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蜀軼事: 17. 我們的村支書

文化革命期間，我們大隊部門口，不知是誰給貼了一幅用辭刻毒的對聯。上聯是：油炸黨支部；下聯是：清蒸陳老伍。橫批是：橫掃牛鬼蛇神。

這個對聯裏的陳老伍就是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陳興武。

我是一九六八年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回到家鄉的。那時候，能讀高中的人很少，全大隊就隻有我一個高中生，我成了大家公認的文化人。

當時，社員們做什麽都要有證明。上街趕場要生產隊的證明，不然半路就被攔回來；進城辦事要大隊的證明，不然連旅館都不準住；結婚生子也要大隊證明，否則公社就不予辦證。

我一下成了大忙人。鄉親們寫假條書信要找我，結婚生子寫證明要找我，我是來者不拒，樂於為大家幫忙。

六九年的春天，大隊檢查春耕生產，陳書記帶著一隊幹部來到我們生產隊。他把我叫到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問我：“趙星，這是你寫的嗎？”

我接過紙一看，原來是我幾天前給吳清蓮寫的結婚證明。我點頭回答說：“這是我寫的。怎麽啦，有什麽不對嗎？”

“你呀，你呀！”陳書記有些埋怨地對我說，“你知不知道她是地主子女？你怎麽能給地主女子寫結婚證明呢？”

我有些迷惑不解，難道地富子女就不能結婚嗎？

“那是很明顯的嘛。”他理直氣壯地說，“他們那些狗崽子，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你給他們開證明，讓他們結婚生子，地主階級就有了接班人。這樣下去，階級鬥爭啥時候才能消滅呀！”

他說完這些話，一直用責備的眼光看著我，仿佛我犯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錯誤。

看他那憂心忡忡的樣子，我不便當麵反駁他，隻是輕輕說了一句：“重在表現嘛。”

我們村的人都知道，陳書記出身雇農，在舊社會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對地主富農懷有刻骨的階級仇恨。在他心目中，地主富農是天然的敵人，比“帝、修、反”、比“劉、鄧路線”還壞。地富分子就應該被消滅，必須讓他們斷子絕孫，階級鬥爭才能結束，世界才能太平。

大隊召開批鬥大會，無論是批“封、資、修” ，還是“批林、批孔”，陳書記都要把全大隊的地主富農綁起來跪在主席台下陪場。每次批完林彪、孔老二，就是毒打階級敵人。他在大會上常常講，地富反壞右雖然是死老虎，但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劉鄧路線，林彪孔老二就是他們的代理人。

我們大隊有個林場，場長叫賀清友，是一個癩子。隻要是大隊召開批鬥會，他都要背上背篼，拿起砍刀提前上山去砍黃荊樹條，準備大會上打人。那些年頭，地主富農隻能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賀清友心狠手辣，打得那些地主富農遍體傷痕、喊爹叫娘，他們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我和賀清友年齡差不多，我們讀小學是同班同學，平時關係還可以，無論做什麽事，他都願意對我說。他每次砍了黃荊樹條回來，都要興奮地對我說，明天又要鬥爭階級敵人了。在他看來，痛打階級敵人是一件很開心很高興的事。

有些時候，我看到那些地富分子被打得遍地打滾，就私下勸他說：“賀清友，不要把缺德事做多了，小心下輩子還是個癩子。”

賀清友一點也不甘示弱，他振振有詞地反駁我說：“我打的是階級敵人。毛主席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打死他一個，毛主席就少操一份心。我打死十個，毛主席就少操十分心。”

有一次開鬥爭大會，打完了地富分子又打地富子女。那些年紀和我差不多，有些比我年紀還小的地富子女，也被迫跪成一排。賀清友拎著指頭粗的樹條，從他們頭上一路抽打過去。打得那些地富子女抱頭擋臉，喊爹叫娘。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走過去攔住他說：“你龜兒子少作點孽，以後是要遭報應的！”

後來，賀清友沒有遭到報應，可能是他的無知讓上帝原諒了他。

但是，我們的村支書陳書記卻遭到了悲慘的報應。

一九八一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師校教書。有一天我剛走出校門，就在軟腳坡意外遇到了陳書記的老婆蔣素珍。她背了一個大背篼，裏麵放著一些糧食、蔬菜、柴禾，上麵還有一個鋁鍋。

這是我離家四年後第一次和她見麵。她很驚喜，不停地向我問這問那，還問我現在做啥子。我告訴她我在師校教書。

“你呢？這是要去哪裏？”

“我到唐家井去。”她說，“我們家那個死鬼在那裏醫病。”她是西充人，她說的死鬼就是陳書記。那邊的女人喜歡叫自已的男人“死鬼”。

我真不敢相信，短短四年時間不見，那個身高體壯、說話聲若洪鍾，走路威風凜凜的陳書記一下就病倒了。

“他得的是啥病？”我問。

“我也不曉得” 她說，“陰陽先生隻是叫他去西方醫病。” 她還告訴我，陳書記的腦袋被醫生剃得光不溜溜的，像個皮球。

我幫她把背篼放下來，好讓她歇口氣。她說她很忙，剛剛做完包產地就出來了，她要忙著去看陳書記。

我們站在路邊上，她簡要地把陳書記這幾年的情況跟我說了一遍，就背起背篼匆匆忙忙往唐家井趕。

原來，包產到戶以後，陳書記一夜之間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天天沉默寡言，一個人把自已關在屋裏，足不出戶。別人分到包產地興高彩烈，仿佛搞了二次“土改” 。隻有他心事重重，鬱鬱寡歡。

他不讚成包產到戶。共產黨搞了幾十年，從互助組，到合作社，人民公杜，都是走的集體化道路，怎麽說到說到就倒退回解放前了呢？這不是資本主義複僻是什麽？他說啥都不敢柤信，共產黨會做出這種事來。不搞階級鬥爭了，他這個支部書記該怎麽當呢？他又該做些什麽呢？麵對突如其來的社會變革，他的思想怎麽也轉不過彎，過不了坎。他整天沒精打彩，無所事事，連公社召開幹部會都懶得去參加。

恰在這時候，有一個在外麵當幹部的本村人調回了我們公社擔任黨委書記。這個鄉幹部在集體生產時，家庭子女多、負擔重，是有名的超支戶。有一次生產隊分糧食，由於沒有交清超支款被陳書記碰上了。陳書記不由分說，硬是當眾把他分到籮筐裏的糧食倒了出來，傷透了他的麵子。調動工作時，組織部本來是叫他擔任區委副書記，他卻哪裏都不肯去，堅決要求回到本鄉當公社書記。

新書記上任以後，很快免去了陳書記的職務。陳書記不再當支部書記了，但我們大隊的社員仍然叫他書記。

她老婆勸導他說，現在包產到戶，家家戶戶都各自在地裏種莊稼，哪裏還用你去管他們呢？支部書記那個官當不當有啥關係，隻要管好自已那二三畝地、有吃有穿就行了。

他根本聽不進這些勸告，因為他有難解的心結。他搞不明白，他沒有犯任何錯誤，公社黨委就把支部書記給撤了。他更不明白，走得好好的集體化道路，為啥一夜之間就灰飛煙滅？難道過去所做的一切都錯了？黨還是那個黨，國家還是那個國家嘛，為啥說變就變呢？他成天在屋裏走來走去，冥思苦想，把頭都想大了、想爆了，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農曆三月間，正是農村收割的大忙季節。別人都在地裏搶種搶收，他卻一個人跑到紅江鎮趕場。剛走攏白土壩，就聽見土地廟前一個老太婆自言自語地說：“死期都快到了，還去趕啥場喲。”

他吃了一驚，環顧左右，周圍並無一人。他覺得很奇怪，場也不再趕了，掉頭就往回走。他的鄰居叫陳大茂，是生產隊會計，解放前曾在洋溪街上賣香臘紙錢，思想有點迷信。陳書記回家就去找他商量。

“是不是有人在跟你開玩笑？”陳大茂說。

“我從未走過那條路，更不認識那裏的人。”陳書記說。

“你得罪過什麽人嗎？”陳大茂又問。

陳書記不說話了。十幾年的支部書記，哪能不得罪人呢？

土地改革鬥地主分田地，大躍進捉拿偷糧吃的社員，反右傾時吊打反對大兵團作戰的人，文化革命批鬥地、富、反、壞、右，哪次運動他都要得罪人。

但是，他得罪的人都住在本鄉本土，不可能跑到蓬溪縣去報複他。

第二天洋溪鎮逢場，陳書記在曲線街碰見算命先生唐瞎子。唐算命為他占了一卦，大驚失色地說：“你撞到鬼了！”

陳書記可是一個不怕鬼的人。五八年大煉鋼鐵需要燒柴，他就帶領社員挖墳取棺；文化革命“破四舊”，他敢把金匣庵廟裏的菩薩全部推倒在山溝裏；全民辦學的時候，又是他首先提出拆廟建校。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我曾不止一次聽他說過：如果有鬼，推倒在水溝裏的那些菩薩怎麽不顯靈呢？

從洋溪鎮趕場回來，他又去找陳大茂商量。陳大茂對他說：這世上的事情誰也說不清楚。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這時候，他的心有些虛了。一九七二年拆廟建大隊小學時，他見廟裏一塊石板很光滑，就叫人抬回去作了洗衣板。三年饑餓時候，他的前妻背著他偷了半袋紅苕，被他逼著遊鄉，想不通吊死在皂角樹上。死鬼女人伸著長舌頭，瞪著眼睛的悲慘情景仿佛還在眼前。

想到這些，他開始對鬼神感到忐忑、感到恐懼了。他開始行動起來，在一個大霧迷漫的早晨，請了四個壯勞動力把洗衣石板抬回原來的廟址上，還劈劈叭叭放了一串鞭炮。為了安撫前妻的冤魂，他關起門來，找了一個陰陽先生偷偷在家中做起了超生道場。道士紮了一個稻草人，把他穿過的衣服穿在草人身上，還在上麵用墨水寫上他的名字。讓他披麻戴孝跪在前妻的神像麵前燒錢化紙，磕頭作揖，懺悔罪過。在香燭的熏烤之中，在紙人紙馬麵前他一直誠心誠意地跪了三天三夜。

做過超生道場以後，陳書記的情形不但不見轉機，反而便每況愈下。他整天坐臥不安，心神不寧，隻想往外麵跑。見到人就說：“複僻了！複僻了！複僻了！”偶爾有人問他：“啥子複僻了？”他就把雙手卷做話筒，故作機密地挨近人家耳邊小聲涚：“分地複僻了。”村裏人都把他當做瘋子，見他走過來都紛紛繞道走。倒是一群光屁股小孩天天跟在他的身後，在田野裏跑來跑去。家裏人忙著種莊稼，哪有時間去管他。有一次，他居然掉進了路邊的蓄水池，淹得撲哧撲哧的。要不是一個過路人把他救起來，他早就沒了。

他總是想往外麵跑。他的老婆怕出意外，下地前就把他關在屋子裏，收工回來才放他。一個秋雨綿綿的上午，他偷偷跑出來去洋溪趕場。走到半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躺在地上爬不起來。趕場的人一批又一批從他身邊走過，沒有一個人願意停下步來拉他一把。

半上午時分，他呆坐在泥水裏，好不容易看見本隊的地主吳子風走來趕場，大老遠就招呼吳子風說：“你是去趕場嗎？忙不忙？能不能拉我一把？我爬不起來了。”

吳子風是我們大隊頭號階級敵人，在講階級鬥爭那些年代，是一個逢會必鬥的地主分子。吳的女兒當年找我給她寫的結婚證明，拿到大隊蓋章，陳書記說什麽也不同意她嫁人，三十幾歲還待在家裏嫁不出去。大隊批鬥地主富農時，吳子風曾被打折了兩塊筋骨，他的手杆也被打斷過。

吳子風走到陳書記身邊，看了看陷在泥沼裏爬不起來的死對頭，不無譏諷地回答說：“陳書記，我是階級敵人，我的手被你們打斷了，不能拉你起來，對不住了！你慢慢爬起來吧，我先走一步了。等貧下中農來了再來拉你。”

說罷，他頭也不回，竟然從陳書記身邊揚長而過。

我再次見到陳書記已經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了。

那時候，他已經被老婆接回家裏。唐家井的神醫在他頭上開了一刀，從裏麵挑出一根白筋，在傷口上貼了一塊膏藥，說是這根筋在作怪，挑出來就對了。他在神醫家裏住了一個月，仍然不見好轉，隻好由她老婆接回家去。

那天是個星期天，天氣陰沉沉的，濃重的烏雲籠罩著天空，田地裏一片灰暗。我回家幫助家裏人在幹板田裏栽種油菜。栽著栽著，我抬頭突然看見了陳書記。四年不見麵，他已經變得差點叫人認不出來了。

他佝僂著背，身上髒亂不堪，光禿禿的頭上扣了頂舊灰帽，手裏拄了根長長的破竹竿，正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他弟弟家走。他走得很艱難，走一步歇一下，走一步歇一下，估計在那裏已經吃力地走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弟弟叫陳興順，房前的院壩築得很高，隻有一條窄長的小路才能上去，坡度也很陡。陳書記拄著竹杆，沿著小路慢慢往上爬。他每爬一步，都要停下來歇一會兒，等積聚起力量後再往上爬。他爬了很久，眼看就要爬到院壩邊了，突然腳下一滑，一個趔趄就從上麵滑下來，像坐滑梯一樣又回到起步的地方。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站在幹阪田裏喊他侄兒：“遠祥娃，你在哪裏？你伯伯滾到院壩下麵路上去了。”

陳遠祥比我小，他叫我趙星哥。

聽到是我在喊，他很快從屋子裏走出來，把陳書記從院壩底下的地上扶起來，慢慢攙扶到院壩裏，找了根板凳讓他坐下。

陳遠祥告訴我，陳書記這個樣子已經有很久了。他經常到他們家來，有時白天，有時晚上。叫他吃飯他不吃，叫他喝水他不喝。也不跟人說話，兩眼直直地盯著地下，始終自言自語地叨念著那句永不變更的話“複僻了！複僻了！複僻了！”一個人在院壩裏呆坐一陣子，又默默地拄著破竹竿一步步走開。

這是我工作以後第一次見到陳書記，也是最後一次見陳書記。四年時間，人世滄桑。當年互助組的帶頭人、合作社的生力軍、階級鬥爭中的急先鋒，怎麽轉眼之間就變成了這個樣子呢？

是的，在講階級鬥爭那些年代，他思想極左，做過許多錯事，打過許多人。但這是他一個人的過錯嗎？他沒有文化，完全出自樸素的階級感情，黨叫他幹啥他就幹啥，黨讓他怎麽走他就怎麽走。他隻是對現時政策轉不過彎才變成了這樣。

在全大隊社員的心目中，陳書記都是大公無私的好幹部。我回鄉十年，從沒有聽說，也從沒有見過他去哪個社員家裏吃過一頓飯，喝過一杯酒。隻是七八年我考上大學，他到我家裏來吃過一次飯。那是我上學的頭天晚上，他帶著幾個大隊幹部，提著酒和肉，自帶食物來給我餞行。

一九七三年，陳書記托人去河南買了一台柴油機回來，在我們大隊辦起了糧食加工站。那以前，全公社隻有一台十馬力的機器給社員們碾米磨麵，。要去打米磨麵的社員，必須天不見亮就擔著稻穀或麥子，步行十多華裏趕到公社加工站去排隊。打磨一次米麵，來回至少也要耽誤半天時間，費時又費力。

大隊辦起了加工站，我第一個成為機手，負責管理加工。有一次，陳書記挑了一擔稻穀前來加工，過了秤以後說，他說沒有帶錢，讓我給他記在帳上。他是支部書記，柴油機又是他托人買的，我就沒有記。大概過了半個月時間，他突然走到加工站來，叫我把賬單給找出來，他要還賬。我在桌匣裏東翻翻，西找找，裝模做樣找了好一陣說：“那天的賬單弄丟了，你還記得多少錢嗎？”

“八十八斤穀子，四角四分錢。”他說。

我收下他的加工費，給他開了一張四角四分錢的收據，他才離開。

這就是陳書記，一個大公無私的農村基層幹部。

我敬佩陳書記，我同情陳書記，我為陳書記嗚不平。那些讓他靈魂受到摧殘、認識受到顛複、良心受到泯滅的人們，你們想一想，你們對得起這位根正苗紅，一心一意跟著你們走的共產黨員嗎？

三個月以後，陳書記就死了。他死得非常淒慘。

為了防止他再往外跑，他的家人把他鎖在柴房內，隻在吃飯時候才把門打升，比坐監獄也好不了多少。開始那幾天，他還能在柴房裏走走站站，後來就倒床不起了。他吃飯在床上、拉屎拉尿也在床上，臭得滿屋子蒼蠅飛。他的兒子想了個辦法，在床板中間挖了一個洞，下麵放了一隻便桶給他接屎接尿，才算解決了問題。

據說他臨死之前兩天都沒吃飯。嘴裏仍在斷斷續續叨念著：複…僻…了，複…僻…了。第三天早晨，人們打開他的房門，才發現他已經硬梆梆地躺在床上不動了。

陳書記走了。他帶著愁悵、帶著疑惑、帶著不解離開了這個搞不懂的世界。他的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這個世界欠他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