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一
1994年秋季學期開學，我在耶魯東亞語文係的中文項目（Chinese program）任職資深講師（senior lector），時年50歲。與該項目其他五位來自台灣或1949前即移民美國的教師相比，我年紀最輕，是首次聘自中國大陸的教員。耶魯東亞語言部成立於二戰時期，由美國軍方出資，專門培訓軍方人員學習中、日、韓語言，初名“遠東語文學院”（the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冷戰時期，教學規模擴大，曾在該處學習中文的空軍學員總計達2,900人之多。我在係秘書辦公室看到一幅該處教職員在1953年合影的黑白照片，男女華、洋教職員濟濟一堂，共計26人，於此可想見當年中文教學的一時盛況。1971年與軍方終止合同後，語言部始歸並為東亞語文係（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麵向耶魯大學的學生開設中、日、韓三種語言課程。
語言部的教師類似國內大學聘用的外教，一律由說母語的教員擔任。申請這“lector”一職，比起獲取在文學部講授中、日、韓文學，僅招收博士生的教授職位，所應具備的條件要低很多，你隻需擁有各自母語國大學的碩士學位，即有受聘的資格。在美國教中文的日子既久，對中文教學界的情況逐漸了解較多，我才真切感受到，來美國教中文教在了耶魯，實屬此生的善緣，算是我移居生活中莫大的幸運。耶魯的語言教師聘期三年，隻要教學沒有什麽特別大的問題，總會一直續聘下去，可謂每三年走一下評議過程的終身教職。而在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語言教師多被當做無足輕重的教學勞力使用，任期大都有限，在這種勞力無常更換的過程中，很多教師無緣無故，就會突然失去工作。我經常假想，當初來美國要是投靠那些大學，我恐怕早就幹不下去，打道回府了事。
國內教委的官員來耶魯參觀時常會問我“你們中文係有多少學生”的問題，我總是以“一個都沒有”作答。接下來我就給他們解釋說，耶魯大學並無像中國大學那種招收外語專業學生，一連四年專門學習外語的外語係。開設各語種的選修課，為的是應對本科生必須拿到一門外語課學分才可畢業的要求。打個比方來說，我們中文項目的設置，就像國內大學都有公共英語教研室一樣，是讓本科生來掙他們所需的外語學分，而非培養從事中文專業工作的本科畢業生。絕大多數學生來選修中文課，隻是為拿到外語學分，比起國內大學內不少學生那種為出國留學而拚考試的英語熱勁頭，美國學生學習外語的動力明顯要差很多了。就我所見，大概隻有對中國文化懷有專業興趣的極少數學生顯得更加勤學，他們有可能在畢業後進一步讀研，專攻東亞研究或中國文學。
我初來中文部時，這裏一直沿用一套老掉牙的教材，課文和對話中的用語及詞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三十年代作家的行文風格和舊小說中人物說話的語氣。我在課堂上帶領學生做練習，照本宣科，給他們作示範朗讀，總覺得讀起課本上那些對話，不太順口，時有別扭感。教師們在辦公樓見了麵，都顯得十分客氣，互相提起另一位教師時，都以某先生和某太太稱呼。初來乍到之日，走進廟街（Temple St.）上這座紅磚結構的陳舊樓房，與幾位教師畢恭畢敬地打起招呼，恍惚間頗有點回到了1949年以前語境中的感覺。
二
我們的教材通用繁體字，隻因在國內一直寫簡化字，從前學過的繁體字現在寫起來倍感生疏。初來乍到的日子裏，我每次備課時都像學生上課前準備聽寫測驗那樣，反複預習某些筆畫繁多的繁體字，以免課堂上板書時提筆忘字，寫出錯誤，讓學生和其他教師看扁了自己。老教師們待學生都極其溫和，有位郭太太是位老好人，尤其疼愛學生。她曾特別關照我說，洋人寫漢字很不容易，學生的聽寫測驗若偶有少一點或多一橫的錯誤，讓我少扣點分數。我對她的建議很不以為然，便當麵糾正她說：我們寫英文單詞若少寫或多寫一個字母，可否被輕易原諒？那時候尚無電腦設備，辦公室內隻有英文打字機，我們出題考試，需自己先手寫個底本，然後在複印機上印成試卷發給學生。我在1997年用自己的教學研究經費買了一台電腦，開始練習電腦打字，率先在課堂上推出電子版試卷。此後約莫兩年，學校才開始給每位教師配備了電腦。再往後，教室內陸續裝上多媒體教學設備，我們在屏幕上音像並用，教學方式隨之大大改近，教學效果自然比從前好了許多。
再往後老教師陸續退休，我自然晉升為中文項目中最年長的一員。新聘的年輕教師多來自國內，與我的經驗比較接近，經我們多次向係領導建議，終於廢掉了那套由老前輩教師編寫的權威教材。我們開始改用其它有繁簡對照版的新編教材，在教學上推行認繁寫簡的方案。但年輕教師一般都不喜歡，也不熟悉繁體字，後來的情況便走向另一極端，到如今基本上已實行全麵簡化字教學，不再強調認繁寫簡的原則。說起漢字的繁與簡這個問題，美國學生學中文別有其中國學生體會不到的負擔，那就是讀寫方麵得繁體簡體雙管齊下。你識繁不識簡，無法到大陸留學和辦事。但海外的中文出版物均為繁體，你若識簡不識繁，一到港台，就會有所學非所用的挫折，更別說到台大ICLP那樣優秀的華文教學班留學。簡化字推行六十多年，造成的文字分裂狀況至今貽害甚多，它在傳播中國文化及信息交流上造成的偏廢和障礙，更甚於兩岸的分治和對立。不少有識之士都對此嘖有煩言，近年來國內的人大開會，就有個別代表多次提出恢複繁體字的提案。
我的英文聽說能力很差，所以從沒擔任初級班的教學任務，自始至終，都是教中級班和高級班。有位老教師是著名詩人，常喜歡把他的高級中文課教成文學課，在他退休
後，他曾教授的高級班課程連教材一並轉交給我接班。我發現該教材太偏重文學作品的閱讀，內容和用語與當前的日常語境嚴重脫節，隻好把他選入大量五四作家作品的教材全部扔掉，隨後另起爐灶，邀三位年輕教師——牟嶺、許沛鬆和李戎真——與我合作，自編了一部教材，題曰《中國萬象——生活•文化•社會》。舊有的高級中文教材多偏重範文閱讀，教給學生的詞匯和用語大都不太切合當今日常生活中的實用語境。我的原則是，與其削足適履，選用名家範文，讓學生記一大堆在一般交往中很少使用的詞匯，不如切合實際，由授課教師自己撰寫課文，把急用先學的用語編入可讀性更強的課文和會話。我為這套教材寫了十八篇課文，並與三位合作者配合課文，編寫了閱讀和聽力的課堂練習，以及相應的課外作業。該書分上下兩冊，每冊各有九課，可供高級中文課程一學年使用。上冊重點描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談時尚，話品味，從養花、休閑、美容一直趣談到投資創業、美味佳肴和流行歌曲。對本來就在這方麵有感性經驗的華裔學生和不少短期留學過大陸或台灣的非華裔學生來說，課文中涉及的都市情調和當代文化現象，閱讀和討論起來尤能激發他們開口說話的興趣。下冊重點討論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從環保、“三農”、下崗、高教收費到網上活動、官員腐敗、民工遭遇，種種敏感而有爭議的話題均予以聚焦描繪，稍作引導性的評議。對試圖通過報刊、網站上的文字了解中國社會現狀以及調研某些政治、經濟專題的美國學生，這些課文既包含了實用的詞匯，也提供了具有引導作用的信息。與現有的高級中文課本一般多偏重報刊文選和小說選讀的取向相比，我們這部自編的課文不存在風格雜亂，用語過時，文藝腔，社論體等美國學生學起來既吃力又不實用的缺陷。風格一致的課文力求行文生動簡潔，用語規範純正，為當前全球化背景下討論和描述相關話題的美國學生提供了一整套合式的用語和句型，確立了一組可資習作的範文。
以下是該書的目錄：
我們這部自編的教材2007年由美國的lulu.com以POD（print on demand）方式出版，在網上銷售，有個別高校也采用了這部教材。這部教材雖由我主導，並為我教授的課程所用，它的順利完成則是其他教師與我密切合作的功勞。若沒有其他三位教師的協助配合，我單槍匹馬是絕對編不出這部出版後頗受歡迎的教材的。就拿我獨自撰寫的十八篇課文來說，我每完成一篇，都傳給三位合作者閱讀，經他們反饋建議，我反複修改，最後才慎重定稿。這部初編的教材，我們一邊編寫，我一邊在課堂上試教，並隨時與三位合作者商議修改，直到2007年初，才全部定稿完成。記得那是在2006年12月學校放寒假的前夕，我們四個人在辦公室修訂完下冊最後一頁的時候，窗外飄起雪花，走出紅磚樓，街上闃無人跡，已是深夜一點之後。在版權頁上，我並沒以主編自居，與其他合作的教師平行署名，所得版稅也全部平分。自出版至今，我分得的版稅雖談不上很多，但仍比我正式出版的那幾本著作所得的收入要豐厚一些。我拿自編的教材教高級班一直教到退休，接班我課程的蘇煒老師至今仍沿用此書，把該課程教得一直都很受學生歡迎。
我平平淡淡教了十八年中文，能留下這部自編的教材，總算在我此生最後的一段職業旅程上留下了一痕聊可自慰的足跡。就我的書寫生涯來說，我在編寫這部教材上的成功感絕不次於我那些頗受好評的著作。
除了教這門主課，我還針對極少數中文水平較高的學生開設了其他三門選修課程。其一是“看電影，學中文”（Chinese 165a: Chinese through Film）課。該課程選擇使用普林斯頓大學所編教材：Read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中國側影》），我同時也配合自選的影片補寫了相應的課文和練習。教授這門課程，是通過看電影來提高學生中文的接受表達水平，自然更偏重培養他們的聽說能力。我要求選課者課前預先看一遍配有英文字幕的電影，上課時先完成課前小測驗，藉以檢查他們是否看懂了將要討論的電影。接下來廣泛使用教室內的多媒體設備，逐個放映牟嶺和李戎真兩位老師幫我製作的影片片段。每放映一個片段，我便向學生提出相關的問題，讓他們口頭回答。此外，課本中每一課都選有影片中的幾段人物對話，我讓學生在課堂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現場表演，朗誦那些台詞，他們每一次都表演得十分投入，氣氛熱鬧。最後則由學生各自提出相關的問題，圍繞本課所看的電影展開課堂討論。畢竟是外國人看中國電影，學生們的觀感和疑問往往表現出令我眼睛一亮的新穎角度，加深了我對此類舊影片的理解。配合所看的的電影，我還穿插著邀請碰巧來耶魯訪問的編劇和導演到我的課堂上與學生交談。其中有《霸王別姬》和《活著》的編劇蘆葦，著名的紀錄片製作人胡傑，西影導演吳天明等人。
其二是“中文寫作”（Chinese 165b: Chinese Composition）課。這門課更偏重培養選課學生閱讀和寫作的能力，通過一學期的閱讀寫作訓練，幫助學生掌握描寫、敘事、議論、說明等基本的寫作技能，並學會準確使用標點符號。全課程的寫作訓練分為寫景、詠物、敘事、寫人、說明、情趣、隨感、評論八個單元，針對這八個專題，我自己編寫了《觀察·思考·表述——高級中文讀寫教程》這本教材，教材中的範文也避免選用朱自清《荷塘月色》之類缺乏模仿價值的美文，我堅持就地取材，全部選用我係中文部教師——孫康宜、蘇煒、牟嶺和我本人——的散文作品。這門課是小班製，選課學生較少，我經常麵對麵給學生批改作文，了解到學生沒說清楚的意思，告訴他們準確的表述。每一個單元結束，我都讓學生在課堂上朗讀他們的作文定稿，鼓勵互相提問，合朗讀與演講為一體，不隻激發了他們的寫作興趣，同時也提高了口頭表達的能力。他們寫出了很多有創意的作文，所有的作文至今都保存在我電腦中專為這門課設立的文件夾內。
其三是“文言入門”（CHNS 170 / CHNS 560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課。這門課也供研究生選修，使用普林斯頓大學袁乃瑛等教師所編的《文言基礎讀本》（Classical Chinese: A basic Reader, 3 volumes）。係領導派我教這門課純屬例外，因為在美國高校東亞係中，講授文言課向來是教授的教學特權和學術榮譽，一般都以英文授課，長期以來，這種封閉性的教學方式已形成某種嚴守的規則。選課學生所學的文本盡管是中文，老師講授的全過程則是英語。老師教學生學習文言課文，通常隻要求他們認識漢字，領會文義，並不要求他們出聲朗讀，更談不上用現代漢語作解釋。從頭到尾，老師所教的和學生所學的都是紙麵上的啞巴文章。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的文言課上親臨聽課，自始至終，沒從教師和學生口中聽到一聲字正腔圓的漢字發音。聽完那節沉悶的文言課，我頗有看了一場尤奈斯庫荒誕劇的感覺。那一年我係教文言課的老教授住院治病，休了長假，出於應急，這門被視為特別高級的語言課程才突然派到了我的頭上。我沒有能力用英語講授該課程，係領導隻好應允我用現代漢語授課。我在我的教學大綱（syllabus）中有言在先：“Instructional language is exclusively Chinese”（教學語言完全是中文）。這門原有的啞巴課從此在我的課堂上進行得有聲有色，課本中那些選自《論語》、《孟子》、《道德經》和《左傳》等先秦典籍的精品段落才從純視覺的默認中解凍出來，在學生口中發出了每一個漢字原有的聲音。跟著我的領讀，他們在課堂上朗朗上口地“之乎者也”起來，用稍顯笨拙的普通話腔調讀出了經典文字古雅的韻味。這門課的課文通用繁體字，因而嚴格要求學生必須準確地“認繁”，我發給他們的習字帖、作業和試卷也都是繁體字，盡管他們做作業和在試卷上回答問題被允許“寫簡”。
常言道，教學相長。我從小耽讀古文，並無老師講解，屬於浸入性（immersion）閱讀，多是在反複閱讀中漸進地從上下文中默會文義，因而對所讀文字的領會多處於不求甚解的狀態。現在要用淺顯易懂的現代漢語給學習第二語言的學生講解文言文，就得明晰地分析句子結構，必須把主謂賓的關係，某字某詞古今含義的異同，意動和使動用法等死摳字眼的問題講解清楚，這就迫使我重溫古漢語語法，針對文言文的某些特征，舉學生熟悉的英語例子做對比，把我平日隻滿足於“知其然”的意會水平講解得讓學生領悟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在講授這門課的過程中，我給自己也補了不少課，甚至還糾正了從前閱讀古文的某些疏漏和誤解。後來那老教授返校照舊教他用英語授課的文言課，與我這邊的中文授課形成了唱對台戲的局麵。我的選課學生逐年增多，他的選課學生越來越少。老教授極其不悅，要求把他的課設為必修課，把我的課設為選修課。麵對這一尷尬的情況，我隻好主動放棄繼續教這門文言課，轉而去教我的寫作課和電影課了。
三
我在耶魯教書十八年，除了幾次輕微感冒，沒生過任何重病，所以十八年沒缺一堂課，從未請過病假。隻有2007年我母親病危，請假一周回西安探望。就僅僅這一周的缺席，也是請我的TA (由中國留學生擔任的助教) 代課，按課時給人家付錢，應該說並不欠學校和學生什麽。讓其他教師幫忙代課或補課，自己出外開會數日之類的事情在這裏通常是行不通的，一個蘿卜一個坑，各個教師的課時及其使用的教室均有固定的安排，沒有誰在你缺席時能為你補缺。所以這裏凡屬美國範圍內的學術會議，與會者差不多都在周五下午報到，周六及周日上午開會，開完會當日下午即乘機返回各自的學校，以便星期一照常上課。特別是在耶魯大學，尤其重視按時上課，即便是大牌教授也不例外。
教師上課的時間段基本上由教師自己選擇，你得預先上報給有關部門，開學後即可去已給你排定的教室上課。那些教室分布於市內不同的街道，上完這門課，緊接著再去上那門課，學生們總是匆忙奔走，從這條街的某號某室趕到那條街的某號某室，常跑得他們十分緊張，有時候會遲到幾分鍾。我的教學定額是每學期開兩門課，每周上九個課時，我把這九個課時分別排在一、三、五，一周內有四天都可待在家裏備課和批改作業，搞我自己的閱讀和寫作。批改學生的作業比較頭疼，尤其是作文，改起來很費心思和時間，我每改幾篇，就得聽聽音樂，以緩解大量病句錯字造成的煩擾。盡管如此，我還是有耐心隨時記錄下學生作文中常犯的典型錯誤，在作文評講時一一列舉，以利他們改善糾正。
我們每學期正式上課13周，複課一周，考試一周，其間秋季學期有秋假一周和感恩節假，春季學期有兩周春假，暑假由五月中旬放到九月初開學，聖誕假從聖誕前放到元月上旬。學生休假，老師跟著歇業，一年有少半年都在休假中。在這些課餘的日子裏，我按自己的計劃讀書寫作，再穿插著一些國內外的短期旅行，日子過得自在而悠閑。我妻子總是說，比起她每日八小時的車間工作，我這份工作不知享福到哪裏去了，要是給她幹，她絕不退休。所以她總是敦促我接連續聘，奉勸我不要過早退休。我勉強幹到68歲即退休回家，她至今仍有抱怨，嫌我退得太早。
我在耶魯教書十八年，沒在教學質量上出過任何問題，也沒觸犯過哪條校規。對於把中文當外語來教的工作，我既談不上有多麽專業，也不敢自詡有多大程度的熱心和奉獻，隻能說做得還算敬業和盡力，把這份謀生的工作幹得無可指責而已。要論日常的工作表現，應該說與在西安交大並沒有兩樣。之所以得以平安無事，把這份工作幹到68歲完滿收場，全都歸因於脫離了那動輒得咎的政治環境，移居挪窩到耶魯這個更加注重優化選擇的教學園地。十八年來，我沒有參加過一次中國院校內那種總支書記政治訓導的全係大會，沒遭受任何人的不良舉報，也從沒被叫到領導那裏挨批評寫檢討。東亞係和東亞研究中心，每年秋季開學都會舉辦一次正式的reception（招待會），教師們在一起吃點甜點，喝杯紅酒，聽係主任或中心主任給大家介紹一下新來的教師和新招的博士生。簡短的講話幾分鍾即告結束，與會者多是在一邊聊些各自的假期見聞，互相寒暄一陣，散會後各回各家，整整一學期都未必會碰麵幾次。教師之間，領導和下屬之間，很多事情都通過郵件和電話處理。一年到頭，無集會，難見麵，人際關係比水還淡。有時候即使與他人有些需要麵談的事情，也都是約在吃午飯的時候，在學校的食堂裏短暫會麵。十八年來，在廣闊的耶魯校園內，我的活動範圍始終十分有限，大都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和授課教室之間來回走動，做完了當天的工作，就驅車回家了。
至於教師的考績，主要是根據選課學生每學期期末所寫的評語。這評語是背對背的，學生在網上寫了對授課教師的評語，才能看到自己這門課的成績；教師發出了選課學生的成績單，才可讀到每個學生對自己的評語。我不知道全校教師與學生相處的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就我比較了解的中文教師來看，我發現某些人多少都有點對學生討好的表現。比如說那位郭太太對學生打分過於寬鬆，應該說就與她擔心學生會給她寫不好的評語不無關係。能考進耶魯的學生，都是很拔尖的，對各科的分數自然期待很高，有些人得了個B，都會很不滿意，找到我的辦公室申訴糾纏。有位學生對我說過，成績單內有了B分就不能報考醫學院或法學院了，所以他必須爭取全A的成績。從總的情況來看，耶魯教師的給分，多少是存在著某些偏高的傾向。這就是美國高等院校中常為人詬病的“grade inflation”現象。在我印象中，學校當局的確嚴肅檢討過此類問題，但得到糾正的情況以及學風的改善到底如何，沒有確切的調查數據，就很難在此一概而論了。
提起我的“反動”，我曾對我那本“反動自述”的讀者解釋說，我的反動是“性情反動”。這“反動”不隻反動在中國的黨天下，也反動在常春藤盟校。我一直被認為是給分不高的教師，學生給我寫評語，常有“Professor Kang is very tough”的評論。我不怕學生嫌我嚴，隻要沒人找出我unfair的過失，我想領導就不會嚴責於我。我不喜歡那些糾纏分數的學生，他們若前來向我討價，我總是對他們說：“you must earn your grade!”我始終堅持認為，身為華人，在美國教中文，應秉持的態度與教其他課程稍有不同。因為你教的是你自己的母語，自然附帶有傳播華夏文化及其價值的內涵。若僅為討好學生而濫給過高的分數，難免有屈尊自己的母語，降低傳統文化的價值之嫌，同詩也有失中文教師的個人尊嚴。一般來說，我與學生的關係平平淡淡，雖談不上特別好，也還算過得去，因為我的教學質量無可指責。對我的performance，學生常以passionate讚許，所以我得到的評語基本上還比較正麵。
鐵打的課堂，流水的學生，我送走一批，忘卻一批，再懷著既有的心情，麵對新來的麵孔。教這種選修的外語課，與學生在課外接觸的機會很少，隻有在每周的office hours，偶然會有學生前來要求單獨輔導。與我的同事蘇煒熱心課外輔導的情形相比，我在與學生課外聯係上付出的努力和時間，實在是少得不能再少。我基本上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隻求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對某些學生要我開independent study課程的要求，我一般都持婉言謝絕的態度。在美國院校，文學教授與語言教師所涉足的教學領域通常是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幸賴我從來無意做某些越庖代俎的事情，直到我退休，都沒惹出被認為動了他人奶酪的衝突。在中國讀書，我沒有恩師；來美國教書，也沒教出哪個值得我自豪而在此一提的學生。回顧往昔，大半輩子的校園生涯已如穿堂風吹過，在剩餘的退休歲月，隻有把我的赤裸的孤獨當合身的衣服穿下去好了。
這裏是英語世界，我隻有在自己的中文課堂上擁有優先的話語權，而一走出教室，就難免聽說隔膜，茫然失語之憂。對校方及其他師生來說，我那些已出版的中文作品，全都無足輕重，遠在被認知的範圍之外。我所移居的環境並不資助我用我那支揮灑自如的筆來丈量自身的高度，長期以來，為適應這裏的環境，拓展我進取的空間，我已逐漸學會謙卑，盡量讓自己活得隨遇而安，心平氣和。
退休之日，讓我有所自慰和感恩的是，校方給了我榮譽退休（emeritus）的待遇。能收獲這個獎勵，我想未必完全是基於我教學有功，應該說，多半是係領導考慮到我寫信強調自己退休後要致力寫作，照顧我需要利用學校圖書館的緣故。不管怎麽說，我那部回憶錄畢竟出了英譯本，且在報刊上頗受好評，校方給予我這點優惠，也算是對我在寫作上的努力表示某種激勵吧。這榮休待遇可終生擁有耶魯ID，它包括可借閱校圖書館的書籍，可繼續使用耶魯的email及網絡係統，可像在職時一樣吃學校食堂的免費午餐，還可按規定使用東亞中心的研究經費。
校方授予我榮休的證書
2012年5月13日，本係同事在東亞語言部主任家為我舉辦了榮休歡送的聚會，我在聚會上做了告別和感謝的簡短講話。茲錄講稿如下：
Speech in farewell party, May 13, 2012
I left China and started teaching at Yale just after I turned 50. When I look back the time between my 20s through 50s in China, I was constantly criticized by either my teachers, professors, colleagues or the school or political officials for my political ideas. Often, I was forced to write confessions for my reactionary acts or opinions. Over the time, I would feel anxious and uneasy whenever I was approached by any school or governmental officials. I also had to be more cautious of m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m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so that no political allegation was made against me. My situation didn’t improve until I began teaching at Yale and living in New Haven. Finally, I was able to breathe freely and take refuge in a safe haven. New Haven indeed became my haven and permanent home. Coincidentally, my home state Connecticut has the same nam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s my last name Kang in Chinese. Needless to say, I am home.
Time flies by, I have been teaching Chinese at Yale for 18 years. These were the most peaceful, fulfilling, and accomplished years of my life. I am still the same person I was in China: I enjoy teaching and writing. The only thing that changed was my environment. I lef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or Yale University many years ago. The new environment drastically turned my life around. My academic work or personal ideas which were once criticized in China became accepted and even appreciated by people in the U.S. For 18 years, I had harmonious experience with my colleagues and cooperated on many projects with others in the Chinese program. Although I had limited interaction with professors from HGS, we always felt a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 Overall, my experience has been satisfying in the East Asian department for the past 18 years.
I will be retiring soon. I can’t believe I have never been forced to write any confessions at Yale or concerned about my intera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or colleagues. Finally, I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me and began to experience sincere human interaction without the fear of political allegations. With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esence, my life is more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even human relationship is less complex than before.
I really appreciate Professor Kamens’s effort to obtain the emeritus honor for me. Yes, I will enjoy the library privilege tremendously. I plan on taking advantage of Yale’s enormous book collection and spend all my time to read and write in my retirement.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am more excited about getting the library access than receiving the pension plans. I also want to thank Seungja Choi, the director of our language program for her generosity and for organizing this farewell party for me in her beautiful home.
I would also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C. C. and Kang-I for thei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When our entire family arrived in New Haven, they went out their way and helped us every step of the way: renting and furnishing our apartment, taking us grocery shopping, finding schools for our children as well as advised me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to adapt and make the transition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lso, I am fortunat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talented and supportive colleagues in the Chinese Program. I want to acknowledge Mu Ling, Peisong and Rongzhen for all their assistance over the years and their ded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various projects. Together we wrote Reading China, the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 for Yale students as well as became well perceived in many universities. I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Mu Ling for not only his technical contribution in editing the textbooks, but also helping me to improve my computer skills. He has excellent technical skills from his American academic training, also has always been willing to share his technical knowledge with others.
I had always taugh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never received any train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refore, I always felt I was not as well prepared as the younger instructors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I admired their knowledg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new idea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m. Thank all of you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uided and helped me to improve my teaching. After 18 years of teaching Chinese, I feel content with my work with the students, m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my colleagues and my contribution to the department and Yale. What a rewarding experience! All of these wonderful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with you will always comfort me and release my frustration and pain from my turbulent experiences in China. There is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when something is lost at sunrise in the east, it will be recovered at sunset in the west”. In other words, you might suffer an earlier loss but will be compensated for it later. It seem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aying became the predicament of my life.
What is the retirement life like? People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until they enter that phase of the life. I imagine it is going to be like walking in unknown water territory. Before you take the next step, you extend your foot out to test where the water is deep or where the water is shallow. While you wonder the thought of retirement, someday, you will join me on the other side.
Thank all of you for being here and celebrating my retirement. Please always keep in touch.
聚會合影
附錄：
留別耶魯中文部同仁
一捧清茶入課堂，潤喉爽口說文章。歸來漫擁書城坐，自味清醇品短長。
齊語楚咻多克侵，洋腔鴂舌學華音。四聲正罷辨繁簡，批改作文常嘔心。
非人磨墨墨磨人（用東坡句），改盡塗鴉紙上痕。十八流年彈指過，滿斟紅酒賦黃昏。
移居勤勉舌耕忙，日日驅車赴講堂。白首從今揮別去，望懷渺渺各殊方。
片雲掠影映秋潭，雲自悠悠水自涵。多少賞心研討事，如煙似夢與誰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