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說的是理工大學。” 這是文化革命以來毛主席第一次提出還要辦大學。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和生產隊的社員一起擔小麥去街上交公糧。從糧站走出來,在曲線街上,碰見了小學時的班主任唐老師。
“你是高中生吧?”唐老師問我。
“讀了兩年高中。”我有些底氣不足。
“你想不想讀大學?”他突然問。
我已經回鄉當了四年農民,連晚上做夢也經常夢見讀書的情景。有一天晚上,我分明夢見我的初中老師交給我一把教室門的鑰匙,叫我早點去開門。早晨起來跟母親說了,母親也高興了一陣,她說:“可能好運要來了。”
這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我當時高興了一陣,也沒放在心中。想不到今天居然應驗了。
“誰不想讀書呀?何況是大學!”我對唐老師說。
“那就等我的通知吧。”唐老師對我說。
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我欣喜若狂,不能自己。但隻激動了幾分鍾,我就冷靜了下來,對唐老師說:“怕是不行吧!我在鄉上區人都沒熟人,這種事情哪裏會輪到我頭上?”
“這你就不有操心了。”唐老師告訴我,他在區教辦工作,這次是文革中辦大學的實驗。上級給我們縣分了十個上學名額,我們區分得一個。“這件事是我在辦,你就不用擔心。”他說。
我感到非常慚愧。自從回鄉當了農民,我心裏頗感自卑,連上街趕場都怕碰見熟人。見到原來教過我的老師、校長走來,我就把頭上的草帽拉下來遮住臉,匆匆而過。唐老師這麽想著我,幫助我,使我非常內疚、不安。我後悔自己的無知無能。
又過了幾天,我去鎮上趕場,在街上碰見了唐老師。
“讀書的事情都給你搞定了!”一見麵,唐老師就興衝衝地對我說,“你的名字已經報到縣上去了,後天就到縣醫院體檢。”
“真不知怎麽感謝您才好。”我激動得連話都不會說了。
“你是我的學生嘛。”唐老師很謙虛。
分手的時候,唐老師告訴多說:“後天我有點事,本來該我陪你去體檢的,我就不去了。縣醫院你找得到嗎?”
“找得到,找得到!”我回答。
“那就好。記得早點去,早晨要抽餓血,不能吃早飯。具體事項明天公社會通知你。”
得到要讀大學的消息風心花怒放。從鎮上到家有十幾裏山路,我像飛一樣跑回去,感到輕飄飄的。我要把這喜訊告訴母親,告訴朋友,告訴全生產隊的人,讓大家都高興高興。
第二天,我擔著糞桶去上工。生產隊長一把把我肩上的擔子奪下去,說:“都啥時候了,還跑來擔糞?生產隊再忙,也不缺你一個!回去準備準備,明天好到縣醫院體檢。”
那天我什麽事也沒有做,就坐到家裏等候公社的通知。中午,公社的廣播響了,沒有通知我體檢。晚上,廣播又響了,還是沒有我的通知。我一下著了慌,連夜趕到公社去問究竟。公社秘書陰沉著一張臉:“誰說是你讀大學?”他顯得很不耐煩。
我一下就如五雷轟頂,整個人都崩潰了。當我深一腳淺一腳從公社走回家時,全家都還沒有睡覺。已經夜深了,飯桌上點著昏暗的煤油燈,母親還坐在燈下納鞋底,在等我回來。一見我的臉色,大家一句話都不敢說,悄悄進屋睡覺了。
我的臉被丟光了。
我在生產隊的鄉親們麵前抬不起頭,我的家人也跟著受連累。我恨我自己太張揚,“黃瓜才結蒂”的事情,我就四處宣揚。我恨自己沒城府,沒最終確定的事情,我就到處嚷嚷。我真恨不得地上有條縫,將自己象蚯蚓一樣埋到土裏頭。
事情過了一個月,我才知道,不是區上沒有通知我,而是我的大學名額下到公社時,被人替換了。
我們公社有個鄉幹部叫鄭有玉,他的兒子在部隊當兵。鄭在二大隊給兒子物色了個媳婦,名叫何春桃,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女子。鄭有玉串通公社黨委書記汪吉祥,讓何春桃取代了我,上了四川醫學院。
為了此事,我的母親生了一場大病。有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床前說:“兒啊,我曉得你心高,不願這樣過一輩子。但我們家窮,你弟弟也二十好幾了,兩個大小夥子都沒結婚,叫別人怎麽看啦。”
“誰想結就讓誰結。”我說,“反正我不結!”
“你是老大,你都不結,你兄弟咋辦?”
“反正我不管,我要上大學。”我堅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