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春殤、女殤與靈殤——讀李翊雲小說《漂泊者》
康正果
一
在共產專製國家，“解凍”時期總是充滿了危機的，就連曾在蘇聯引發解凍巨變的赫魯曉夫本人，在談起他一手促成的那一場變革時都深懷如履薄冰之感。他說他和他黨內的領導成員既讚成解凍，又感到惶恐，因為他們最擔心解凍的局麵一發而不可收，最後連他們自己都可能葬身於洪水泛濫之中。赫魯曉夫的擔憂後來以另一種形式應驗到他自己頭上，解凍時期的早春景象為時不久，黨內的頑固派為維護他們的權力，很快就搞垮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立即政治收緊，壓製和打擊再次猖獗，全麵倒退的強硬路線此後又維持了二十多年。
凡是從毛澤東時代活過來的中國人都有目共睹，毛的死亡在中共內部引起的恐慌更甚於斯大林死後的蘇聯。毛這個巨大冰帽的崩塌並沒有立即帶來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的景象，壓製的慣性猶如斷裂的浮冰塞滿了混濁的急流，它以肅殺的春寒對奮起者過早的迎春熱望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扼殺。華國鋒雖然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但他執行的仍是“四人幫”式的極左路線，對任何觸及共產黨專政的對抗聲音，所施加的鎮壓一點也不比毛手軟。
1977年12月14日，在江西贛州市體育場舉行了三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年輕的李九蓮被五花大綁押上台宣判死刑。為防止她呼喊反革命口號，她的舌頭和下顎事先被特意穿上一根竹簽，其手段之殘忍直追張誌新臨刑前的被割斷喉管。這位被判為“反革命”的死刑犯曾經也是很革命的，她在中學時負責校團委宣傳工作，文革中任造反派組織頭目。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她那紅得發紫的激情歲月，她也像很多單純的青年學生一樣爆發過革命的狂熱。狂熱者往往很容易從峰巔落入低穀，隨著形勢翻雲覆雨的變化，李九蓮對眼前某些荒謬的現象漸生懷疑，出於失望和困惑，有一次寫信向她的男朋友發了些不滿現實的言論。沒想到那男友為積極立功，爭取入黨，立即將她的來信交到了領導手中。在那個到處都在揭發反革命言論的年月，那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李九蓮很快便因此而被捕判刑。但她始終不服判決，經過接二連三的申辯和抗爭，她那股衝天的怨氣反弄得自己的罪行連續升級，結果以“惡毒攻擊華主席”的罪名被判處死刑。更令人發指的是，為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李九蓮遭到槍殺後竟被棄屍荒野，無人收殮，以致讓一個性變態的退休工人割走了乳房和陰部。該分屍犯盡管在事後被捕法辦，但也隻判了七年徒刑。
李久蓮的冤死在當地的派性組織中引起強烈的不滿和抗議，因參與此事而被捕判刑和遭受其它打擊者竟達六百人之多。其中有一位名叫鍾海源的年輕女播音員因反抗最強烈而遭罪最慘，1978年4月30日，她同樣以“惡毒攻擊華主席”的罪名遭到槍殺。鍾海源遇害時正巧有一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一活體移植的腎髒。醫院於是和公安勾結在一起，在行刑前從鍾海源身上血淋淋割走了那個手術室預訂的肉件。據一個在場工作的軍醫後來回憶說，手術過程中鍾海源血流不止，僅從他擦地板的拖把上擠出的血液，就盛了半塑料桶之多。從鍾海源的慘劇可以想見，中共當局摘除死刑犯人器官的做法絕非始於最近的殘害法輪功學員，而是由來已久的罪行，累累的血案至今已難以逐個查清。
二
六十多年來，類似的傷天害理之事在中國大地上從未間斷，其恐怖和卑劣的程度實非小說家編故事那有限的想象力所能企及，其中的任何一件真人真事，拿過來供作家剪裁，寫出的故事都會給人以人間地獄的驚愕。遠的不論，就拿李翊雲最近在美國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漂泊者》（The Vagrants by Yiyun Li, Random House）來說，顧姍和吳楷這兩個人物作為反革命死刑犯慘遭槍殺的故事框架，以及其中大量的細節，即明顯取材上述的李九蓮、鍾海源慘案。李翊雲堪稱移花接木的高手，伍爾夫所謂“把某甲的頭皮、某乙的腳跟拚湊而成”的手法，在她的筆下運用得一點都不生硬。因此，我在此還要特別提醒英語世界的讀者，讀到李書中那些駭人聽聞的情節，多少要與西方的歹烏托邦（dystopia）小說作出區別，後者多為預想可怕的未來，前者則記錄了令人揪心的既往，其中的血腥事件自然比奧威爾虛擬的“1984” 要實在和恐怖多了。
李翊雲虛構的泥河城是一個工礦小城，它的環境和氛圍多少令人聯想到李九蓮慘案的發生地——贛州市和興國縣鎢礦。故事從1979年3月21日該城舉行反革命死刑犯顧姍的公判大會講起，到5月1日另一個反革命死刑犯吳楷宣判後被押送刑場槍斃結束。在那四十天的蒼黃反複中，城內的一群小人物隨著事件的推進而陸續登場，通過他們耳聞目睹的殘暴和荒謬，小說的敘事以黑白紀錄片的真情實景展現出自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愈演愈烈的價值顛倒現象：一個人不管做了多麽傷天害理的事情，隻要與黨的利益一致，隻要打著革命的旗號，總會得好處受獎勵，步步高升。但你若跟不上政治形勢的變化，便隨時有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險，而你若越是為人忠厚，用心慈悲，富有正義感，你的罪過就會越加深重。
顧老師的遭遇，他女兒顧姍和播音員吳楷的下場，都明顯反映出這一中國特色的悲劇。顧老師出身富貴人家，他曾留學法國的母親回國後任女子寄宿學校的校長，用她募來的大部分經費扶助貧寒子弟讀書。顯然是受到母親的良好影響，顧老師學有所成後便到國民政府中負責國民教育方麵的工作。直到他心愛的妻子“解放”後突然要與他離婚，他方才得知，原來那位可愛的女子是個地下黨員，愛上他和嫁給她，都是遵照上級指示，專門投到他暖翼下求掩護和搞情報來了
解放後她要奔她革命的錦繡前程，自然非同他劃清界線不可。顧姍是顧老師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他從小教女兒背唐詩，原想把她培養成淑女。隻可惜他對女兒的詩化教育發生在一個非詩反詩的年代，孩子並沒受到古雅的詩性熏陶，文化革命一開始，年僅十四歲的她便跟上紅衛兵搞起了抄家、燒書、打人的革命行動。顧姍的情況也與李九蓮相類似，隨著形勢發生變化，她對文革有了疑問和負麵的看法。她的男友告發了她通信中的反動言論，致使她被判十年徒刑。也是像李九蓮一樣不服判決，她在獄中繼續對抗，最後以“惡毒攻擊罪”被判死刑。
吳楷具有表演才能，中學時扮演秋瑾的難忘經曆既預兆了她後來的悲劇，也成為她走上那條路的起點。如果說在李九蓮慘案中，“李調會”成員和鍾海源的抗議行動以及他們遭受的迫害，在很多方麵都牽涉到文革中複雜的派性鬥爭遺留下的問題，那麽他們所有的受害者不管多麽冤屈，不管與對立麵鬥爭得多麽英勇，鬥到底也都沒跳出毛澤東攪渾的一潭濁水，不過在你死我活地混戰，為偉大領袖的瞎指揮所愚弄罷了。但到了李翊雲筆下，吳楷與她的前男友佳林在泥河城領導的抗議活動卻有了本質的不同：那是文革浩劫後民眾在解凍期的初步覺醒，他們的行動再也不是攪入反沒反林彪或“四人幫”，擁不擁護毛主席或華主席那一類混球爭論了。他們的義憤十分明確，成百上千的市民戴白花走上街頭，隻是在默默抗議泥河城當局從死刑犯身上活生生摘除器官的反人道行為。這一點實屬李翊雲移花接木中富有創意的著色。
我在這篇評論中一直緊扣《漂泊者》的素材來源，並在兩者間作出對比，並無意做紅學家那類鉤沉索隱和對號入座的工作。我要強調的是在明確其素材來源的基礎上勘探李翊雲化實為虛的謀篇布局，以及她如何揭示比事實更值得我們認識的“真實”。魯迅曾在多篇作品中以冷嘲的筆調漫畫國人的“看客”嘴臉，寫他們把犯人殺頭當熱鬧看的圍觀場麵。按照通常的說法，魯迅的出發點是揭示麻木愚昧的國民性，他試圖通過文學作品發出的呐喊來醫治他深感痛心的國民性疾病
70後出生的李翊雲從起點上就比魯迅更具小說家眼光，她並不認同魯迅那種用文學創作來改造國民性的理念。她的興趣是追求一種非情緒化的寫作風格，是用她那攝像機鏡頭一樣的記錄向讀者冷峻地呈現共產暴政下人的殘忍、瘋狂和卑賤可能達到的程度。因此她不再以挑剔的眼光挖苦和苛責國人的看客心態，在她的筆下，泥河城的公判大會被呈現為一種將圍觀升級為革命狂歡節的總動員，一個通過有組織的活動將反革命死刑犯的身體界定為“妖怪”的過程。公判大會那天，全城的幹部和工人不上班，教師和學生不上課，組織市民參加公判大會，成為那一天該城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在這樣的集會中，與會者既被驅使到現場接受懲戒和規訓，又被鼓動高呼口號或上台發言，與專政機器一起投入那一場懲罰的暴行。一個名叫彤的小學生一大早便興奮地期待大會的召開，他後來和同學在老師帶領下進入會場，滿懷豪情地大唱起革命歌曲。然而讓小彤頗感失望的是，被押上台的反革命分子並非老師描述的那樣凶惡，她耷拉著腦袋，脖子上纏著血跡斑斑的紗布，在押解者強有力的夾持下幾近垂死，那有氣無力的樣子並沒有激起小彤勇鬥階級敵人的勁頭。
李翊雲筆下的示眾現場與魯迅喜歡描寫的看客景觀因此而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在舊社會，遊街的死刑犯至少還享有大喊大叫，臨死前充一陣英雄好漢的機會。他不管犯了多大的罪，活著的時候總還被當活人對待。比如像中共黨魁瞿秋白那樣落到國軍手中的黨國要犯，處決前也讓享受到死刑犯常有的酒菜款待，甚至還得到提筆寫一首絕命詩的機會。法律和威權並沒膽怯到不敢讓一個人臨死前任意說話的地步。“即將處死”的終結使受刑者在那個極短暫的時刻獲得了胡言亂語的特權，隨著圍觀的熱鬧趨於高潮，法律在顯示威嚴的同時似乎有意要鬆弛一下，一任其威嚴受到片刻的嘲弄和顛覆。魯迅因為總是從他那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角度看待同胞，所以他看到的多為可笑醜陋的現象。他筆下的看客場景也隻能觸及事態的膚淺層麵，而難以深入到作為儀式的示眾場麵更為複雜和矛盾的古老動機。在傳統社會，遊街示眾的舉動，應該說多少含有向公眾作出一個最後交代的用意：如果司法當局沒把犯了死罪的人拉出來公之於眾，公眾也許會懷疑當局放走了一個罪不容赦的犯人，或認為他們因隱瞞什麽不可告人的勾當而進行了秘密處決。至於讓犯人在公眾前任意說話，那多少也算是給了犯人一個最後申辯的機會。因為圍觀者並不隻是作為湊熱鬧的看客出現在那裏，他們是目擊者，也是評判者和無政府狀態的陪審團，如果他們從中聽出冤情，看到不公，他們也可能當場起哄，群體介入那處罰的程序，甚至會起到阻止或扭轉事態發展的作用。正因為曆史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曾存在過這種示眾現場的危機，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殺人時便格外作出如臨大敵的戒備，以致強大的外表下露出了自己無比的膽小和心虛。為避免顧姍在會場上發出反抗的聲音，泥河城當局竟事先切斷了她的喉管。這個細節顯然取材張誌新慘案。一個華人作者在外國用外文寫中國的事情，並不意味著他/她可以為聳人聽聞而不受限製和不負責任地胡編亂造，由此也可見李翊雲在細節描寫上重出處而有來曆的敘事原則。毛澤東及其黨人向來都善於煽動群情，巧於將暴民的怨憤引向敵對的一麵。他們自然特別忌諱有召喚力的反抗聲音，最害怕被鼓動起來的群情激憤。因而在他們的屠刀下，隻允許沉默的羔羊乖乖地待宰。
這也與他們倡導的唯物主義有一定的關係。毛澤東常稱“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構成的人”，奧斯特洛夫斯基把一個布爾什維克成長的經曆比喻為鋼鐵煉成的過程。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鍛煉革命鬥誌，最終要把一個人鍛煉成黨和革命事業的螺絲釘，那隻能是不斷清除人身上與黨性衝突的屬於人性的東西，從封建禮教到資產階級人性論，直到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在反複宣傳的黨化語境中，於是便統統被打入狠批狠鬥之列。像彤那樣年幼的小學生，從第一堂課開始就不斷被灌輸了特殊材料構成的英雄榜樣。他爭取加入少先隊的榮譽感於是便與他學習英雄人物的積極表現結合在一起，致使他後來向公安局的專案組人員供出他參加抗議活動的老師和一大堆熟人，並在吳楷的死刑宣判會上積極發言，甚至半無意半有意地陷害了自己的父親，害得他無辜被捕，被打成殘廢。“你要是心硬得能吃下你的母親和妻子，那就什麽都打不倒你了。”（p.214）正是按照這一無毒不丈夫的特殊材料哲學辦事，彤後來很有出息，在泥河城政府機關謀得一公務員之職。顧姍的男友也是個特殊材料，他勇於揭發女友的反動言論，隨後謀得光榮參軍的獎賞。顧姍被處死的當天下午，在泥河城一家酒店舉辦了豐盛的慶功宴會，市長夫人在那裏招待了幾個忠實為黨服務的有關人員。由於給上級首長提供了一個急需移植的腎髒，她和她的同僚都立了大功。反革命死刑犯隻是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物，一具低廉材料構成的軀體，能夠在必要的情況下廢物利用，有權者何樂而不為？在唯物主義者看來，那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是否合法或是否違反醫學倫理之類的問題。一次血腥的手術為眾多的參與者帶來了雨露均沾的優惠，包括做手術的軍醫，也在事後得到了好處。有一天晚上，他看著熟睡的女兒，極度不安地想到，有朝一日他無力保護她們，她們能否免遭此醜惡世界的殘害？
生命並不僅僅是一個解剖學意義上的血肉之軀， 生命同時也是生靈，當我們稱百姓或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為“生靈”時，顯然是很看重其物質存在狀態中某種靈性的內涵，從疼痛的感覺到是非羞惡之心，到尊嚴的維護和自由的追求，所有屬人的感覺，以及心理的和精神的活動都會閃現出靈性的輝耀。但人一旦被煉成特殊材料，被用作有利於黨的事業的工具，他的靈也就或多或少地殘缺損壞了。毛澤東“人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富”這句話實際上是對人及其靈性極大的貶低，一個自主的個人怎麽能被界定為他人的財富呢？而另一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更反映出毛這位靈性殘缺者的冷漠、冥頑與狂妄。無所畏懼勢必無所不為，正因為不信邪，全黨全民才在毛的慫恿下與天與地與人鬥得其樂無窮。所以割反革命的喉管也好，活體摘除死刑犯的腎髒也好，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不隻無需畏懼什麽，甚至還滿足了他們某種變態的狂想。正如在西方的殺巫狂潮中，迫害者通過把女巫燒死來祛除其妖術魅惑，通過手術把反革命的身體界定為物，正好也是個將靈與肉一並蹂躪，徹底毀滅的有效手段。工人老昆本來是收了顧老師的錢去掩埋顧姍的屍體的，他之所以喪盡天良，在奸屍後又割走死人的乳房和陰部，就因為他處理的是一具反革命的屍體，是被他視為與動物的屍體沒有什麽區別的東西。女性之所以較男人別有其獨特的靈性者，就在於其身體的私密性和某種不可暴露的禁忌。男人可赤膊而無所顧忌，女人就不宜隨處袒胸，即使在美國這樣自由表達的國度，媒體上對那幾處露點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那個生命出入的渠道和哺乳生命的東西有其不可狎玩的尊貴。在此一割乳房和陰部的喪盡天良之舉中，我們看出了低下者對他人身體中充溢的靈性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陰暗心理。
物極必反，通過煽動底層怨憤而得勢的中共，在整個的後毛時代不但走向與底層明顯對立的狀態，而且一直恐懼地麵臨著底層怨憤大規模的反噬。他們曾用於反對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的那一套詞令，如今也被反過來用於反對他們了。這的確對他們是個很致命的事情，弄不好就會出現赫魯曉夫所擔心的洪水泛濫，葬身於洶湧的春潮。因此對吳楷領導的示威性哀悼活動，泥河城當局斷然采取了嚴厲的鎮壓。除槍斃吳楷外，對參與哀悼活動的八百八十個人都做出了逮捕法辦或開除公職的處理。
三
作為一個女性作者，李翊雲對中國婦女所受的政治毒害明顯表現出特別的關注。但這一關注的態度完全不是國內的女作家群那種女性溫情主義的顧影自憐，更不同於女性主義偏激的性別路線，李翊雲的女性視角毋寧是超越女人的和新中國婦女批判論的。她站在更高處掃描泥河城這塊紅色雜拌灰色的藩溷，讓我們看到那裏麵所有的人都在他們可鄙的痛苦中受罪。但她並未因自己是女性便特別把筆下的女人寫得情有可原或予以美化，她反而通過書中惟一可敬的男性人物顧老師那悲憫的聲音傳達了她個人的批評和感懷。如果說被解放了的新中國婦女在她們獲得的解放中深受了共產黨的毒害，並參與了那毒害的擴散，那麽顧老師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受毒害的女人們擴散毒害的一個受害者了。他愛他的前妻，卻被她欺騙、背叛和遺棄。他一心教育自己的愛女，女兒的悲慘下場卻使他成為一個反革命死刑犯的父親，以致受到鄰裏間的監督，動不動就遭到一個鄰家悍婦的肆意辱罵。那悍婦不隻在顧老師麵前常要欺頭，還對勸阻她的丈夫惡言相向。有一天那小夥拿上一瓶酒去看望顧老師，顧在酒精的作用下激憤放言，一吐了胸中的塊壘。他對好心的小夥子說：
提起你妻子，請恕我冒昧，在我看來，她與我妻子都是那麽個德性。我女兒也同樣如此，你可能並不了解她，與你妻子相同，她們都有這樣那樣的觀念和看法，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做一個可敬的人。她們自以為很革命，很進步，滿以為自己是在完全自主的情況下為世界做出偉大的貢獻，隻可惜這個革命什麽都不是，它隻是一類人活生生吃掉另一類人所使用的一整套手段。要知道，推動曆史的並不是他們高唱的革命力量，而是騎到別人脖子上隨意拉屎撒尿的欲望。男人已經把壞事做夠了，現在又把女人拉進來搞平衡，照這樣下去，還不如別再給這個世界多生孩子為好。（p.314）
李翊雲顯然不接受“共產黨解放了婦女”之類模糊影響的說法，全中國人民至今仍深墜“被解放”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婦女怎能有單獨的解放？你可以說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曾經把某些參加革命的婦女從舊有的家庭和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了，但就那些被解放的婦女個人的生活與命運而言，她們被解放的結果又如何呢？顧老師的前妻也是個知識分子，她在數學研究上還有一點造詣，應該說也是出身於比較富有的人家。你可以慶幸參加革命使她擺脫了她那個剝削階級的家庭束縛，更可以稱讚她與顧老師離婚後當上了大學校長。但她此後再沒有結婚，一直獨身的她等於嫁給黨做了個對黨從一而終的女人。由此看來，她並沒有從她所享有的政治榮耀和權勢地位中得到女人應享有的幸福，更沒獲得馬爾庫塞意義上愛欲的解放。在黨父的菲勒斯（phallus）威權下，她不過是一個放棄了女性需求的紅色女奴，從舊有的父權製轉入了新生的父權製而已。
舊製度不管有多少應革除該批判的弊病，有一個超越階級和性別的價值序列畢竟是客觀存在的，它恒定不變，與天道和常理同在。在這個千差萬別的世界上，不同的個人本來在資質上就有高低智愚之分，富貴者之中有好壞優劣的等級差別，貧賤者之中也有好壞優劣的等級差別，在男性與女性的人口中，情況同樣如此。因此，世界上並不存在任何一個階級或性別獨霸的價值和標準。我們並不否認舊社會的富人中存在著個別的為富不仁之徒，但絕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萬惡的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在富有的階層中，賢能仁義之士向來都大有人在，而且他們的富有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他們賢能仁義的結果。同理，窮人在貧富差別懸殊的社會中確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窮人的貧窮處境並不是非要用暴力剝奪富人財產的正當理由。毛澤東領導的武裝奪權鬥爭從一開始即罔顧這一固有的事實，為了從窮人中征集武裝奪權的力量，他按照貧與富的對立製定了朋友與敵人的劃分，進而將擁護或反對什麽的判斷統統與敵我對立的關係掛上了鉤。其實在傳統社會中，君主的地位不管多麽尊貴，平民的地位不管多麽卑微，在評判智愚賢不肖的問題上，自古以來，均按照恒定的階序統一劃分。此嚴格的階序不管在以往造成過多少壓抑和委屈，幾千年來，它基本上有效地抑製了人群中放辟邪侈的因素，而在促進階序中不同層次的個體自我提升的方向上更起到正麵的作用。但這一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卻在中共的階級鬥爭中遭到徹底的破壞：當黨及其革命的需要被確定為絕對正確，天道，常理，人世間最起碼的是非好壞和美醜善惡便失去恒定的分辨，可以根據黨的需要而任意顛倒，理直氣壯地踐踏，人群中向來為正派人及其正氣所不容的卑賤奸邪之輩便得到了空前猖狂的機會，把革命的事業搞成了騎在別人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淫虐。
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顧老師的前妻可以心安理得地欺騙和背叛真心愛他的丈夫。受到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要武嘛”那煽動性的權威鼓舞，連中學的女學生都敢把老師和校長活活打死。正是在這一鼓勵打人殺人的氛圍中，顧姍公然飛腳狠踢一個孕婦的肚子，致使她生下妮妮那樣的殘廢女孩。吳楷的婆婆利用她在泥河城市委的權力和關係給自己無能的兒子大辦好事，她先是把漂亮能幹的吳楷調到廣播站當播音員，然後撮合成她兒子的媳婦。但後來她一見吳楷參與上街抗議的活動，預感到事情不妙，便立即讓兒子辦理了與吳楷離婚的手續。她那副馬列老太婆的嘴臉一貫諂上傲下，最善於緊跟政治形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在人群中不斷地界定和重新界定敵與友的劃分。就是這一類女人簇擁黨父的菲勒斯中心，構成了新中國日益壯大的“女匪幹”隊伍。
顧老師是深受其害的過來人，他看清了解放牌婦女的失足之處和陷入的深度，所以在提到他女兒顧姍慘遭槍殺的不幸時，頗有因果感悟地總結說：“她死於她自己參與調配的一種毒藥。”（p.228）從文革中抄家打人的紅衛兵暴行到後來犯了“惡毒攻擊罪”，顧姍的中毒是前後一致和逐步加深的。當顧太太說他們的女兒是“烈士”時，顧老師一語道破玄機，解構了妻子的“烈士”迷思。他說：“為事業捐軀的烈士正如被操縱演出的木偶，”全都是“服務於大規模欺騙的”（p.226）犧牲品。
四
顧老師那幾分看透了世事的情緒多少呼應了《漂泊者》篇首所引的一節詩，那節詩引自奧登（W. H. Auden）的名作《阿喀琉斯的盾牌》（The Shield of Achilles）。奧登這首詩寫於二戰後的廢墟年代，可謂現代英語詩中吊古傷今的“詠史”之作。詩人截取了荷馬史詩中的一個片段，卻把那場景置於他自己的現代人俯視之下，而這個俯視在詩篇中則整個地通過阿喀琉斯的母親Thetis那來自雲端的脈脈慧眼。她注視到阿喀琉斯盾牌上那九層圖像所描繪的古代生活之淳樸、美好和豐饒，更憂慮地看到眼下正在發生的進軍場麵，然後把注視聚焦到軍營中三個押到豎起的樁子邊被綁起來的人。Thetis眼中的戰場毫無荷馬筆下那種殺氣騰騰，雄偉壯觀的陣勢，它顯得機械，灰色，缺乏生氣和熱情，頗有點艾略特式的枯燥和荒蕪。李翊雲篇首所引者就是緊接著那軍營場麵的第六節詩。她顯然也在通過那位女神的慧眼從雲端俯視泥河城這一塊人類大地上的中國縮影：昏昏噩噩的老百姓就像被捆綁的士兵，隻知道聽命最高指揮，死到臨頭還弄不清自己所受的蒙蔽。如果他們真能有所醒悟，能想到他們作為單獨的個人與強大的極權相比固然十分渺小，但隻要大家都站在一起，都不接受指令，都不參與合謀，那強權大概就什麽事情都難以做成，而可能獲取的救贖就伸手可得。然而，眼前的現實是冷酷的，Thetis看到的境遇卻是
不可能希求救助，也沒有救助：
他們的敵人對他們業已為所欲為，
他們受盡了羞辱，喪失了尊嚴
他們的人格已在身死前悄然死去。
哀莫大於心死，在人的自尊已普遍遭到強權踐踏的泥河城，早春的氣息在寒流的突襲下遭到了徹底的扼殺。這種糟踐是繼元蒙占領後婦女纏足，滿清入關後男人辮發的另一摧殘，是華夏人從形體醜陋升級到心理和精神扭曲的毀滅性毒害，是對從男到女每一個人都不放過的靈之殘損，是舉國舉族的靈殤。俯視到這一情景，李翊雲似乎與顧老師以及奧登一樣悲觀和失望。
盡管如此，作為一個讀者，我還是覺得李翊雲對生活本身，對人——特別是被排除在體製外的漂泊者——的自由意誌和向善的靈性，並沒有完全失去信心和希望。在她通篇冷峭的敘事結尾，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點點慘淡的春意。華大媽由於參與了吳楷組織的抗議活動也被拘捕，獲釋後與老伴再也難在泥河城居住下去。這一對靠撿垃圾和掃街道糊口的夫婦本來就居無定所，離開泥河城的時候，“他們心中重新燃起了再回去無拘無束過乞討生活的希望。”（p.336）他們還帶走了妮妮。上路的時候，這個被父母趕出家門的女孩做出了與老兩口相依為命的打算，她開始設想將來如何照看他們，如何給他們養老送終。她甚至還在心裏奉守著她與盧八十的婚約，等那個因綁架她而獲刑的窺視癖家夥刑滿釋放後，她準備與他完婚。
從以上那幾星淡墨點染的亮點可以看出，被顧姍的革命行動製造成殘廢的妮妮的確是人小心不小的，她還蠻有些身殘誌未殘的義氣。她讓人聯想到《莊子•德充符》中幾個外形醜陋的人物，他們並未因自己的形體殘缺而失去尊嚴做人的誌氣，結果都贏得了他人的尊重。形體的殘缺本先天所致，那是殘廢者的命。在美與醜的價值序列中，這樣的人當然處於較低的階序。醜就是醜，你不能說因為一個人是黨員，是書記，是紅二代，是大老板，他的醜就不是醜，而是美了。同理，老貧農的牛糞腳肯定是臭的，你不能說因為他是老貧農，他的牛糞腳就比資本家小姐的手還香。毛澤東一貫強詞奪理，非要扭過來不可的歪理就是如此偏執地顛倒價值：他不隻把牛糞腳捧到天上，還固著在那個“臭”上，把他一己之變態嗅覺大肆推廣，讓全中國人民都把它作為思想改造的內容乖乖地接受。與始終氣不順恨不消而慣於整人的毛澤東根本不同，“德充符”的殘廢者之所以能全其德，是由於他們沒有因自己的命運不幸——也就是自身所處價值序列的較低層次——而怨天尤人，他們在勇於承受命運的同時，更通過修身養性和積善成德——也就是積極的實踐活動——創造了新的命運，從而在倫理的價值序列上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要解決老貧農牛糞腳的問題，應該是突破中國社會小農經濟的瓶頸，實行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社會改造，把農民從貧困和落後中解放出來。毛澤東卻利用窮人的怨憤，挑起他們的暴力，把造反的矛頭對準他自己敵視的價值，特別是他個人低下的資質所望塵莫及的民國人物身上那一派氣度、學養和風範。毛這種卑劣的顛覆不但破壞了傳統的價值序列，致使幾千年來壓在底層的暴戾乖僻之氣轟然爆發，以可怕的衝擊波橫掃華夏大地，而且摧殘了五四以來大量的熱血青年，將他們單純天真的左傾理想引上了致命的歧途。近百年來，國共兩黨中最優秀、最勇敢的人士多在此泥沙俱下的革命濁流中受盡煎熬，獻出了生命。結果卻讓以毛為首的平庸鼠輩踩著不左不右的便道，把住價值顛倒的梯子，僥幸地爬上了權力的高層。僅僅把烈士視為被人操縱的木偶，未免太絕對，甚至有點犬儒口氣（cynical）。烈士並不全等於木偶，他們的不幸在於他們可貴的熱血和理想受到了誤導。
特別是那些富有熱情和理想的女青年，我們還是應給出明確的肯定，在新中國被中共毒害的女性群體中，她們在價值序列上無疑處於資質較高的品位。與純樸的農夫和天真的青少年相類似，從傳統禮教束縛下走向民國社會的婦女，在她們自身的有限性中的確保持著某種未遭受社會塵垢的貞烈和明慧。明清文人稱之為天地所鍾的靈秀之氣，明確地說，那就是被排斥在父權製社會事務外的婦女幾千年來所深蘊的潛能。相對而言，麵對西潮湧動的衝擊和列強的侵淩，傳統的文人和士紳便顯得不可救藥的沒落和衰頹，成為新女性所厭棄的對象。舊有的菲勒斯中心因此而出現了內源的枯竭，暴露出陽剛不振，利比多匱乏的萎靡。正是在此舊的菲勒斯中心有待自新和重建的危急時刻，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多餘人和新形勢下找不到出路的知識人匯聚在一起，得到了爭奪中心和占據空缺的大好機會。從打土豪分田地暴動中發展起來的中共武裝力量打起蘇維埃紅旗，對很多熱血青年以及其中的烈性女子來說，這一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所謂反帝國主義的共產國際革命路線——的號召便蛇妖一樣顯示出勾魂的魅力。抗日的戰火更映襯出延安土窯洞紅星閃閃的光芒，有理想的和有文化的女青年就在這種情況下走向革命的熔爐，耗損了她們初潮的熱情，在那個仍然以男性為主流的隊伍內充實哺育了接納異性的自然需求。在此後黨內殘酷的派別鬥爭中，其中的英烈者敏銳者多枉送性命或遭受打擊，更多的卑賤狡黠之徒卻得以幸存，鑽進了直達菲勒斯中心的通道。在《漂泊者》一書中，顧老師的前妻，鄰家的悍婦，還有吳楷的母親、婆婆等一群勢利婦人，就屬於這一類喝了烈士血，更吃革命飯的既得利益群體。她們在毛時代穩操政治投機的勝券，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則盡占權勢與市場勾結的好處。“女匪幹”這個詞盡管屬於過時的白色恐怖語匯，如今拿過來通稱這一群中毒兼下毒的女人，看起來還比較傳神的。
至於顧姍和吳楷，包括李九蓮和鍾海源在內的春之殤烈士，她們被誤導的悲劇固然令人歎惋，需要進一步深入檢討，但她們以生命衝破早春嚴寒的勇氣，在險惡的解凍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仍值得我們哀悼。當然，她們的反抗模式和取向已在事過境遷後成為明日黃花，既不必讚譽過高，也不應再愚蠢地效仿了。70後清醒的女性如李翊雲者，對中共強權及其橫行霸道所持的態度，更多的是投以不鏽鋼老鼠那樣的不屑和冷嘲，是以較為平淡的心態目送他們的大勢已去，是在他們走向終結前給出確切的定位，畫出其猥瑣乖劣的形狀。這一既得利益的勢力也處在身死前靈已泯滅的狀態，但與被人騎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大量受害者遭罪的情況仍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所把玩的淫虐一直都在敗壞著自身的每一個細胞和每一根神經，他們的死亡是一個一天天爛下去的過程，是喂養著蛆蟲的苟延和散發出惡臭的殘喘，真不知在此總體性的潰瘍之後，中華民族的國體會長出什麽樣的新肉。
2011年元月20日
一個不牢記曆史的民族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