製尤其厲害,人道考量差太遠了。這一點是得承認同時期的美國雖然也是種族歧視,還是比蘇聯講道理得多。綜合來說,美國作為整體來說可以總結為有缺點的文明人,蘇聯作為整體來說是脾氣暴躁的不太講道理的莽漢。
不好意思,今天的留言零零碎碎的,我就是想起啥說啥,望真凡包涵。
居然有這麽多中心啊?最後一張照片讓人想起文革時期了——集中營裏約12萬人,他們的吃喝拉撒需要由美國政府和軍方統一管理,規模雖不算巨大,但管理壓力仍然很大。整體來看,集中營的生活條件雖有保障基本的溫飽和住所,但普遍擁擠、自由受限,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與當時中國部分地區普通百姓的生活相比,集中營生活在物質條件上可能有一定優勢,但和同時期未被驅逐的美國普通民眾相比,他們的待遇和生活質量則相差太遠了。
我對文革的第一印象就是全民政治狂熱,偶像崇拜,大亂鬥,人人自危,算是一個集體狂熱的時代。
一孔淺見,在我可以看到的未來,中美俄三個核大國之間不會開戰,最多打個代理人戰爭。————真如此的話,那該是人類的幸運,希望能夠避免這種大規模衝突吧,不然可就真是太糟糕了。
試想二戰期間日本人在中國、蘇聯會是什麽下場?如果今天發生戰爭,美國人在中國的移民後代,會是什麽下場?————相對而言,二戰後在中國投降的日本人總體並未遭受係統性的非人道待遇。絕大多數日軍士兵被遣返回國,隻有少數高級將領和涉及嚴重戰爭罪行的人員被起訴或判刑,部分士兵被短期羈押審查。由於中國本身並非移民國家,戰後日軍和日本僑民大多被集中遣返,僅有極少數人因特殊原因留下。相比之下,蘇聯對戰俘的處理則更為嚴厲。大量被俘日軍被送往西伯利亞等地從事勞役,許多人死於寒冷、饑餓和勞累,死亡率遠高於在華俘虜的情況。
最不希望的就是現在中美戰爭。不過按照目前中國政府的對外策略和近代中國的民族性來說,美國人在華後代被係統性針對的可能性我的判斷還是相對來說應該不會太糟糕。
看看文革期間那些有一點點外國血統的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國人有時候有種奇怪的對自己人要求更高,對外人反而較為包容的特質,算是內外有別吧。新中國成立後到文革期間的全民狂熱加重了這種特質,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時代。
看真凡文章的最大感觸,就是不能爆發戰爭。也不能做出對宣誓效忠的國家的不義之事。那些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的事情,最好不要發生在華人圈子裏。————可可的這句話說得太對了!人得需要抱持感激心,對所在國不管是落地生根還是異鄉暫客,保持尊重和愛護,都是應有之義。吃飯砸鍋不是正確的做法。
戰爭沒有贏家,平民百姓受牽連,何其無辜,但願戰爭不再發生————程程說得太對了!戰爭無論怎麽打,最受傷的都是平民,不管是戰場正中的還是比其他方式波及的。
看圖片,日裔安置中心至少還挺整潔,能活命,再聯想到日本人發動的侵華戰爭,生靈塗炭,山河破碎,幾千萬同胞死傷,對這些日裔,真同情不起來(抱歉,我知道這麽說政治不正確,隻是我個人的一點想法)。——————從事實層麵來看,日裔美國人的遭遇的確要比那些直接或間接因軍國主義與納粹暴行而失去生命、甚至被送進滅絕營的無辜死難者“好很多”。那些人麵對的是反人類的惡魔,而日裔所遭遇的,是一種較為“輕型”的人類偏見與戰爭恐慌下的集體歧視。
不過,錯誤就是錯誤,如果因為“程度較輕”就忽略反思,那麽類似的錯誤依然會重演,而人類也就難以真正進步。
當然,情感的反應本身因人而異,我理解你對這段曆史會有你自己的體驗和感受。我是希望補充一個更大的曆史視角:有時候,正是那些“看起來不那麽嚴重”的傷害,在理想製度與不完善的人性之間形成了明顯的裂縫,值得我們共同去凝視與理解。
看圖片,日裔安置中心至少還挺整潔,能活命,再聯想到日本人發動的侵華戰爭,生靈塗炭,山河破碎,幾千萬同胞死傷,對這些日裔,真同情不起來(抱歉,我知道這麽說政治不正確,隻是我個人的一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