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無處安身
馬克•阿爾丹•布蘭奇
康正果 譯
1873年，12歲的李恩富離華赴美。他居留美國長達54年，但始終無所歸屬。
理查·李（本科60級，醫學院64級）有個喜訊，他要和他的女友蘇珊成婚了。他剛從耶魯大學畢業，即將進入醫學院。回到康州新迦南的家中，他首先將此喜訊告訴他父母，父親把他帶入書房，關上了門。
他父親路易·李（本科27級）有個秘密。據理查和他妹妹佩妮所知，他們李家是白人 (正如佩妮所雲，母親乃愛爾蘭裔。)但現在路易卻告訴理查，他的祖父來自中國，名叫李恩富(Yan Phou Lee)，30多年前離家出走，估計早已去世。幾十年後，理查·李回憶說，“我父親和他哥哥從未向外人提及此事。因為我父親擔心，我的中國血統若被他人知曉，蘇珊和她的家人可能會拒絕我的求婚，阻止我們結婚。”
然而情況並非那麽糟糕。隨著時間的推移，理查的從醫職業也幹得不錯，有關他祖父一直被瞞著他的非凡人生，他了解得也越來越多了。他祖父李恩富於1887年畢業於耶魯本科學院，是一位作家，做過講師和編輯，他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是第一本由亞裔美國作家出版的英文書。
在美國謀生的50多年內，李恩富曾參與一個開創性的項目，在美國學校教授中國男孩，廣泛講授中國文化，為報紙和雜誌撰寫和編輯文章，並育有四個子女，他們都有各自感人的生平故事。他和他家人的故事是一幕四代耶魯校友的故事，那些傷心、悲慘和交織著勇氣拚搏的往事涉及到西方的理想主義和罪惡的種族主義。
這個故事要從另一位名叫容閎的華人說起。他先是在澳門和香港受教於耶魯出身的傳教士。18歲時前往馬薩諸塞州，就讀蒙森學院(Monson Academy)，隨後就讀耶魯大學，於1854畢業，成為第一個從北美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直到此後的20多年，耶魯的華人畢業生，僅容閎一人而已。但容閎後來回憶說，“在離耶魯之前，我已下定決心，要為中國正在崛起的一代人爭取到受教育的優勢，隻有通過西方教育，中國才能重振生機，變得開明和強大。”
1871年，容閎回國在清政府任職，終得以將此設想付諸實踐。他說服朝廷，設立了一個名為“中國教育使命”(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項目，該項目每年將把30名年齡在12至16歲的中國男孩送至新英格蘭，從中學讀到大學，全麵接受美國教育，讓他們學有所成後，把技術和工程專業知識帶回中國，創製國產的工業和軍事產品。
容閎獲任該計劃的兩名委員之一。他們招募的男孩大多來自上海和廣東地區。那時候要招到已受過足夠教育的男孩出國留學並非易事，出國留學被認為是一條背離儒家讀書做官前程的歧途。報名應考的男孩大都是商人的孩子，而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孩子則為數極少，12歲的李恩富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祖父是一位教育官員，父親經營花轎租賃生意，不幸在他未滿12歲之前就已去世。當一位在上海的表親告訴李家有關送幼童出國留學的消息時，李恩富征得母親同意，隨即應考。他後來回憶說，“能趁此機會一覽海外的世界，正是我那時的心願。”
孩子們先是被送到上海作行前受訓和學習英語，每年從中選派30人出國。李恩富在次年被派往國外。1873年，他和他的同學們在上海乘輪船出發，途經橫濱，在舊金山上岸，然後乘火車抵達馬薩諸塞州的春田。他在後來所寫回憶錄中所說：“在我們一路東行的旅途中，除了火車遭搶劫、隨後的引擎撞壞和工程師被謀殺之外，再無其他情況敗壞我們初次乘坐火車的興致。”接下來他又描述了一段令人痛心的經曆，包括槍聲、金幣失竊和打扮成印第安人的強盜。考慮到他那本書屬於兒童讀物，難免讓人懷疑他所寫的事件是出於虛構，還是經過修飾。但當時的報道多少能證實他的記錄。據雲那年7月，一列火車在愛荷華州阿代爾附近的確遭到傑西·詹姆斯(Jesse James)搶劫，一家報紙報道稱，乘客中確有30名中國學生正在前往馬薩諸塞州的春田。
在此前兩年，容閎已移居哈特福，在那裏成立了留學生總監部。通過他在耶魯和公理會教會的關係，容閎在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西部組建起一個寄宿家庭係統，學生們在學期中可分別寄宿不同的家庭，假期中則定期聚集在哈特福那座精美的維多利亞式總監部大樓學習中文，以確保他們不致荒廢母語。
李恩富被安置在春田一位醫生家，醫生名叫亨利·維爾，他妻子名叫薩拉。李恩富回憶他初抵車站時的情景說，“薩拉摟住我，親吻我……那是我此生接受的第一個吻。”(李在後來的生活中仍然與這家人保持密切關係，並給他兒子克萊倫斯起的中間名是維爾。)
這批留學生學業優良，頗受稱讚，在哈特福開明人士圈內備受關注。那時候作家馬克·吐溫和斯托夫人家，以及由耶魯大學校董，極負名望的約瑟夫·特威徹爾牧師所主持的避難山公理會教堂都在總監部大樓附近。特威切爾成為包括李恩富在內的許多學生的重要朋友和盟友。到1877年，耶魯大學第一個畢業的學生曾溥從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畢業，成為繼容閎之後第一位從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
李恩富先是就讀春田公立學校，1878年轉入紐黑文的霍普金斯中學，在那裏他寄宿在另一人家。1880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英語寫作成績也名列前茅。那年秋天，他與其他5名留學生進入耶魯大學。(耶魯當時是最受留學生歡迎的大學：43名進入大學的留學生中，有20人被耶魯錄取。其次是麻省理工學院，另有8名留學生進入該校。)
然而就在李恩富和他的同學們在學業上取得巨大進步的時候，清政府風聞的報告卻引起了朝廷對留學生的擔憂。受到基督教家庭和美國文化的熏陶，學生們吸收的知識遠超出容閎所承諾的科學和工程專業知識。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美式著裝，還有個別人剪掉成年男子應蓄的辮子。
更加引起總監部不安的是，許多人對基督教產生好奇心，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似乎已暗地裏改變信仰。李恩富後來寫道，1876年著名的福音派牧師穆迪(D. L. Moody) 在春田的複興布道會也讓他有所動心。他說：“我親自拜見穆迪先生，此行堅定了我要做一個基督徒的決心。”隻是因擔心自己被遣返中國，他始終不動聲色。
1881年夏，消息傳到哈特福，清政府命令全體學生回國，留學項目立即被草率撤銷。李恩富就讀耶魯僅僅一年，就被迫棄學而歸。在哈特福火車站，留學生們與當地的朋友和所寄宿的家庭揮淚而別，踏上了穿越美國大陸的歸程。
他們回國後受盡冷遇。盡管學生們承諾效忠朝廷，但滿清當局卻認為，留學生浸淫西方教育，已荒廢中文技能，他們的西化做派也難以適應衙門內的工作。他們於是多被派往海軍做技術工作，李恩富則被派到他並不樂意去的天津海軍軍官學校。在幾年後接受的的報社訪談中，他說：“我們回國後所受的待遇形同罪犯，統統被關起來嚴密監視，以防逃跑。”六個月後，李恩富溜之大吉，他趁休假之機擅離職守，前往香港。
在此後的一年左右，他努力工作，籌集返美的旅費。在此期間，他在廣州的一個長老會教堂受洗為基督徒。在1883年聖誕節，他剪掉辮子，隨即登上一艘去紐約的輪船。
那時候李恩富並無家人和官方資助，要回耶魯讀書，隻有自謀生路。他硬是靠自己寫作和演講的技能，向美國受眾講述中國的國情和習俗，並在一家名為《覺醒》的兒童雜誌社找到一份工作，在該雜誌上發表了12篇描述他在中國童年生活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結集為一本專著，題名《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於1887年出版。正是因此書，李恩富成為首位出版了英文著作的亞裔美國作家。
1884年秋，李恩富靠他辦講座的收入，得以重返耶魯就讀，成為1887屆的大二學生。他在演講和英語寫作方麵獲得大獎，被選入博學者學會和北美最古老的學術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此後他又在畢業典禮上榮膺畢業生演講嘉賓。
1887年，禁止中國移民的《排華法案》已頒布五年，有關“中國問題”的爭論仍充斥美國政界。從某種程度上說，李恩富早在畢業前已確立其的作家和演說家的身份，他向美國受眾介紹了風趣的異國風俗，讓他們領會到中國文化的值得親善之處。但他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則另當別論。他在演講中為中國移民激烈辯護，並痛斥了美國人的偏見，因而在耶魯的精英聽眾中一時引起轟動。《哈特福報》報道說，“在中心教堂眾多的畢業典禮演講中，香山華人李恩富的演講特別引人矚目。他的演講不斷被響亮而持久的掌聲打斷，這是正式場合少有的現象。他暢抒自己的想法，講述了華人的處境，以切入官方政策的方式發表言論，起碼讓在場的政府代表們感到十分動聽。
但來自紐約的政治家和未來的參議員Chauncey Depew卻在當天晚些時候打趣說：“今天早上我聽到包括李恩富在內的十幾個人在中心教堂演講，我得出的結論是華人非走不可。我們不能容忍這種競爭，我和議員William Evarts均持此看法。”
26歲的李恩富一時間似乎獨占鼇頭，他剛從耶魯大學畢業，即打算在秋季讀研。他已出版一本新書，又交上了一群關係很好的朋友，畢業典禮剛過一周，他就娶了一位年輕富有的紐黑文女子，其家乃紐黑文建城時期的老戶。
李恩富到底如何接識24歲的伊麗莎白·莫德·傑羅姆(Elizabeth Maude Jerome)，並無確切記載，兩人畢竟同在紐黑文居住數年，有可能是在教堂和社交圈中邂逅相逢。傑羅姆是赫澤凱·吉伯特 (Hezekiah Gilbert) 的孫女，赫澤凱在今日的西河附近擁有土地。(這家人住在吉伯特大街)。伊麗莎白是她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據一份八卦報紙的估計，她預計繼承的遺產在6.5萬美元到10萬美元之間，可折合現在的200萬到300萬美元。
婚禮在新娘家舉行。約瑟夫·特威徹爾牧師主持了儀式，來賓包括耶魯大學的教授們和容閎。全國各地的報紙都以不同程度的讚同、好奇和興奮報道了這樁婚事。(隻要你在現存的舊報紙中搜索到李恩富的名字，就可看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種隨意嘲諷華人的種族主義態度多麽可笑。) 新婚夫婦去羅德島的望丘歡度蜜月，但報紙報道說，他們縮短了旅行，因為“每當他們出外散步，都會碰到數百隻好奇的眼睛注視著他們。”
到1889年底，李家有了兩個孩子，女孩名珍妮，男孩名吉伯特。李恩富在研究生院就讀的時間並不長，1888年，他受耶魯大學同學的邀請，前往舊金山，在該同學家的銀行工作。伊麗莎白在那裏曾陪他短暫逗留，不久即返回紐黑文。當李恩富於1890年回到紐黑文時，他們的婚姻因受外界的流言蜚語及媒體的渲染而告終。
那年五月，據報紙上報道說，伊麗莎白指控李恩富有婚外奸情而提出離婚。又據《波士頓環球報》報道，李從加州抱病歸來，經醫生診斷，說他患有一種難以治愈的體質性疾病，其實就是委婉地暗示他染上了性病。50多年後的1944年，李恩富的女兒珍妮·傑羅姆在給她的家庭律師所寫私人信件中曾微妙地暗示說：“我媽媽與父親離婚，是因為倫納德·桑福德醫生告訴她，我父親的私生活十分墮落，與他這種人過下去太不安全。”珍妮更提說她父親曾偷他嶽母的錢，說他“想把一個年輕的華人女孩介紹到她家裏，口頭上說是給我當保姆，實際上是奉陪他。”
李恩富放棄對簿公堂，他寫信給特威徹爾牧師，說他實在不想“去法庭上辯白那些家醜是非。他對《紐約世界晚報》說，眾多麻煩都肈自他的嶽母，她憎惡他“如同毒藥”。
在這場轟動一時的離婚事件後之後，李恩富便與和他妻子家恩斷義絕。伊麗莎白恢複了她娘家的姓氏——傑羅姆，吉伯特和珍妮也不再姓李，從此隨母而姓。珍妮在她1944年所寫的信中說：“我母親對他的嫌惡與日俱增，她終生痛悔自己的草率成婚之舉惹她母親不悅，更給兒女招致羞辱，害得全家人痛苦不堪。”
離婚事件和傳自外界的醜聞肯定抵消了李恩富17年來在紐黑文和新英格蘭建立的友誼和人望。在離開紐黑文後的十年中，李恩富盡管想方設法，發揮他西方精英教育和中國背景相結合的優勢，卻因遭受嫌疑和歧視，不得不頻換職業，輾轉各地。
從1890年到1900年，他從事的工作堪稱五花八門。他曾在紐約出版一份主日學校雜誌；在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的一所華人學校做過助教；在南方各地宣講，有時被誤稱為李恩富牧師；他還曾短暫就讀範德比爾特醫學院；1893年，據某家報紙報道，他曾在芝加哥的世界博覽會上做算命先生；他還經營過一家鄉村商店，為《聖路易斯郵報》(St. Louis Post-Dispatch) 寫過一篇揭露醜聞的報道，內容是關於黑幫分子經營的紙牌遊戲。他在紐約的法院當過口譯員，在1897年田納西百年博覽會和1899年費城國家出口博覽會上經營中國展覽館，在特拉華州經營一家卡車農場。
正是在田納西州，李恩富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索菲·弗洛倫斯·博爾斯 (Sophie Florence Bolles)，兩人於1897年結婚。1904年，他們與兒子克拉倫斯·維爾·李 (Clarence Vaille Lee) 和路易·愛默生·李 (Louis Emerson Lee) 在新澤西州北部定居。第二次婚姻持續了30年，但未必幸福。
他們的孫女彭妮·溫菲爾德（Penny Winfield）說：“他們的婚姻並不成功。索菲·弗洛倫斯很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李恩富那麽年輕就來到美國。他確實曾與他在美國寄宿的家庭很親近，但我還是覺得他缺乏建立親密人際關係的能力。”
不管他們一家人在一個地方居住的時間短還是久，李恩富總是在從事很多不同的工作。他曾在新澤西州的兩家小鎮報紙做過編輯，還在唐人街做過幾年家禽生意。20世紀20年代，他任《美國銀行家》(American Banker) 雜誌的執行主編。關於這份工作，李在他的第50屆耶魯校友聚會紀念冊中說，他“竭盡全力，編成一份很好的金融雜誌，”在1927年辭去那份工作時，他還說“那出版商待人不錯，他不隻欣然接受我辭職，還送給我一塊好手表。”
李恩富以嘲諷的筆致敘述了導致他在那一年離開家人，回到中國的不滿心情，其時他已65歲。回到中國，他先是在廣東教英語，然後在1931年至1937年期間編輯英文《廣東公報》（Canton Gazette）。隻可惜事與願違，李恩富回到了中國，卻沒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平安。1938年，日本開始轟炸廣東。1938年3月29日，在他與耶魯同學的最後一次通信中，李恩富寫道，“我們這裏正在經曆一場戰爭，一場野蠻的、慘無人道的戰爭。日本的轟炸機每天都會空襲這座城市，有時多達三、四次。人人都得為活命而自救，哪會有時間去上曆史課。”李在1938年曾寫信給女兒珍妮和兒子克拉倫斯，向他們要錢，此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他的家人推測他死於空襲，即使找到了他的屍體，恐已麵目全非,難以辨認。
1894年，在他所接受的訪談中，李恩富對自己多變的職業生涯表現出憤世嫉俗的態度。他說：“至於我未來的計劃，可以說我已安於不做任何計劃。我的座右銘是‘不抱期望，就不會失望’ ”。
在眾多的耶魯畢業生中，像李恩富這樣最初滿懷希望，此後卻潦倒終生者絕非僅他一人。很難確知，他的困境到底與他那有時顯得尖刻的性格，以及他不同尋常的青春期，抑或他所麵臨的偏見有多大的關係。他的曾孫本•李（Ben Lee）說:“我想他是那種無論到哪裏都沒有歸屬感的人。”
李恩富很晚才被定位為亞裔美國作家的先驅，這一進展庶幾可告慰他於地下。史密斯學院英語係和美國研究教授弗洛伊德•張（Floyd Cheung）說，早期的亞裔美國文學學者對李恩富那本《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多持不屑一顧的態度，他們認為該書“雖以富有異國情調取勝，卻難免有刻板老套之嫌。最近，包括我在內的一些評論家都認為，李恩富利用他嫻熟的體裁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畢竟是做了有益的文化工作。”
李恩富離美時曾接受美國移民官員的詢問，當他被問及屬於哪個國家的公民或臣民時，李答曰：“這很難說。我曾拿到成為這個國家公民的第一份文件，但由於排華法案從中作梗，我至今沒拿到最後一份文件。”
“那你該算是中國公民了吧？”
“我想就算是吧，也可說我不是任何一國的公民。”
已故的亞裔美國文學學者淩艾美(Amy Ling)在一篇談及李恩富的文章中道出了李這種身份曖昧的處境，並進而作出更為明確的闡述。也許淩這番衡量李恩富身世的話能讓他地下得到安息。她說：“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人死後必須歸葬故土，他們應有子嗣繼承家族的姓氏，以便上墳燒紙，祭奠他們的亡靈。否則，他們會成為孤魂野鬼，無所歸屬，難以蔭庇陽世的兒孫。李恩富並無已知的安息之所，他死後仍如生前，魂魄伶仃，遊蕩在陰界和陽世之間。無人可給他掃墓，正如他沒能給他的養父掃墓。在兩種文化相遇的邊界上，李恩富可謂陷入此艱難處境的首當其衝者。也許正因如此，不知在何處安息的李恩富似乎得以孤立於封閉的中國傳統習俗之外，同時也與美國的種族主義拉開了距離。因此他得以安息在他自己的處所，一個亞裔美國人特有的處所。”
李恩富姓傑羅姆的兒女
李恩富第一次婚姻育有兩個孩子，兒子吉伯特和女兒珍妮。他們成長在紐黑文白種-安格魯-薩克遜-新教（WASP）的特權社會中，兩人均與他們的母親及其家人盡可能從他們的生活中抹去他們父親的存在，包括不再姓李而改姓母親娘家的姓氏傑羅姆。關於珍妮，《紐黑文紀事報》（New Haven Register）後來概括勾畫說：“她童年時所受的教養毫無東方人的特徵。”但珍妮卻說，他們還是因長相而受到同齡人另眼相看。她後來告訴訪談者說：“我們經常獨自玩耍，但不管怎麽說，我們比其他人更關心文化問題。”
珍妮隻是在就讀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四年中一度離開紐黑文，她認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她此後在紐黑文公共圖書館做了35年的藝術圖書管理員。她顯得與眾不同，在她整個的成年生活中，她都把頭發編成辮子，身著白色蕾絲領子的黑衣。1910年代，她和母親住在他們在韋斯特維爾（Westville）建造的住宅內。1939年母親去世後，她一直住在那裏，直到1979年91歲去世。她終身未婚。
而她的弟弟吉伯特卻享年甚短。他是一個頭腦機械的男孩，喜歡畫漫畫。他就讀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1910年畢業，獲電氣工程學位。他是美國新童子軍在紐黑文的第一個成員，大學畢業後，他在紐黑文的童子軍中獲得一份帶薪的工作。
但吉伯特酷愛航空飛行，1917年在佛羅裏達度假時，他遇到了耶魯的朋友，他們讓他第一次坐上了飛機。在他度假期間，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沒有回家，而是直奔華盛頓特區，加入了陸軍航空隊，隨即在麻省理工學院受訓後便從征出國，加入法國第八軍，駕駛SPAD雙翼飛機。1918年7月11日，在一次晨間巡邏中，吉伯特·傑羅姆中尉擊退了幾架德國攻擊機後，他的飛機在布拉蒙特村附近被高射炮擊落，他因此喪生，隨即被安葬於當地的一個公墓。他母親和姐姐後來前往法國，把他的遺體帶回了紐黑文埋葬。
李恩富姓李的後代
李恩富與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一起生活了30年，在新澤西育有兩個兒子。老大克拉倫斯（Clarence）在安納波利斯考入美國海軍學院。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他在太平洋和巴拿馬運河地區服役，二戰期間隨軍出征。戰後他回到安納波利斯，在那裏他教授天文導航直到他退休。他於1983年去世。
路易·李則追隨其父就讀耶魯。他在謝菲爾德科理工學院學習工程，於1927年畢業，然後在長島從事建築業務。二戰期間服役後，他與家人遷居康州新迦南，後來創辦了自己的建築公司。他於1989年去世。
路易的孩子們在其成長過程中並不知曉自己的中國血統，但路易和克拉倫斯在他們的生活中未能幸免歧視。在克拉倫斯的安納波利斯年鑒中，他的諢名竟是一個醜陋而常見的種族蔑稱。1938年，克拉倫斯在聖地亞哥海軍服役時，他和他的白人未婚妻弗吉尼亞不得不去亞利桑那州結婚，因為他們的婚姻在加州是非法的。據路易的女兒彭妮·溫菲爾德 (Penny Winfield) 事後得知的情況說：“我父母曾試圖加入新迦南鄉村俱樂部，但被否決了，因為他是亞裔。”
路易的兒子理查·李(Richard Lee)，1964年在耶魯獲得醫學博士後成為內科專家，並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SUNY-Buffalo)擔任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他應邀加入一個醫療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帶妻子蘇珊和他們的兒子馬修（Matthew）和本（Ben）（譯者按：此說與事實似有出入。本在訪談中說，1984年，父母讓他輟學一個半月，帶他去中國一趟，並沒提到馬修同行。）經過這次旅行，理查開始有興趣更多地了解他祖父和中國教育使團的情況。2003年，他重新出版了祖父的遺作《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理查於2013年去世。本·李從中國回國後開始學習中文，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作為第四代李家人，他參與雅禮協會的中國項目，前往中國教授英語，（譯者按：還獲有他的中文名字——李班明）。
李班明返美後在耶魯大學獲得東亞研究碩士學位，隨後在美國的私立學校任教多年。五年前，他被聘為上海美國學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浦東校區的高中校長，總算給家族的故事後續了令人喜悅的光彩。他說中國人現在很有興趣了解他曾祖父的經曆，並特別指出，“今日的中國處於一個引人注目的曆史時刻，因為中國人重新開始送孩子到美國讀書了。這種回顧海外留學先驅者的強烈欲求已引起眾多的媒體關注。”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e Yale Alumni Magazine May/Jun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