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蜀軼事: 9. 小偷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生產隊的社員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隻要地裏有吃的東西，我們就都去偷。

春天，地裏的麥子剛剛灌漿，我們就鑽進麥地裏，躲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摘下一把麥穗，放在手心裏使勁搓揉，去掉殼毛就一把一把往嘴裏塞。山坡上的豌胡豆剛剛鼓起肚子，我們就爬上山去，偷偷摘上幾把，剝了豆角皮就吃。有時吃得嘴角直流青水，也不敢拿回家去煮熟吃，一旦被人逮住，不但要抓去遊村，還要被綁起雙手吊在屋梁上做{鴨兒浮水”。

夏天，地裏的嫩玉米剛能用牙齒啃下來，我們就鑽進齊身高的玉米地裏，撿那嫩甜的玉米棒子使勁地啃，填飽了肚子才回家。

秋天，本是收獲的季節，但在我們山裏隻有紅苕可偷。偷紅苕要用工具動靜大，容易被人發現，我們的行動都放在晚上進行。夜深以後，我們帶上鐵鍬口袋，趁夜幕的掩護摸到地裏去偷紅苕。地勢低窪的苕地裏，泥土板結，找不準紅苕的具體位置，我們就爬到山頂上的苕地裏，那兒泥土疏鬆，有的紅苕根塊還暴露在泥土外邊，一挖一個準。

我們不能多偷，因為生產隊天天有幹部進屋搜查，每次隻能挖夠吃一頓的紅苕。家裏的鐵鍋在“大煉鋼鐵”時就獻給鋼鐵元帥了，沒有鍋煮飯，我們就把偷回來的紅苕放在陶器罐子裏煮。煮飯有煙霧，屋頂一冒煙，什麽都暴露了。我們把煮飯時間都放在後半夜。那時候，檢查的幹部都睡覺了，我們點燃火放心地煮飯。往往把紅苕煮熟吃進肚子，火滅灰冷以後天才麻麻亮。

我們生產隊有個瞎子名叫陳朝安，六十多歲了，我們叫他幺公。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山上偷紅苕的地裏相遇了，“幺公，你怎麽爬上來的？不怕摔下去嗎？”我們問。

“摸著爬來的，睡在床上餓得睡不著就悄悄爬起來了。”他說，“隻要偷回去能吃頓飽飯，就是摔死、被幹部打死，都值得了。”

他挖得非常吃力，因為眼睛看不見，全憑手在地上摸。我們把挖出來的紅苕倒在他的布袋裏，叫他慢慢下山去，不要摔倒了。他很感動，一邊往山下爬，一邊說我心腸好，今後有出頭的日子。

他沒有被摔倒，但是他偷紅苕的事被發現了。他把偷回去的紅苕隻吃了一半，另一半舍不得吃給藏了起來。幹部檢查屋子時，把他偷的紅苕翻了出來。瞎子幺公被抓了現行，隊幹部把他的雙手反綁起來，吊在食堂的房梁上，用黃荊樹條沒頭沒腦抽打他，要他供出同夥的名字。

他很堅強，無論幹部怎樣拷打他，他都說是他一個人幹的，跟別人沒有關係。他說他是餓得實在受不了，才上山去偷的。老子已經吃了一頓飽飯，你們就是把我打死也沒有關係，做個飽食鬼總比做個餓死鬼好。

幹部們拿他沒有辦法，吊打一陣之後隻好把他放下來。

冬天裏的日子是最難熬的。天氣寒冷，肚子又餓。田野上的野菜早沒了，梧桐樹巳被剝光了皮，榆樹枝上早沒了葉，凡是能填肚子的野草野果，到了冬天都不見了蹤影。我們餓得實在難受，又去跟牛搶食。 

為了使耕牛能夠順利過冬，飼養員毎天下午都要煮幾斤胡豆來喂牛。我們躲藏在牛棚的角落裏，瞅準飼養員把胡豆倒進牛槽出去的空隙，我們就一躍而起，把牛吃的胡豆拚命往口袋裏裝。有的牛看見我們搶它的食物，急紅了眼，四腳不停地刨地，還彎著頭用角尖來頂撞我們。

偷吃牛食的事情很塊被發覺了，生產隊長把我們幾個小孩弄去罰站了兩個小時。因為我們幾個人是隊裏公認的乖娃兒 ，免了挨揍。為了胡豆不再被偸，飼養員又想了一個辦法：等胡豆煮熟以後，就把人尿撒在胡豆桶裏才拿去喂牛，這樣一來就無人與牛搶食了。哪知這辦法隻管了幾天，又發現有人偷食耕牛的胡豆。原來人們把尿泡的胡豆拿去用清水洗兩遍，又往嘴裏塞。

公豬房裏的豬食，也是我們搶食的對象。人民公社時期，耕牛和生豬都是集體的寶貴財產。如果沒有得到上級批準，私殺一頭毛豬是要被判刑的。那時候，集體的什麽都是寶貴的，隻有人才不值錢。公社大隊的幹部可以隨意罵人打人，打死了人往山溝裏一扔就了事。

公豬場裏的那些豬，有時比人還幸福。它們吃了睡，睡了吃，根本不愁餓肚子。飼養員害怕把豬餓瘦了，上級檢查來了受批鬥，還把紅苕煮熟了喂豬。她們把煮熟的紅苕裝在大黃桶下麵，上麵盛上潲氷，按時舀出來給豬吃。我們趁飼養員不在，就跑到飼養場裏，把衣袖捋得高高的，把手臂伸得長長的，踮著腳去撈桶底裏的豬食。我們站在豬食桶旁邊，一邊撈一邊吃，等填飽了肚子才離開。那味道雖然有些酸臭，但那時都當作了美食。

那些年，養豬場裏經常發生豬瘟病。為了防止瘟疫漫延，那些奄奄一息還未斷氣的病豬，就被社員拖到山溝裏掩埋起來。誰知這樣一來，卻給人們創造了加餐的機會。白天被飼養員埋掉的那些病豬瘟豬，晚上就被人們打著燈籠火把從土裏挖出來，刨光洗淨，大塊大塊地丟進湯鍋裏，還不等煮熟就撈出來撕啃。這些瘟豬肉，雖然無鹽無味，饑餓的人們卻象餓狼撲食一樣圍在鍋邊上，你一塊我一塊地撕咬著，咀嚼著，吃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我要不是小偷，早就餓死在荒山野嶺的山溝裏了。

三年困難時期，也有不做小偷的人。他們不是生產隊長就是支部書記。他們不偷，隻是拿！權力在他們的手裏，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夥食團裏的糧食任由他們悄悄拿回家去。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在五險岩下邊的渡口過渡，船上隻坐了三個人。一個是洋溪區的韓書記，一個是我，另外一個是個穿花衣服的姑娘，十七八歲的樣子。韓書記看了看姑娘，問道：“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六一年。”姑娘回答。

“你父親是支部書記？”

“不是，是生產隊長。”

“我就說嘛，那個年代普通老百姓連肚子都吃不飽，哪裏還能生育？”韓書記感慨萬分。

他的話把姑娘的臉說得紅一陣白一陣，顯得很不好意思。

在那饑荒年代，還有誰不是小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