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有關賣淫現象的話語變遷
很多香豔詩詞、冶遊回憶錄，以及後來的懷舊文學都告訴我們，賣淫業在中國曾有過相當輝煌的曆史。這些作品的作者更喜歡用“青樓”、“風月場”、“煙花巷” 等富有詩意的名字來稱呼通常所說的妓院。而在那個時代的都市中，此類地方通常總是集性服務與其他娛樂項目為一體的場所。
性的享受因而很自然地被融入了音樂、歌舞、宴遊、吟詩等具有藝術情趣的活動中，以致使妓院生活的魅力不但代表了都市繁華的主要方麵，同時還象征著某一朝代的盛世景 象。身為嫖客的文人名士很少提到妓院生活中陰暗的一麵。經過他們的誇飾，一個現代讀者也許很容易把那時候的妓院想象成令人銷魂的歌舞廳、可以在其中流連忘返的豪華酒店、或者是文藝愛好者的沙龍。而對於那些提供性服務的妓女，他們也更欣賞其多才多藝且多情的形象，因為他們去妓院裏似乎並非為了滿足一般的性欲，而是追求某種情調，企圖在妓女身上找到他們的妻妾所沒有的東西。
上述的美好情景肯定有不少浪漫化的成分，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即賣淫業在古代社會具有一些有待我們重新認識的功能。首先，在娛樂業尚未充分發展的古代，賣淫業兼營娛樂業，它的經營方向是把各種愉悅男人的表演和遊戲盡可能同發揮女色魅力的機會聯係在一起。其次，隨著男女大防的確立，上古的淫風已受到禮教的禁止，賣淫業於是把野蠻的遺俗商業化，把它改造成了有償的性服務。妓女在其中承擔了多重角色，她是以色事人的歌女舞伎，是職業情婦，也是擴大著的姬妾隊伍的候選人。她們的存在並沒有使古代的良家婦女受到威脅，一個自信的妻子甚至在送別丈夫的詩中勸勉他說：“攀花折柳尋常事，隻管風流莫下流。”
應該指出，隻是在嫖妓作為一種合法的婚外戀形式存在的古代語境中，我們才可以界定“風流”一詞的香豔含義。而隨著青樓文化及其男女主角同古代社會一起消亡之後，上述的佳話或韻事統統都在“五四”的新話題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賣淫嫖妓同抽大煙、纏小腳一起被指責為陋習和墮落，被同中國的衰弱、落後和統治階級的腐敗聯係在一起。半殖民地的新興大都市上海代替了往日的揚州或秦淮，成為新的話語談論賣淫現象的典型背景。各種摩登的娛樂行業最終取代了妓院往日兜攬的業務，而妓院便降格成一個赤裸裸出賣肉體的地方。新的公眾把更大的興趣轉向了名伶、電影明星、酒吧裏的歌女或舞女；再加上新文學運動中湧現了成批的女作家，青樓名妓曾兼有的眾多角色全都轉業到其他職業女性的身上。自由戀愛和愛情婚姻也成了年輕一代男女理想的生活方式，男人至少不必再到妓院裏去找紅顏知己了。
在通向最後一道手續的過程中不再有儀式、遊戲和情調，對妓女來說，就隻剩下了用身體換錢的純生理行為。性服務成了一種辛苦的勞動，它使妓女的身體與性分離，使她們在接客的時候不得不把自己的身體視為一件非性的、非個人的東西，甚至把身體的某些部位作為從她們的整體割裂出去的東西供他人使用。現在，話語的製造者不再是身為嫖客的舊文人，新型的知識分子開始主持對賣淫大力抨擊的社會改革論壇。名士與名妓的風流韻事被代之以誤落風塵的弱女子受惡霸坑害、受鴇母虐待的故事。她們是被貧窮的父母出賣的女兒，惡劣的丈夫用來抵債的妻子，凶悍的大婦逐出家門的小妾，或被人販子拐賣的幼女，有時候則是為了養活兒女的寡婦。
總之，她們的賣淫並沒有被視為個人道德的問題，而是被當作社會腐敗和階級壓迫的明顯例證。幾乎所有的妓女都在妓院生活的折磨下變得憔悴、多病，以至早衰早夭。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性病也開始被歸咎於妓院內的雜交。賣淫業對社會的敗壞已達到必須被徹底鏟除的地步。
到了５０年代初期，政府終於宣布賣淫為非法，所有的妓院都被關閉，妓院的老板隨之受到應有的懲罰，而賣身妓院的妓女也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政府通過安排她們從事正當的工作和結婚而改變了她們的身份。從此，作為一種公開經營的行業，古老的賣淫業在中國大陸上斷然絕跡。當然，暗中的賣淫從來也未中斷，它轉變成男女雙方私下的交易，你很難斷定誰是真正的妓女。與此同時，各種娛樂性的服務和演出也在清除封建遺毒和資產階級影響的方向下，與可能導致色情嫌疑的東西劃清了界線。
生活在新政權下的中國公民確實曾一度為消滅了賣淫現象的社會感到自豪，不幸的是，他們很快就發現，全國人民也被剝奪了男女交往、藝術和娛樂享受上的很多自由。直到８０年代初期，經過幾十年的政治禁欲，商潮初起的中國社會才開始艱難地恢複一些本與賣淫無關、卻動輒被扣上流氓罪名的娛樂活動。比如在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中，很多青年男女僅僅因為參加了地下的迪斯科舞會，便被以流氓團夥的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槍斃。長期的禁錮使得鬱積在社會無意識深處的能量凝聚成對色情享用和性消費的過多渴望，一旦那禁錮出現裂縫，就很容易造成人欲橫流、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麵。近年來屢禁不止的賣淫嫖娼之風，便是乘商業繁榮的大潮瘋長起來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正在摩登起來的古老行業依然帶有它的古代特征。湧向深圳這樣的特區城市找工作的外地打工妹，往往是從歌舞廳、豪華酒店、按摩院裏廝混而走上賣淫之路的。從前是在妓院裏征歌逐舞，現在則是在各種娛樂場所和服務設施中滲入把女性工作者性化（sexualization）的內容。
從伴舞、陪坐、私人導遊到陪宿之間的界線是很模糊的。當此類行業的經營者存心用女色招徠顧客時，腐爛的草堆裏就飛出了成群的螢火蟲。這個世界如今就是用每一塊錢和每一分錢構築起來的繁榮。在中國社會再次麵臨財產重新分配的關頭，人們都容易產生 抓錢的衝動。眾所周知，現在凡是有職有權的人，都在盡量利用自己占據的位子大撈外快，連教師都吃起了學生。一無所憑的農民於是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缺乏機會，也沒有職權和家世可利用的個別女子隻好去出賣自己的身體資源。她們的成分十分龐雜，有鄉下人，也有城裏人，有無業的或改行的，也有業餘兼營的。
世界整個脫節了，人都變得越來越不嫌丟人。在這個港台富商、中共官倒和形形色色的謀取暴利者得逞一時的國度裏，提供性服務的靚女自然可以認為，從此類前來求歡的大款們手中分上一杯羹不失為一條致富的捷徑。太多的不正當交易正在使更多的人仿效不擇手段的做法。妓女可以被視為女人用性來控製男人的謀利者，正如美國的異端女權主義者佩格利婭所說，妓女是“性王國的君主，男人若想入內，就必須付錢。”
走筆至此，我想起了我們陝西農民的一句俗話：“有個買啥的，就有個賣啥的。”這是對經濟學上所謂供需關係的樸素表達。佩格利婭所吹噓的性權力到底有多大，此處暫不討論。我們有目共睹的現實是，正由於想入性王國的男人成群結隊，提供性服務的女郎才日益增多起來。
也許是我們的青樓文化使現代男人的性意識中仍然殘存著“風流”的癖性，也許是幾十年的政治禁欲弄得人們太好奇、太浮躁，也更容易麵臨被批倒了的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臭玩藝兒失去控製，紛紛加入海畔逐臭之夫的行列。前幾年，當內地才開始聽到賣淫的風聲時，深圳或海南就往往被描繪得像古代十裏珠簾的揚州一樣充滿了獵豔的冒險。成倍的期待於是就把成批的躍躍欲試者引向了性王國的入口。對於共和國新一代的嫖客來說，那種刺激意味著考驗，也有幾分風險。比如，報紙上近來就頻頻報導，說某某首長或書記到風月場上初試身手，當場就出了醜，鬧得丟職罷官。
賣淫業的死灰複燃既有諷刺意味，也值得我們深思。現在的情況正在變得令當局感到尷尬，注射到曆史進程中的意識形態已被證明失效或根本無效。有時候漫步中國城市的街頭，年長者隱隱覺得，“舊社會”突然以新麵貌回到了自己的周圍；年輕人則發現，這裏的景觀越來越變得像他們向往的港台。
在冰冷的金錢麵前，意識形態顯得空前地脆弱，而在冰冷的性交易中出入進退，男人也把自己弄得非常脆弱。當妓女慣於以職業的耐力把身體甩給她們的嫖客時，那情景往往有點滑稽：她們以自己的無性消解了男人太多的性。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無奈地看到，在婦女應該是什麽的正麵理論同婦女實際是什麽的現狀之間，日益露出了矛盾。潘多拉如今再次打開了她的盒子，麵對蝗蟲般回旋在九州大地上的誘惑，理論家的腦子正在枯竭，思考者也不由得感到一陣眩暈。
199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