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凡
舉頭望星空，問心求義仁。
此間有真意，
幸愧共凡塵。
序言
繁榮，往往被理解為社會財富的積累、物質與精神生活的豐富、設施的完善和秩序的良好。然而文明社會當前的繁榮，並不表明其長期再生產能力依然健全完好。縱觀人類世界曆史中諸多文明的興衰，古羅馬文明從王政起步，曆經共和國、帝國，最後衰敗的一路曆程無疑是後人觀察文明的生命周期的一個極佳樣本。羅馬，尤其是西羅馬帝國中晚期的社會演變似乎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共同體如果在繁榮中統治階層與底層離心離德、社會缺乏有效粘合劑的狀態，即便財富大量積累、製度依然完備，其內部潛伏的分裂與消亡的危機也會最終顯現。
本係列文章試圖在羅馬衰亡過程中的內外諸多因素中，聚焦關於內部的人口這一方麵，圍繞一個核心問題而展開：在文明社會的動蕩與危機，關於人口的因素占據多大的分量？
一個文明社會的人口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狀態，而是一直處於某種變動中。人口爆炸固然是危機的一種可能，在這種危機中，人口的自發繁衍超過了社會資源能支撐的程度，給社會帶來動蕩。而另一種人口危機則是人口減少或者文明認同的減少帶來的文明萎縮。
人口的減少往往並非單指個體的懶散或自發選擇，而是一種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局部理性的結果。在西羅馬帝國的衰亡中，統治階層追求奢華享樂和消費主義，規避承擔社會責任，無視底層民眾艱難；底層則因土地兼並、經濟壓力、稅負沉重和軍事壓力等等，生育意願和家庭規模受到壓縮。這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二者在人口問題上的疊加，形成文明共同體自身消解的長期趨勢。當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文化價值無法有效支撐人口再生產或者文明的再生產，文明的“後代”便開始衰減，危機潛伏在財富和製度的表麵之下。
在現代發達國家，如東亞及部分歐美國家，消費主義文化盛行、城市化壓力、教育和生活成本高企，亦帶來了國民低生育率的趨勢。雖然科技、全球化分工和移民政策在短期內緩解了勞動力壓力，但其長期影響仍存在隱憂：文化認同弱化、社會凝聚力下降，以及製度對人口再生產能力的依賴風險。
回望羅馬的經驗，我們或許能更清晰地認識：繁榮的文明若忽視人口與文化的再生產，其危機往往源於內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擊。
本文參考多種二手史料與公開數據庫資料撰寫，非專業曆史學家所作，難免疏漏。史論亦帶有個人視角，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我讀的資料越多，越感覺生育既是經濟驅動，也是文化約束。如果生孩子有經濟回報的期望又有文化的約束，那麽生育率自然就高，對農耕經濟來說，大部分孩子與經濟回報是正相關的，而對現代工業經濟來說，這個經濟因素削弱了太多，現代工業的發展讓多生孩子的經濟回報反而是負數，這是最大的打擊因素。文化上來說，消費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崛起也讓現代人類更多傾向關愛自我，活在當下，所以這個對生育的打擊是很厲害的。這倆都可以在西羅馬的消亡找到影子。
中國的人口紅利那是對資本來說的，龐大而聽話的受教育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力，但是競爭的激烈讓受教育的回報率也變小了，所以一時間人們失去了方向感。未來還是需要在教育年限與教育的經濟回報之間達到一個平衡才更好。
我記得讀過一篇文章，講的是為什麽窮國人（比如南亞，中國以前）願意多生，而富國人（比如東亞，西方國家）不願意多養，根本原因是養孩子需要成本，窮人隻要喂飽了孩子就行，孩子還可以幫著幹農活，所以，以前生幾個、十幾個的家庭很多。而現在呢，孩子都是精養，這個班那個班的，大人除了要賺錢外，還要付出很多額外的精力，將來老了也指望不上孩子，因此，現在放開了生育政策，甚至還鼓勵，也沒有很多人願意多生了。
還有，人口多不代表能參與生產（高級生產）的勞動力多，比如印度，人口14億，但文盲比例很高，參與現代化生產的能力低下，這就極大地限製了其人口紅利的發掘。中國為什麽能在近幾十年飛速發展？因為得益於製造業的長足進步。除了曆史的機遇、政權的高效集中、文化普及以及幾十年的和平環境外，有種觀點，是因為得益於中文。中文是收斂的，而其他語種，比如英文是發散的。中文隻要掌握3千個關鍵字，基本就能參與現代化大生產了。比如，隻要知道雞是什麽，那麽母雞、公雞、小雞，猜都能知道啥意思了，不象英文，chicken,hen,rooster,chick，幾乎沒有關聯。因此，中國人但凡受過九年製的教育，基本都能在生產線上擰好螺絲了，再加上中國人的勤儉耐勞，任勞任怨。
現在是無人化的時代，人口紅利在極大程度上會隨著AI的發展而消弱。一孔之見，難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