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蜀軼事: 28. 我的伯父

“你的伯父年輕時簫灑英俊，一表人材。他個子高高的，頭戴一頂博士帽，身穿一件長大衣，站在講台上，就像天神下凡一樣。”師校老師陳忠凡對我這樣說。

“那時我還在洋溪小學讀書”，他說，“有一天早晨教室裏來了一個新老師，他的像貌把全斑同學都驚呆了。”

那是解放前夕的事情，聽說這個人是個共產黨，為了躲避國民黨搜捕才到這個偏僻的小鎮來的。我們都叫他陳老師，至於他叫什麽名字，大家都不知道。這個人很神秘，平時很少說話，除了上課，學校裏很少見到他的身影。他隻給我們上了兩個月的課，就不見人影了。那時剛剛解放，有人說他去新政府上任去了。陳忠凡老師告訴我的這些情況，我一點也不知道，那時我很小很小。

我的伯父年輕時到底是個什麽樣子，我腦子裏一點印象都沒有。據父親講，我的伯父的確是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當年在成都當夥計時入的黨。四川要解放時，省城裏大肆抓捕共產黨，他才躲到我們鄉下來的。他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我跟他根本沒有見過麵。

媽媽告訴我說：“你伯伯解放那年的下年還是回過家的。那是他回來跟你伯媽離婚。”

我的伯父是解放前結的婚，是我婆婆一手包辦的。伯媽是蓬溪縣的，身材很修長，模樣也不錯。不知什麽原因，他就是不喜歡她。結婚當天晚上，當人們推推拉拉剛把他們送進洞房，伯父突然大叫肚子疼，全家人都嚇倒了，請的請郎中，掐的掐鼻子，忙亂了大半夜才消停下來。第二天早晨，等大家醒來時才發現，他巳經離家出走了。

伯伯回來離婚的理由是解除“包辦婚姻”。我那時還很小，不知道什麽叫“包辦婚姻”。隻聽媽媽私下裏說他是個“陳世美”，當了官就不要家裏老婆了。

伯伯那次回來隻呆了一天，他到鄉政府去辦完離婚手續就走了，從此就沒有再回來。我對伯父的印象相當模糊。

一九五一年秋天，伯父在川北行署民政廳當了一個科長。行署的胡主任聽說伯父是射洪人，就叫他當向導，陪同胡主任到三台綿陽廣元去考察。

那時候，當幹部的跟老百姓沒啥區別。他們考察浚有坐車，也沒有騎馬，完全是步行。胡主任個子不高，瘦瘦的，卻很能走路。他們從南充出發，一天走了一百二十多裏，當天晚上就到了洋溪鎮。

我的父親當時在洋溪鎮草街子開香燭鋪子，胡主任就住在香燭鋪裏。他們沒有通知縣上，也沒有讓區上知道。胡主任睡的父親的床，警衛人員在鋪子門麵上打地鋪。父親不敢睡覺，一夜都在街上放哨，生怕出了意外，他擔不起這個責任。

第二天早晨，他們吃了早飯就要走。臨走前，胡主任問我父親：“你想不想出去工作？”父親說：“想。但我隻有小學文化。”

胡主任問：“你最善長什麽？”

父親說：“我的算盤打得好。”

“那你就去做會計工作。”胡主任說罷，就寫了一張字條交給父親，讓他去南充報到。父親在南充磚瓦廠當了幾年會計，後來調動到成都駟馬橋第二機磚廠工作。

川北行署撤消合並到四川省以後，胡主任去了北京，我的伯父被分到重慶水輪杌廠任秘書。專門管理文件和為領導起草發言稿。

水輪杌廠是個半軍半民的工廠，主要生產槍支大炮。廠裏的主要領導都是南下幹部，文化水平很低。有一次廠裏召開大會，黨委書記在台上作報告，照著他寫的稿子念，念得結結巴巴的，很不通暢。

我的伯父坐在台下聽了很著急，不覺小聲說道：“我寫得那麽清楚，他都念不通順。不知是個啥水平？”

旁邊有人聽見了，就把他的話悄悄報告了書記。沒過多久，書記就把秘書給他撤了，調到子弟學校去當校長。

文化革命我串聯到重慶，特地到他們子弟校去找他。聽說校長也是當權派，我不敢貿然去見他，就在學校裏看起大字報來。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樓上掛到樓下，到處都是“打倒某某，打倒某某”的批判文章。我緊張地在那些人名被打上紅叉叉的大字報中尋找伯父的名字，卻沒有找到。我鬆了一口氣，後來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一張大字報，上麵才有伯父的名字。原來他已經從校長貶為教導主任了。

我找到伯父的時候，他正在寢室裏做家具。他身穿廠裏發的藍色工作服，一手拿錘，一手握鑿，叮叮咚咚幹得很起勁。仿佛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與他毫無關係似的，他完全把自已置身於世外桃園。

我的伯父是八一年退休的，退休前巳從教導主任貶成了一個普通教師。他一生無兒無女，住的是集體宿舍。他的工資不高，每次調資他都把機會讓給家庭困難的同事。他常對我說：“我一個人生活，這點工資足夠用了，能幫別人一點是一點，他們都比我困難。”

伯伯自從五零年和伯媽離婚以後，就再也沒有結過婚，他不是陳世美。

後來聽父親說，伯父在川北民政廳工作時，曾經有過一段戀情。那個女的叫劉中芳，是川北地下黨負責人劉中詢的妹妹。劉中詢和伯父都是地下黨內的同誌。

劉中芳在南充財政部門工作，對伯父很愛慕。他們本來談得好好的，過段時間就去登記結婚。不料有天晚上天下大雨，劉中芳去看伯父，談著淡著她竟然主動和伯父上了床。

第二天，迂腐的伯父竟然主動向組織交待了他們的行為，還請求組織處分。

劉中芳聽到消息，傷心地大哭了一場。她罵伯父是“白癡” 、是“混蛋”。 是一根筋，是不可理喻的家夥！從此以後，再也不願和伯父來往。

伯父退休第二年，我把他接回射洪，住在我們學校裏。他在重慶沒有住房，退休金也不高。後來得了帕金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我們給他請了一個護工護理他。他那點退休金根本不夠請人。他雖然生活入不敷出，但他從不寫信向他們單位敘說自已的困難。

幸虧我的父親退休有一筆錢，伯父請護工的錢完全由父親承擔。我的父親是零八年去世的，他在去世前囑咐我說，“你伯伯一生很不容易，你要負責照顧到底，我留下的錢任他用！”

伯父是在父親去世以後的第三年去世的，享年九十歲。

他們單位派人來看他時，他巳悄無聲息地走了兩個月了。他們單位的領導了解情況以後，不無感慨地說：“陳老師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生前總把利益讓給別人，有了困難也不說一聲。連死後都怕給領導添麻煩。這樣的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過。”

伯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離奇的一生。別人幹革命，越幹地位越高；他幹革命，地位越幹越往下降，科長一秘書一校長一主任一教員，這就是他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