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第一章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
——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毛澤東
一 從自鳴得意的詠蛙詩說起
此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當時他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毛從小即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隻可惜讓他父親耽誤到十七嵗始獲準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遂成爲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致使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門功課上全麵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誌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即出於此彆扭的心情。
但就整段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毛澤東自打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隻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泡爾生説來說去，所要闡述的隻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他的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餘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2]
這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是顯而易見的，實在不必在此費口舌一駁。但從中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麵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隻要他認爲價值階序上的高價位必須拉低，而低價位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那“不斷革命”的事業，所熱心折騰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戲。
從毛澤東年少之日提筆寫詩，一開口詠物就詠青蛙的表白即可看出他這個人的品位和品味。無論是人還是物，其本身的質地與其所具有的價值都存在著相互的關聯。萬物中唯獨人具有本原性的善惡之分，至於其他事物，隻有在它們與人發生關聯的情況下才可能鑒別出各自的優劣貴賤。因此在整個的價值領域內，本來就存在著高低之分的秩序，德國哲學家舍勒（Max Scheler）稱此為“價值階序”，並將此階序確定為價值自身的本質。[3] 這樣看來，我們麵對外物，心生好惡，那反應就不隻是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一個人隻有具備了認知高級價值的能力，他才有可能選擇高級價值的對象，同理，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若屬於低級水平，他自然隻會喜歡低級價值的對象。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隻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誌，即以所詠之物的特性來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外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總會與他所詠之物發生對應的聯係。這就是說，你是什麽人，便會詠什麽物；你有什麽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麽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相形見絀的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4] 在古典詩詞譜係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毛澤東開口詠物，就欣賞吵嚷的蛙鳴，可見他與此物有同聲相應的趣味。然而就連題詠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對應物，初涉吟詠的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最初的習作方式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難想象，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習慣。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爲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六個字，便完成其“奪胎換骨”的轉化。關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5]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説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敍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閲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喜歡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他的詩詞根柢自然會受到那種放誕粗豪詩風的熏染的影響。
通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難免一副裝腔作勢的模樣。它盤踞的池塘和蔭庇的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麽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裏，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幼稚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誌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隻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係淵源。[6] “詩者，誌之所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戾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説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拋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7] 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麽說，一個十七嵗的高小生那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內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
二 揚己抑父敍家事
從某種程度上說，“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早期叫嚷，多少還是預示了毛話語在後來可能產生的效應。至少就斯諾《西行漫記》中毛澤東自述的首發文本為此後衆多的毛傳記確立資料來源和定下統一口徑的決定性影響來看，在有關毛澤東早期言行辨偽求真的問題上，我們今日仍一葉障目，麵對著“窯洞毛蛙開口後，毛蟲千百俱同聲”的局麵。那些有關毛澤東早年事跡的經典段子再經蕭三、李銳等權威的毛傳作者添枝加葉，刻意渲染，四處傳播的應聲蟲合唱已把“偉大領袖”早年的先知先覺雕鑿成深入人心的偶像（icon），在我們今日破解毛神話的進程中橫梗起一塊擋路的照壁。盡管如此，隨著近年來批毛大潮勢不可擋地湧起，陸續湧現的評毛新作正在從不同的角度穿越迷霧，為覺醒中的讀者大衆廓清著視野。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從閲讀此類異議論著受到的開導出發，對毛的早期言行作出應有的批判性解讀。
斯諾記錄的毛澤東自述是圍繞著“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這一命題展開的，講述者本人在講述（包括記錄者在記錄和轉述）時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他早年的經歷與後來參加革命，發動階級鬥爭的使命聯係在一起。此後再經其他傳記作者踵事增華，一個好動、個性較強和不太安分守己的農家子與父親或師長發生的某些衝突便被過分地描述成他自發的革命傾向和穎異的階級覺悟。其實，在那個帝製崩潰，傳統家庭解體的年代，父子或師生間衝突的現象本很普遍，歷史上很多劇烈的社會轉型期都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發生衝突的具體原因複雜多樣，很難一概而論，僅以毛澤東自述其大膽對抗父親和老師的那幾則故事為據，未必就能確定他革命傾向的必然根源。
讀毛澤東的自述，我們可以發現，他不止一次地抱怨他父親待他嚴苛和指責他懶惰。此外，蕭瑜的書中也對毛厭煩農活的表現以及毛父督促他幹活的細節有幾段描述。[8]毛父指責毛的口氣讓人聯想到劉太公嫌小兒子劉邦“無賴”而更喜歡他家老二勤快能幹的故事。可以想象，毛父眼中的毛那個“懶惰”，應該說是與毛澤民在家中老實務農的表現相比而言的。這位毛老弟比毛小三嵗，他勤快能幹，尤善經營，擅雙手撥算盤，在很多方麵都傳承了他父親機靈的商業頭腦和勤儉持家的品質。但好讀閒書的毛澤東卻對靠種田或經商發家致富的事務不感興趣，從他另一首挪用前人之作的“明誌詩”可以看出，[9] 他對文字更感興趣，仍想走傳統的讀書人追求功名的老路。如果說清廷1905年廢科舉以後，仕進無門的讀書人在新形勢下必然要另覓出路，那麽，像毛澤東這樣不喜歡私塾教育，也不熱心務農的心態，就不算什麽特殊的個案，而是當時青少年學子群中極爲普遍的現象。胸懷大誌的年輕人大都要走出閉塞的農村，去讀新式學堂或出洋留學，為開闢新形勢下的“仕途”打好基礎和尋找機會。魯迅也談到過他年幼時不喜歡死背經書，更喜歡讀演義小説的情況，但魯迅並沒在留日歸來後投身政治冒險的活動，而是在教學工作之餘，以新文學創作的方式延續了舊文人詩詞歌賦的老路。魯迅的選擇當然與他具有創作才能，且能堅持寫作有很大的關係。毛澤東從小即留意詩詞寫作，甚至到老年還懷抱更想當詩人的夢想。[10] 隻可惜他詩情雖濃鬱，才分卻有限，吟詠不輟一輩子，也就留下了那幾十首可用以書贈他人的詩詞。假使科舉製還會延續下去，像毛這類性喜舞文弄墨的人物，即使無緣仕途，隻要鄉試中考得個出身，多少也可在本地享有紳士身份，過上吟詠田園的詩意生活。但廢科舉之後的鄉村再也沒有讀書人施展才能的機會，這才是毛澤東不安心在家苦熬那艱辛的耕讀生涯，也無意幫父親記賬理財，因而常被父親指責為懶惰和不孝的原因。
在保安給斯諾講述其早年經歷的時候，毛澤東已帶領工農紅軍上井岡，走長征，積累了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身為紅軍首領，又是中共高層中知名的人物，毛講起他當年與父親衝突的細節，自然有意無意間會將某些陳年舊事納入他階級鬥爭語境中宏大敍事的模式。正是這類政治正確的歷史敍事模式，為後來一係列革命故事的講述腔調確定了基調。從毛所講述的毛父發家史可以明顯地看出，與當時農村中絕大多數富裕中農、富農和中小地主的情況相近，毛順生也是靠勤勞、節儉和善於經營才逐漸脫貧致富，好不容易過上了維持溫飽的日子。他那艱辛的發家史很有代表性，可謂鄉土中國千百萬優秀農民中的一員。但在講述他父親刻苦經營和勤儉持家的瑣事中，毛卻特意突出了他父親吝嗇和苛刻的一麵。毛告訴斯諾，他父親雖雇有長工，仍親自率全家人下地幹活，最使他耿耿於懷的一點就是，他從六嵗直到十七嵗出外讀書之前，父親一直都在迫使他課餘時幫忙幹活。他也不滿父親持家節儉的生活方式，並以訴苦的腔調說：“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照顧，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11] 讀者若能摘掉階級鬥爭的有色眼鏡，反讀毛這些講述，毛所描繪的吝嗇鬼父親之所做所爲豈不正好戳穿了流行的階級鬥爭故事所編造的汙衊性謊言。像毛順生這樣辛辛苦苦，長期勤儉持家才過上溫飽日子的農人正是千百萬上中農、富農和地主的典型代表，實屬於千百年來延續在華夏大地上默默耕耘的務農精英。他在飲食上苛待家人和自己，不過為多積累些財富；而給長工吃的更好，當然是搞點物質刺激，激勵他們更賣力地為自己幹活。他的作爲至少向我們傳達了一個與高玉寳捏造的周扒皮那類黑心地主截然相反的信息：[12] 在傳統的鄉土中國，雇主對雇工未必都採取殘酷壓迫和狠心剝削的手段。就拿毛順生的情況來説，不管他生性多麽吝嗇，在處理僱工的待遇問題上，他顯然考慮到鄉間習俗所約定的某些規矩，無論如何也得對僱工表現出鄉黨間應有的溫情。因此他再吝嗇也隻能吝嗇到自家人頭上，尚不至於吝嗇到在雇工的飲食安排上過分小氣的地步。在蕭瑜的那本回憶錄中，個別的細節也以令人感動的事實對比出毛澤東自述的偏頗。比如蕭書中夜訪何叔衡家那兩章，[13] 寫的是蕭瑜和毛澤東暑期到外縣行乞遊蕩的趣事。何家在當地是一戶十分普通的自耕農，由於全家人善良勤勞，莊稼長得好，生豬養得肥，好客的何父古道熱腸，把蕭與毛這兩位半夜登門的不速之客奉若稀客，給予他們極其熱情的招待，期間的每一個細節都讓人感受到當時湖南鄉間淳厚的民風和自耕農日常生活中濃鬱的田家樂氣息。此外，蕭和毛一路上打秋風作文明的行乞，在劉翰林家和各家店鋪均受到款待，即使是普通的農戶，也都對沿門乞討者樂善好施，待人溫厚。他們旅途中的種種見聞無不反映出“土地革命”前的湖南農戶大體上都安居樂業的現狀，以及社會上比較敬重讀書人的風氣。隻可恨曾深受其恩澤的毛澤東後來閙起暴力分田，不但摧毀千百萬家像毛父或何父那樣勤勞致富的家業，敗壞了他們所傳承的民氣民風，而且把家家戶戶最終都弄成了貧農。
我在一篇討論“三農”問題的舊作中曾指出，當時中國農村的嚴重問題是土地資產缺乏轉換成商業投資的條件，因而過剩的農村勞力無法轉入非農業生産，致使落後的小農經濟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瓶頸。[14] 在當時的情況下，假使更多的富裕農戶能兼營工商業，繁榮城鄉間的經濟交流，多少會有利於此一瓶頸的逐漸突破。從毛澤東的自述不難看出，他父親所努力經營的正是類似的事務：正如他對斯諾所述，他父親在種田之餘兼營稻穀販運的生意，曾一度要送他去米店學徒。關於他父親做生意的事情，毛澤東基本上是以不滿的和批評的口氣講給斯諾的。父親被描述為唯利是圖，待人苛刻的奸商，他自己則相對地表現出一副同情窮苦農民的模樣，對父親生意上的挫折，他甚至持冷眼旁觀的態度。但據毛家其他親屬後來的講述，故事中的毛順生便與毛澤東的口述給斯諾的有很大的出入。他們描述的毛順生是一個精明而富有創意的生意人，他從做稻穀生意起步，兼營販賣豬、牛的生意，並用賺來的錢進一步投資，在銀田寺的“長慶和”米店入了股。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回憶說：“毛順生很會做生意。後來光靠銀元、銅錢來週轉經濟不夠，就自己出了一種‘義順堂’的票子，代替貨幣。票子是紅色的，別的票子人家不要，隻要是‘義順堂’的就要。” 那還是二十世紀初，在落後的湖南農村，毛順生可謂嘗試用資本主義的信貸投資方式致富的先行者，算是很早就懂得發行股票來融資興辦商業的中國農民。不幸那年月天災人禍接踵而至，他年僅半百便過早去世了。[15] 毛父的經營雖僅限於小算盤上的週旋，卻也隱隱呈現出一種欲轉其土地資本為商業投資的明確傾向。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既有的路徑來看，這正是清末民初的中國農村從傳統向現代轉化過程中初露端倪的自發自為之秩序，雖資源微薄，遠未形成氣候，更缺乏有利的國際國內條件，卻也不失爲發展經濟，促進繁榮的一條可行之路。這樣説來，被毛抱怨為苛刻、吝嗇的父親，實際上所代表的才是先進的社會生産力之萌芽，而不肖子毛澤東則是在讀書做官的道路受阻後，又缺乏掌握新知識，競爭好職業的能力，竟至挾其不平之義憤，失足於共產逆流，最終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導向了“通往奴役之路”。
毛澤東對父親的種種不滿正反映了當時的中國農村難以自發自為地向“現代”轉型的落後狀況，要走出此經濟結構的瓶頸，需要的正是毛順生那樣的勤儉致富和多麵經營，更需要他家老二那樣的實幹人才。相對而言，起到了絆腳石有害作用的人物，正是毛澤東這種不幹實事的舞文弄墨之徒。他們從時興的報刊書籍上了解到一些新知識新思想的皮毛，就懷其村野劣質心理的不滿情緒，對剛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城市文明表現出嫉妒、仇視性的批評，從中發酵出他們自己病態的革命衝動。毛澤東那個具備實業家才幹的弟弟毛澤民不幸也在後來被他拉上賊船，英年早逝，在革命鬥爭中枉送了性命。毛澤民在紅軍中曾負責財政和生産方麵的工作，成績卓著，被公認爲經營管理的英才。倘若我們把歷史的長鏡頭從民初拉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後毛鄧時代，對照一下當前新的經濟政策下大量發家致富的農村能人以及他們成就的種種事業，毛澤東既厚誣其生父又貽害其胞弟的罪責和其他方麵的口舌之惡則不言自明，是無論如何也賴不過去的了。
三 《倫理學原理》批註：自我崇高的臆斷
毛澤東自述中另有一廣爲傳頌的段子，常被標榜為他階級意識覺醒的事例。他告訴斯諾，他小時候所讀的舊小説中“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他說經過長久的思考和分析，他發現那些書“頌揚的全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爲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製，顯然是讓農民替他們種田。”[16] 這一重大發現被毛講述得恍若未來的共產教主受到天啓，穎悟出“造反有理”的道理，仿佛他從小就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上思考有關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問題，早在那時候已看出了“土地革命”的正當性和歷史必然性。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直到1917年他二十四嵗在師範讀書的時候，在一封寫給黎錦熙的信中，他仍對曾囯藩平定太平天國的武功表示了由衷的讚賞，說什麽“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17] 毛不但佩服這位後來被中共歷史教科書判定為“鎮壓農民起義的地主武裝勢力元兇”，更在另一封致蕭瑜的信中盛讚當時的湖南軍閥湯薌銘。此人鐵腕治湘，殺人不眨眼，素有“湯屠戶”之稱，毛卻在信中為他的“嚴刑峻法”辯護，說“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原來毛很佩服湯屠戶殘酷鎮壓所取得的治安效果，至於其鎮壓手段的是非問題，他認爲不必再斤斤計較。[18] 由此可見，即使毛少年讀書時確曾為書中隻有武將或文官卻沒有農人而感到不平，其不平之心的出發點也隻能是發自他棄農外出求學的決定，所反映的主要是他不甘心埋沒三家村，立誌要做一名新式“武將”或“文官”的強烈願望。僅從蕭瑜書中“天心閣”和“劉邦廟”兩章所記毛澤東與他人對話時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即可看出，毛不隻特別崇尚政治強權，而且以強權人物自期。
此類自相矛盾的言行明顯反映出毛當時思想之混亂，以及他濫讀報刊書籍所接受的理論之駁雜。在給黎錦熙的長信中，他還大發空疏的偽儒學陳言，以超人的姿態闡述其君子優越的無政府主義論調。按照毛的看法，“農、工、商業”一類冗務“非為君子設也，為小人設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則政治、法律、禮儀製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皆可廢而不用。”黎乃一很器重毛的青年教師，他於毛可謂亦師亦友，那時候真不知他讀到該生的這一席渾話曾作何想。毛在信中討論的是徹底改造中國的問題，對當時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事物如議會、憲法、內閣、實業和教育等具體的改良設施，他均持輕視的態度，稱其為“細枝末節”；對日常生活中行之已久的善舉和品德如“育嬰、修橋、補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種種之德”，他均貶之為“盲目的動作”。他自負地站在好高騖遠的瞭望台上發言，主張從“動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入手，對國民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毛所侈談的“大本大源”是什麽呢？他將其籠統地稱之爲“宇宙之真理”，說“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毛此類從他楊老師（昌濟）那裡學來的空疏大話看起來似乎頗有些陸王心學的衝勁，實際上已滲入了他當時泛覽的書刊中流行觀念的影響，即相信世上確實存在著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終極真理，人類隻要掌握此萬能鑰匙來重組社會，改造人心，就會建立起理想的世界。而主導此思想改造運動的領袖人物，則是他期待的超人式君子，即所謂“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19] 毛發此狂論時尚不清楚該用什麽主義或理論去改造國民，該實施什麽具體的治國方案，更不思折節自勵，取法乎上，以成就真才實學。他為龍還是為蛟，當時尚無定形，但在他那些語無倫次的泛文性倡議中，已隱現出趨於胡鬧的陰影。此後他緊握筆和槍兩大桿子胡閙了幾十年，直閙到文革，果然憲法、政治局、人大、政協等“細枝末節”統統癱瘓，被運動的工農商學不工農也不商學，全都成爲他幾十年前所說的“多餘”行業。毛終於以“大氣量人”的手筆緊握極權，推行了他那“動天下之心”的攪局行動。
從年少的詠蛙詩到長沙讀書期間的書信和時評政論，毛在從“極卑”向“極高”的提升中已積累下不少文字。對毛這些不成熟的少作，中共官方長期束之高閣，並未納入正式出版的毛著。直到近年來毛澤東熱一波又一波泛起，此類編外舊作才得以零星傳出，結集出版後大量發行，甚爲暢銷。對普通讀者來説，大概是莊重刻板的毛主席像司空見慣了，現在出版商既印出了他那“嬰兒時代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魯迅語），自然會感到好奇而趨之若鶩。至於堅持對毛著作深入剖析的個別論者，他們之所以有耐心埋頭翻閲如此次等的材料，探討其中的思想和理論，則是為釐清其庸俗化“哲學”的應用及意義，旨在消除籠罩其上的虛假光環。比如對毛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所寫的那一萬多字批註，台灣學者劉季倫便作出了中肯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批判。與大陸報刊網站上毛左毛粉們那些虛飾浮泛的言詞相比，劉著的嚴謹和洞察格外突出，顯示出一個獨立思考的學者既説理明辨又持論客觀的治學特徵。[20]
毛澤東從早年即好持似是而非之論，尤善於作偷梁換柱的詭辯。他批註洋書而兼議國學，所倡言的個人觀和道德觀與泡氏文本實際上大異其趣，與其說他是在認真理解和闡發泡氏的學説，不如說是在泡氏所確立的話題下任意發揮他個人被激發的管見。Brantly Womack指出，就西方的標準而言，泡爾生持論既不激進也不新奇，他相當謹慎地兼容了主流道德觀合理的成分，雖重在討論自我，卻並未偏廢利他主義。楊昌濟給學生介紹泡氏此書，主要是看重泡氏十分關注個人的道德狀況，其中的論述可為他倫理學課堂上的學生討論道德問題時提供理性的和基於個人經驗的參照。在西方，自笛卡爾和培根已降，在個人的經驗上重建現實的活動一直都在進行之中，但中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傳統社會的突然解體使毛澤東這一代的個人彷徨無依，失去了舊有的擔當。泡氏道德觀的取向與康德基本相同，他“所強調的是個人與普遍原則之間的關係，而非如中國倫理傳統中那種特殊的人與人的關係。”[21]
毛在其批註中卻執意把個人與社會混爲一談，將小我擴張為大我。按照劉季倫的分析，其間的要害是，毛拋出了他自以爲是的“自然人性論”，並拿它置換了傳統的“道德人性論”。正如劉文所說：“毛澤東的思想，是承接著中國傳統的思路而生的變格。與中國傳統的思想相比，它既是中國傳統的發展，又是中國傳統的歧出。”[22] 傳統的“道德人性論”有一個既超越又內在的“天道”/“天命”，如《中庸》所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個正心誠意的人“好善惡惡”的德性之所以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他真誠自律的結果。因而他的“喜怒哀樂”能夠“發而皆中節”，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其既“盡性”又“知天”的存在狀況。在這裡，肯定“天道”/“天命”的本源性是很重要的，但同時也必須重視經由嚴格的自律而達到的自發狀態。這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與康德特具道德價值的“自由選擇”相比，表述有所不同，旨趣則是很相近的。
按照以賽亞·柏林的描述，“康德一再強調，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就在於，人能道德自律，而非受製於機體的他控，須知人的身體乃受製於自然法則，而非聽命他內在的自我。”因此，康德很重視“人的自律能力，即他的自願遵從其理性選擇的目標之能力。”在他看來，自我必須被“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因爲，“人若受製於支配物質世界的法則，‘自由便無從得救’，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柏林進而指出，與康德的論述不同，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一大批思想家卻持自然神化的論調，他們“傾向於視自然為神聖的和諧，一有機的或製作精美的宏偉整體，此精致的裝製不管為天工巧設，還是無始無終的存在，都是人不可須臾偏離的樣板。”這種被柏林稱之爲“浪漫主義意誌之禮贊”的思潮，包括“人即神（a person God）、意誌之自由等概念”，[23] 在西潮洶湧的五四前後，對新派讀書人或多或少都有所影響。就毛澤東那種蛙式自鳴得意心態，又喜歡反社會草莽人士言論的個性來説，自然神化的論調正可謂投其所好，給他那不甘受“天理”調控的“人欲”注入了鷂子翻身的動力。
毛澤東的“自然人性論”與康德所說的“道德自律”正好相反，按照劉季倫層次分明的辨析和解釋，毛不是把自我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而是從“吾人”乃“自然”之一部分的出發點展開論述，更進而把“吾人”對“自然”的規定轉換成“自然”透過“吾人”的自我規定。這樣一來，個人的“自由意誌”便有了源於“自然”的根據，在康德語境中人必須擺脫的支配物質世界之法則，卻被毛作爲“自然之衝動”提升到“天命”的地位。毛所說的“自然衝動”之出發點即通常所說的“食色性也”。他認爲，“蓋衝動既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發達者。自然者，真也，實在也……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發達，皆根於自然之衝動。”毛因此斷然肯定說：“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他甚至說：“人類者，獸格、人格並備。”按這樣的推理推下去，人與天道的“道德”聯係——按照劉著的剖析——便被置換成了生物性內容的“自然”。毛的推論到此仍不罷休，他進而更加拔高他所執著的“自然衝動”，繼續推論說：“蓋意誌本原於衝動，意誌中之良心何獨不然。良心既亦本原於衝動，在理本應與衝動一致。……要之，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係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毛最終推出了“自然衝動”與“意誌”和“良心”同一的結論。通常所說的良心，按毛的理解，隻不過是調節“自然衝動”的策略，它的作用是使食與色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滿足，可視之爲更高一級的衝動。“人欲”於是乎幾被等同於“天理”，特別是像毛這樣自詡為“豪傑之士”的人物，其“自然之衝動”即為其“得於天之本性”。至於“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製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此純出其自計，決非服從外來之道德律，與夫所謂義務感情也。”[24] 毛這些武斷的言論儼然擺出和尚打傘的架勢，其無法無天的衝動已在行文中冒出猙獰的頭角。人的本質若按照毛澤東的“對立麵等同論”這樣簡化下去，乾脆就可以說“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以及“我即人，人即我”了，一切的一切，都由我決定，都惟我是從。
這裡的“我”已擴張成一個大我，不但可代表人類與“自然”同一，而且從遵循“天命”的修德養性實踐——即所謂“道德自律”——中徹底解脫出來，高居“天命”之上，可隨意發出改造世界的壯舉。毛於是噴出以下的狂言：
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於神之命令，而後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隸之心理也。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宇宙間各物之活動，各物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無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25]
毛這種自我擴張的叫囂與郭沫若那首題爲《天狗》（寫於1920年）的詩歌狂吠可謂一前一後，遙相呼應。郭沫若當時的自我衝動如爐中煤一般燃燒，滿腔毀滅舊世界，創造新社會的熱望。其詩曰：“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個“我便是我”的存在又該當何解呢？該我業已吞掉一切，就隻剩下吞噬自己以延續其存在，成了一個向自身內部塌陷的人格黑洞。從某種程度上說，《天狗》的最後一句——“我的我要爆了”——可謂預示性地反諷了毛臨終時“吹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可悲下場。在對郭沫若此詩所作的分析中，顧彬（Wolfgang Kubin）把詩人的自我膨脹稱爲從“神的顯靈”向“自我的顯靈”之過渡，並對此一現代性的症候予以深入的診斷。他說這不再“是從宗教向世俗化態度的簡單轉移，而是新觀念利用了舊傳統的象徵之物，由此使自己成為了一種新宗教。”“人們不再以宗教行動或者通過聖賢之教獲得某種幫助他拓展自身能力的東西，而是認爲一切都歸功於自己。……這裡發生的一切可叫做‘崇高的轉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傳統，崇高的首先是個人，然後是集體，尤其是國家。”“這種致力於創新的精神向法西斯和社會主義思想都敞開了懷抱，在領袖崇拜中被推向高峰。”[26] 就顧彬的診斷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毛澤東極端唯我的意識就是郭沫若筆下的那個“天狗”。那時候郭詩人和毛哲人並不相識，他二人雖“虎踞”在各自的池塘內引吭獨鳴，卻已異口同聲地發出了互相縱容的“鼓吹”。難怪後來郭已活到被尊稱爲“郭老”的那一大把年紀，竟以甘當孫子的口氣向毛獻上“偉大領袖比爺親”那樣肉麻的詩句。“崇高的轉移”最終並沒轉移出任何真正崇高的東西，結果全都墮入了“極卑”的泥坑。
四 差等生及其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
毛澤東這類極端唯我的言論儘管口氣很大，但那時候他畢竟還很年輕，又是從鄉下初入城市，實際上並無充分的自信。從他與友人的大量通信可看出，他一方麵發洩對學校的諸多不滿，另一方麵也對自己求學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過疑慮和檢討。對外界和自己的雙重不滿常使他搖擺在厭學情緒和勤學熱勁之間，徘徊於忽讚賞新學忽留戀舊學的迷惘狀態。就他某些前後不一的言論來看，有的顯示了他不受約束的“自然衝動”與新式學堂校規的衝突，有的反映出他無力在各門功課上全麵發展所導致的逆反心理，有的則是他的邊緣人心態固有的反知識精英傾向。
據一師同學蕭瑜所述，毛澤東學習努力，每天早上都高聲朗誦古文，但他僅在文史上用力甚勤。因而“在所有的功課中，他隻有作文一項算是出色。他的英文甚差，一分也得不到；算術隻能得五分。而在繪畫一科中，他所作的唯一的東西是一個圓圈。在這些課程中，他永遠是全班最末尾的幾名之一。然而在那個時代，作文被認爲是最重要的。假定學生的作文不錯的話，那麽他就算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因此，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27] 這個“優秀學生”的定位恐怕隻是就一師的標準而言的，在毛此前考入的長沙省立一中，情況就有所不同。在該校，毛澤東因語文之外的各科成績太差，僅讀了一學期，即被迫離開，隨後轉入一師。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也坦承他自然科學的成績很差，但同時又為自己辯解說，“學校有很多校規，我贊成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爲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談起在省一中讀書的情況，毛隻突出他入學考試的作文得了第一，並未提他理科極差的事實，卻把他在那裏讀不下去的理由歸咎為該校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28] 如果說毛澤東耽誤到十九嵗才入讀中學，因起步太晚而過不了數理關，多少還讓人覺得情有可原，但時隔二十年舊事重提，毛已成爲他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對自己的學習態度不作絲毫的反省，反詆毀省一中教育救國，文理兼重的辦學理念，那就不能不讓人對他總是把錯誤推給別人的做法有所反感了。
其實，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未嘗不重視他在學校的成績，那時候他對個人的學業頗多擔憂，並非如他向斯諾講述時那麽滿不在乎。從他有一年期末寫給友人的信中可看出，每當他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差距，也曾感到苦惱，有過反悔。他在信中對友人說，“學校試驗今日完，吾於課程荒甚。從前拿錯注意，為學無頭緒，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捨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閱足下所定課程及為學之功，使愧懾無地。”可見毛也曾努力要求自己向優秀生看齊，隻是感到力不從心時才產生了逆向而行的衝動。在致黎錦熙的信中，他檢討自己“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慨嘆他“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改變，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嗬！……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29] 類似的悔悟之言散見於毛早期的不少信件，從中可看出，毛口頭上雖極端唯我，自以爲“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但一旦在實際厲行中發現自己能力不足，便很容易陷入焦慮和躁動。毛自稱爲“知識荒”的人，說他進入圖書館如牛闖進菜園。他渴求新知的心情確實很迫切，但卻因急於速成，他從起步即想走捷徑，企圖通過閲讀一大批入門性讀物，在短期內掌握各科知識。由於受閲讀條件的限製，對毛澤東來説，當時接受新知最簡便的渠道就是閲讀日常可見的報刊，毛因此最喜歡閲讀報刊。單一的報刊閲讀使他接受的知識零碎膚淺，混雜無序。這種泛覽和濫讀的求學方式，正如叔本華所說，好比讓別人在自己的頭腦內跑馬，所獲的知識不過是群馬跑過後留下一片雜遝的蹄印。他在致蕭瑜的信中便承認，“泛泛然閱報章雜誌，而不知其所歸，此所謂無係統也。”毛書信中不少論點都顯露出熱蒸現賣，道聽途説的跡象，他隻顧向同學如此轉述別人批評報章閲讀的言論，無形中竟也自暴了他個人治學的毛病。再如，他隨聲附和，發揮蔡元培表彰美育的言論說：“遊戲、手工、圖畫、音樂，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為現在世界達到實體世界之津梁，故諸科在學校為不可闕。”但後來他又發表與之相反的己見，認爲“現時各學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練習手眼靈敏，陶冶心思精細，然……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為不生産的，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是謂‘能力不經濟’。”[30] 如果說毛對蔡說起先表贊同，是反映了他濫讀報刊留在頭腦內的“馬蹄印”，那麽，他後來又轉而從實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批評美育課目的設立，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他所持異議的出發點與他自己沒能力學好美育課程的內在聯係了。
在求學的問題上，毛時而怨天尤人，時而自怨自艾，最終仍是把自己缺乏適應能力的失意感發洩為對學校、教師和當時教育體製的不滿。1915年，毛入讀一師第三年，即心生厭煩，有了讀不下去的感覺。他寫信對黎錦熙說：
弟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誌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實大悲傷。昔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譏，然亦有“幽穀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穀也。……生平不見良師友，……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夏假後，乃作一啓事，張之各校，應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他同時也對蕭瑜說：
僕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力以爲策勵，故求友之心甚熱。[31]
不可否認，從私塾向新式學堂的轉變為學生的個人活動與互相接觸開闊了空間，學生有機會結爲群體，自由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的小組，同時也在報刊書籍的影響下關切時局，激發起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毛澤東的求友心切，當然與他置身的新環境有一定的關係。對時局的擔憂，對政府的不滿，強烈的救亡意識和愛國熱情，所有這些政治社會關懷均屬當時衆多的青年學子很容易受感染被激發的情緒和衝動，並非毛獨自特有的先知先覺。這一中國特有的世紀初精神狀況隻能說是刺激毛踴躍投入社會活動的一個總氛圍，但就個人的情意動力源來説，毛的求友心切卻另有他特殊的內在緊張。那就是他複雜的失意者躁動情緒。這情緒迫使他急於擺脫自我的孤立狀態，建立旨趣相投的小圈子，以便互相鼓動各自“小我”的擴張，在匯聚為群集的“大我”中得到提升。由不適應新的環境到對課堂、課目和教育體製產生抵觸情緒，再發展到呼籲自學，求友結社，積極開展課堂以外的社會活動，毛澤東逐漸找到自我認同，從而較爲滿意地甩掉他學業上的失意感，在小圈子範圍內增強了他外強中乾的自信。通常，對個人事務缺乏處理能力的人多喜歡去管他人的閒事，毛就是此類愛幹越俎代庖之事的人物。他自以爲在執行熱心助人的神聖使命，其實他是在抓住順流漂過的木筏，為的是搭救他恐懼沉溺的自我。這種從自我中心轉向群體分享的生活方式可謂他最稱心如意的我-他替換練習，你要是不讓毛澤東這類人做他自以爲神聖的事務，他的生命即陷於貧乏和空洞。[32]
蔡和森1918年從北京致信毛澤東說，當時任教北大的楊昌濟希望毛入讀北大，並特別提到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於是他興奮地建議說，他與毛、蕭“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後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毛在接信後兩月即與蕭瑜、羅章龍等人動身赴京。不久，蔡和蕭赴法勤工儉學，羅入讀北大哲學係，毛既未隨大流出國留學，也沒有入北大深造。[33] 據羅章龍所說，毛也嫌北大的課程腐朽陳舊，根本不屑報考北大。但又傳胡適曾就此事作過解釋，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準，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34] 毛與斯諾的談話中並未提及他考不考北大的事情，隻談到他在北大圖書館做了幾個月助理員的經歷，回憶中淡淡地描述了他職位低下，不受教授們注意，被冷淡在名流圈外的境遇。種種不入流的境況不斷在加深毛心中的失意感，隨之也增強了他對學校教育的抵觸情緒。從北京回到長沙，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發洩了極其強烈的憤懣：
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隻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我於湖南教育隻有兩個希望：一個是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盡，這個希望是做不到的。一個是希望學生自決，我唯一的希望在此。[35]
毛所不滿的新式學堂是從西方拿來的教育體製，在當時尚屬新生事物，篳路藍縷中，需要提高和改進的方麵肯定不少，不盡如人意者自然在所難免。但校方和師資的問題不管多麽嚴重，恐怕也不至於像毛澤東貶斥的那麽低劣。我在網上讀到賴景瑚的一篇文章，題爲《民初時代的湖南青年》。賴與毛同時同地在中學讀書，雖非同學，經歷的時代氛圍與毛並無兩樣。他也是先讀私塾，後入學堂，經過努力追趕，各門功課還都學得不錯。在他的記憶中，湖南教育界的情況便與毛的負麵反應截然不同。他說：
那時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滿了這一類年富力強而又富有朝氣的教師。他們有的在留日時期，就已約定不求名利，不做官吏，隻以全力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黃克強先生合辦明德中學的胡子靖先生。由於這班熱心人士的倡導，長沙一個小小省會，居然到處都是學校，滿街都是學生。美國教會在那裡辦了一個雅禮大學。同時還有一個高等實業學校，主持的是留德的賓步程；一個商業專科學校，主持的是留美的湯鬆。也有一兩個留日學生所辦的體育學校。此外幾乎盡是小學和四年舊製的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以辦學認眞出名的，爲嶽雲、楚怡、修業和兌澤學校，還有第一師範和長沙師範。女校則以周南和福湘比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36]
對比賴文的描述，不難看出毛澤東偏狹的反知識精英情緒。在當時的新式學堂中，既有發揮普及教育作用的普通學校，同時也有部分學校學追隨西方名校的建製，在課程設置、師資和生源上力求維持知識精英的水準。特別是像長沙這樣有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開風氣之先的城市，教會學校所樹立的精英標準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賴景瑚回憶的片段便是這一辦學盛況的如實反映。他比較幸運的是，後來考入雅禮學堂大學預科班（Yale-in-China’s High School Department），在那裏完成四年舊製中學課程，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國文基礎。他說他曾找過毛澤東聯係去法國勤工儉學事宜，因不巧未找到毛而放棄了留法的打算，遂改爲留學美國，最後走上完全與毛不同的人生道路。
必須指出，在前現代中國，城鄉之間的文化界線並不特別分明，城市尚未擁有絕對優於鄉村的地位，山林或田園甚至被抒寫得比市井和朝廷更富有詩意。西方的資產階級文明正好與之相反，它的現代性特徵正體現於被中國傳統貶斥為“奇技淫巧”的世界性城市文明，與鄉土中國的田園景觀形成強烈的對比。毛澤東的問題是，他極端厭棄落後保守的農村環境，滿懷求上進的誌向來到城市就讀新式學堂，但卻因自己一身頑固的農村習氣，對他尚不完全適應的城市化文明,不但不屑付出與時俱進的努力，反窩火了太多的憤懣。毛澤東言行的顛覆性在於他除了懷有反知識精英的情緒，還進而試圖樹立其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anti-elitist elitism）。他首先瞄準了沒有文化的勞苦大衆，要肩負起給他們當啓蒙老師的神聖職責。由此他得到在他感到鬱懷難伸的學校之外另辟園地的機會，無形中享受到“舍己田而耘人之田”的快感。毛於是在一師學友會附設的夜校內打起義工，並在此實踐活動中發表他自己的教育主張。他認爲“現時學校之大弊，在與社會打成兩截，猶鴻溝之分東西。一入學校，俯視社會猶如登天；社會之於學校，亦視爲一種神聖不可捉摸之物。”他理想的教育是打通學校與社會的分隔，以校外之校的陣地挑戰既有的學校，最後造成“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37] 這種看似為勞苦大衆受教育呐喊的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圖取消學校這一教育機構相對的獨立性和專門性，最後造成教育的無政府狀態。這種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正是毛澤東力圖以其“極卑”的資質向“極高”的位置詭變提升的起點。撫今追昔，由此也不難看出，早在後來發表其荒謬的“五七指示”之前，年輕的毛澤東已對正規的學校教育懷有敵意。這種“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的構想終於在文革中得以實現，教育與生産均陷於停頓，由毛澤東帶頭胡鬧，把全中國辦成工農商學兵一體的毛澤東思想革命鬥爭大學校，結果荒廢了好幾屆學生寶貴的韶光。對比一下西方國家，人家之所以造就了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礎，辦成了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頂尖大學，以及今日中國有權有錢人送子女去就讀的那一大批私立中學，就是因爲從政府到社會，幾百年來都全力維護知識精英的辦學方向，為學校教育提供了相對獨立的空間，不但從沒強迫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更沒以國家的強權迫使學校教育承擔分外的事務，而且特別尊重校方自主辦學。
毛澤東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再進一步發展，就是邀集他新民學會的成員辦自修大學，設工讀學會，準備從事半工半讀，試圖效顰周作人傳播的日本新村生活藍圖，建設以新家庭、新學校、新社會為一體的烏托邦園地。所有這些設想其實均非毛自己的獨創，多為他在失意的躁動中為趨時求新，照搬來報刊上誘人的文字描述，拿到他的小圈子內部傳閲，聊作他們聚會中幾聲蛙鳴式的鼓吹。這種中西合璧的田園耕讀生活設計並未跳出從文本到文本輾轉抄襲的炒作，不過發表出來，求得口頭或文字上一時的興奮而已。他們頂多能做到煮蠶豆當飯吃，窮浪漫幾天實驗性的集體活動，很快就因拿不出足夠糊口的資金而難以再浪漫下去。此外，更由於受到當時“勞工神聖”之類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毛澤東還提出“以神聖視工作焉，則為新生活矣”的説法，與新民學會的成員相約去體驗“用勞動得來的生活真是快樂”的托爾斯泰式道德自我完成。毛此類一時興起，標新立異的提議均與他無意老實做學問的不安分脾性有關，因爲他熬不下去坐冷板凳的書齋生活，才逆向選擇，作出了此類偏離生活正軌的實驗。在致羅學瓚的信中，他明確表示說：“我現在頗感覺專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我想總有一時期專用體力去做工就好。”1920年毛在上海送別蕭三（子暲）一行人赴法之後，即與彭璜等人留滯當地，租房居住，試驗起互助工團的生活。毛做了幾天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算是過了過“以神聖視工作”的小癮，但同時也深感勞其筋骨，服務他人的工作並不輕鬆。他於是隨即寫信向黎錦熙通報，“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可見毛當時的反知識精英情緒還是站在另類精英的立場上説話，他仍在以他所說的“君子”自詡，一直在尋思如何把他的“小我”擴張成包攬他人差事的“大我”。
在這封致黎錦熙信中，他還提到各種嘗試碰壁後的迷惘，很想另尋出路，打算儘快去蘇俄留學。在另一封致陶毅的信中，毛更以探索對方意願的口氣招徠和開導，描繪了極富有前景的留俄計劃，向那位他很想親近的女士發出共赴蘇俄的提議。[38] 但毛澤東所有的留學計劃一直都懸而未決，他熱心投入的社會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在事件的追尾行動中越陷越深，後來似乎再也沒碰到抽身出洋的機會。當然，過不了外語關這一大障礙，不能說不是他沒能下決心走出國門的原因之一。毛對蘇俄的青春型嚮往很快即化爲過眼雲煙，他曾打算學習俄語，但從未真正開始。越到後來，他越深入參與共產國際主導下的中共革命，越喪失對莫斯科曾經有過的理想期待。毛澤東模糊思慕的國家其實是美國，那個叫做美利堅的“合衆國”在當初正是他“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理念所欲效仿的樣板。隻可惜他那種讀報刊的認知水平僅看中了美國各州實行自治的表象，卻很難仔細了解到民主政治深廣的民德基礎，再加上受其急功近利本性的主導，毛轉眼間便與那時潮翻滾中燦然一閃的政治信念失之交臂，在人生選擇的轉彎處拐上了蘇俄引導的邪路。不過，對於他那門成績很差的英語課，毛似乎一直都不服氣攻不下這道洋難關，以致鼓起了學不好也要硬學的幹勁，竟斷斷續續學了它一輩子。直至晚年，毛猶招去章士釗那位聰慧可親的女兒禦前侍讀，一時間學得興趣盎然。毛儘管如此努力學習，最終仍原地踏步，沒能提高到初級英語課以上的水平，就像他天天在他個人專用的遊泳池內逍遙仰泳，從不變換姿勢，也從無速度上的長進。
五 “真小人”道德觀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行事，他表現得既出色又稱職的一個方麵乃是他熱心投入的文牘工作。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15年，毛澤東入讀一師第三年，即被選為該校“學友會文牘，負責起草報告，造具表冊和會議速記。這一職務毛澤東連任四屆……做了大量會務工作，是他走上有組織的社會活動的開始。”[39] 1917年，毛用白話文為學友會所辦夜校寫招生廣告，並堅持寫了十幾天夜校日誌。後來他主編和主筆《湘江評論》，還為擬議中的問題研究會起草章程，編輯出版了三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撰寫了兩篇《新民學會會務報告》。對在校讀書以至畢業後尚無專職工作的毛澤東來説，此類文牘工作雖屬義工打雜，既非創作，亦無關學問，但任勞任怨中，他畢竟有機會發揮文才，發表主張，多少算是掌管了一項事務，佔據了多個可守的攤位。蔡和森和蕭瑜帶領一部分新民學會會員赴法留學後，留在長沙的會員就由毛一手領導，按他的主意組織活動。毛一直說他暫緩留學是要留下來做國內的事情，先研究中國的問題；這些事情和問題，基本上就是從驅張到湖南自治運動所涉及的一連串事務。可見他之所以暫緩出洋的計劃，顯然是自以爲重任在肩，一時還放心不下他所守的攤位。毛是很講究實際的，與在國外毫無把握的前途相比，他更看重眼下能抓到手的東西。陳小雅近年來出版了三本評毛的論著，從她偵探毛犯“命案”所揭示的疑團來看，[40] 毛那時正在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務積極籌措經費，且已募得一筆巨款，但該款項並未全部用在湖南留學生身上。也許正是那初到手的“第一桶金”事關重大，責任緊要，拖住了他出洋的後腿，因而他寧可留在國內守住那筆橫財。
1918年6月，蔡和森赴法留學前在北京致信毛澤東討論籌集留學款項之事，特別回應了毛信中提及的錢財問題。蔡在信中長篇大論，海侃生財之道，出了好幾個讓毛澤東眼睛一亮的點子。他說：“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然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生財；此所以學會之會員，為須加以充足的物色與羅致，不當任其自然發展也。”他甚至建議派一些會員去新疆做生意賺錢解決留學的費用，並提到求財的三種方法，其中他認爲最有效的一種就是有目的的造訪，即出麵向有可能出錢資助的款爺直接募捐。[41] 與當時還略顯拘謹的毛澤東相比，蔡和森的思路更野，立論更出格，發言也更富於衝擊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謂起到了促使毛走上他那條不歸路的催化劑作用。毛不久果然從蔡的建議中受到啓發，據陳小雅偵探發現，他拿著楊老師的介紹信在上海造訪同鄉章士釗，從章手中討得譚延闓資助的兩萬大洋。
陳小雅已出版的評毛論著是我近年來所讀同類書籍中最新人耳目，且富有洞察的作品。陳出生在長沙，似乎比他人多了些得自地靈的歷史穎悟，再加上從身為中共老幹部的父親那裏本來就聽説過不少內部傳聞的黨史真相，後來又讀了歷史專業，打下紥實考證的功底，隨著近年來批毛大潮的泛起，她開始以探案的筆法窮究毛的生平言行，破解了毛澤東公案中不少陰暗險惡的疑點。翻閱陳著，頗令人感到如讀推理小説或啓封了某件秘密檔案。她那犀利的筆鋒常會直刺“偉大領袖”心思深處的暗角，剝出他見不得人的東西，讓我們悚然看到其中的偏狹和詭異。但陳書絕非那種暴露黑幕，傳播高層醜聞的港式書攤暢銷貨，作爲50後的學者，其經歷和眼界更決定了她的起點異於和高於李銳、辛子陵等老一代旨在保黨的批毛幹將。因此，她對毛澤東行爲、心理的負麵揭示並不限於建國以後，而是把偵探的綫索一直追查到毛的早年，及其私生活領域。鄧小平在他關於毛澤東評價問題的談話中曾強調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誌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42] 鄧如此劃定這塊“個人品質”的禁區，自有他投鼠忌器的黨性顧慮，他顯然擔心徹底揭開了毛這個扣在中共“黨醬缸”上的大蓋子，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整個既得利益集團恐怕都會無地自容，勢必暴露出千千萬起“個人品質”的嚴重問題。陳小雅評毛論著最富有啓發的，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的看點，正是她對鄧所劃定的禁區之突破：她觸摸到毛澤東人格隱蔽處的軟肋，從其品質低下的層麵揭出了很多弄虛作假的東西。例如，收受賄賂，私吞捐款，人命嫌疑，便是她追蹤和求證的毛公案之一。
讓我們的話題再回到那一萬二千字《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沒討論完的問題。毛澤東“自然人性論”的核心是“唯我”和“利己”，他不同意泡爾生有關利他主義的論述，認爲“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故人恆以利我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與我為同類有關係而利之耳，故謂不可不利他可也。……世無絕然與我無關而我貿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說，則‘個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諸義亦說不去。蓋諸義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爲什麽利己如此重要呢？毛接著指出，因爲“人類生活之本意，仍在發達其個體也。”所以，一個人從“唯我”和“利己”出發，也就是從他的“自然衝動”出發。我們已被告知，在毛的語境中，再沒有比“自然衝動”更真實更堂皇的起點，於是毛武斷地下結論說，“真者，善也；偽者，惡也。實行利己主義者，念雖小猶真也，藉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則大偽也。”就毛的立意來看，“自然衝動”既為真，當然也是善。隻是為避免因純然利己而出現霍布斯所說的爭奪兇殺，毛才提出了不同於霍布斯的解決辦法，即通過“兼利他人”的手段，以達到自利的目的。這樣推論下去，最終將會達到“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43] 的境界。毛這套推理似乎說得順理成章，以致劉季倫文中都以爲“與儒家的愛有差等似乎頗爲相類”。[44] 其實是完全對立，根本不同的！劉的判斷並不準確。毛那種純邏輯上“推己及人”的思路與“己欲立而立人”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相比，區別到底何在？讓我們詳為區劃。前者因從利己出發，難免把被“兼利”的他人用作反彈回“利己”出發點的中介，他人因而被工具化，被一口吞進了更加高尚的“大己”天狗之腹。其露骨的實利打算明顯屬於非人化的思路。後者的我與他乃對等關係，雙方處於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位置，“我”不是把“他”視爲物化的客體，而是可移情（empathy）於自身的對象，是另一個被“我”體驗為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主體。兩者與其說是“我”與“他”的關係，不如説是“我”與“你”的關係。按毛澤東那種陷入自我中心坎井的蛙式思維看問題，眼界也就井口那麽小，而人與人靈性感應的世界是海闊天空的深廣境界，彼惡乎知之？
毛澤東生當傳統衰落，孔家店挨轟的年代，在那衰朽的社會氛圍中，他確實感受到三綱五常中陳年積累的僞善。對僞善的敵視，應該說發自他內心，的確充滿了義憤。這並沒有什麽稀奇，當時不少年輕的讀書人都有這種身世脫節，時代斷裂的感受，剛剛接受的新知識新觀念對他起到了類似爆炸的作用，幾乎粉碎了他原有的自我定位。但由於毛討論問題的立場多發自個人的不滿，且持一種從低窪處向上空發出鼓吹的姿態，他自己又缺乏研究社會人生問題所應有的訓練，因而對個人、家庭、社會和階級關係等問題，他都難以作比較客觀的觀察和如實的描述，更談不上予以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分析。結果他仍然是從道德情緒的角度批評舊道德，所關注的自然多是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等能夠餵養他道德義憤的原料。於是他就把被他斥為僞善的事物作靶子轟擊，並拿出“自然人性論”解綁受傳統道德壓製的“人欲”，為必欲釋放的個人衝動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致使自古以來被鄙視受製約的“小人情結”得以理直氣壯地翻過身來，以一股突然爆發的戾氣湧向社會的前台。大量的“真小人”於是理直氣壯，聚集在“精神的個人主義”大旗下，匯聚為氣勢洶洶的“大我”。“真小人”嶄露頭角是君子精神萎靡不振的結果，也是在帝製崩潰後民國世代的社會日益趨平，大衆的反叛所促成的勢頭。毛就是此“真小人”陣營的代言人和帶頭者。毛澤東與黎錦熙侈談“大本大源”之日，他還在以新型的“君子”自詡，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還懷有某種清純的心情參與新村生活的實驗活動。但等到後來他們一幫人玩得無錢養活那理想的遊戲，必須認真考慮生活出路，探求生財之道的時候，毛澤東從其父那裏遺傳下來的商業頭腦也就隨之急中生智，豁然開竅。但他可不要做他父親那種蝸牛般爬行的小本生意，而是更想戴上白手套，去淘大手筆的利潤。於是他夥同蔡和森，圍繞著利己的目標打起算盤，考慮該如何拋磚引玉，先從“兼利他人”的活動幹起。
六 理直氣壯的惡人哲學
那時候毛澤東寫了很多宣揚“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的時評，每每以德意誌或美利堅作爲楷模。讀者切勿把這些言論當成主席早年發出的民主先聲，主席那時候是個熱情的粉絲寫手，從粉康梁到粉陳胡，以至粉德美，一直都隨著報刊傳播的風潮寫緊跟的時文，實在談不上原創了什麽。所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激揚的也就是此類粉絲水平的時文。聯省自治在南方諸省，本是自晚清以來逐步高漲起來的政治趨勢。這事情要由清廷的立憲改製之議談起，隨著各地谘議局的成立，清政府在地方官員任命上的迴避製被一舉打破，這一改革強化了地方紳士參政的權力，也促使各省政府日益偏離中央集權的控製。再加上辛亥革命一爆發，各省紛紛宣佈獨立，“自治”乃早已形成的亂局，但如何將“聯省”的組合鑄造成憲政的基礎，這卻是“指點江山”者弄不清眉目的問題。在此翻雲覆雨的風潮中，毛澤東一直緊追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儘可能從當政者的虎口裏掏出可挪用的公款。1918年，他接到蔡和森來信匆忙去北京，就明確有向當局申請補助和向各界募捐的意向，但運作得似乎並不成功。1919年歲末到次年春天，毛澤東在北京掀起驅張運動，其運作之中心——如陳小雅考證所顯示——便是緊盯著被張敬堯吞沒的“一千萬兩米糧公款”。在此運動中，毛起草快電，製造輿論，以“公民代表”的身份發言，依然顯示了他傑出的文牘工作能力，其“浪遏飛舟”之勢堪稱當今反腐打假的先驅。這運動在毛的主導下，從春天的北京一直閙到夏天的上海，終於在1920年6月閙得張敬堯倉惶逃出湖南。結果由湘人譚延闓和趙恆惕帶兵入境，奪回政權，譚任督軍，兼任湖南省長和總司令，趙在他手下任湘軍總指揮。[45]
張敬堯終於被趕出湖南，但毛澤東並沒能從所說的“米糧公款”中淘出分文。然而，功夫總是不負有心人的，報償最終以另一種方式把巨款支付到毛澤東戴著白手套的手中。《毛澤東年譜》在1920年6月記載：“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誌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46] 毛在1963年也對他聰慧可親的英語輔導員章含之提及此事，並且明確承認說：“一部分錢確實供給一批同誌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囘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不知毛的記憶有錯，還是曲意迴避，根據陳小雅對此公案的追蹤摸底，原來那兩萬大洋並非各界捐款，而是來自譚延闓的捐贈。譚延闓爲何要如此優待毛澤東這樣一名普通的師範畢業生呢？那是對他驅張有功的犒賞？還是企圖收買人心，別有用意？陳小雅偵探得知，這筆錢是譚通過章給毛所行的一筆“政治賄賂”，略相當於我們今日熟知的助選賄金。
對毛澤東來説，從不滿學校到組建新民學會，直到支持“湘人治湘”，其言行充其量隻可說是激進或先進。但一涉及受賄或索賄之事，他那雙寫文章作表決的手可就成了“髒手”，人也從學潮運動的領袖變質為涉嫌“刑事”的案犯了。毛這一“向惡轉”的行爲是一時糊塗所致，還是目的純正，作惡有理，則需要在他的文字中進一步細查相關的思想根源。還是回到毛的《倫理學原理》批註中繼續查考。泡爾生持善惡對立觀，認爲“惡者，消極者也，無自具之價值。……康德曰，惡者與其矛盾破壞之性質，不能須臾離者也。”毛澤東不同意泡氏的説法，他仍按其“對立麵等同論”推理說：“惡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質本惡也。惟其為次等，故不能與善並有同一之價值，然不能謂無價值。……吾重在當時為善為惡之事實而已，以其事實論為善者善，為惡者惡。”[47] 毛澤東自稱愛好哲學，自來長沙讀書，就很重視閲讀哲學著作。我們很難想象他那時鑽研哲學的具體情況，但從他後來發表的“哲學著作”來看，他腦子裏始終都缺一條接通形而上學的思路。比如在《矛盾論》中，他對形而上學所下的定義，所作的否定，就讓多少懂點哲學的人很難苟同。從毛對形而上學的粗淺批駁可看出，他讀泡氏《倫理學原理》之日，對宇宙和人生中本質性的東西，既缺乏理解，更不具備接受的能力，當然也談不上有興趣鑽研了。他這種拒不作深度思考，僅在平麵推論上發議論的粗陋哲學，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不用腦子或無思慮狀態（thoughtlessness），這本身就是一種“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平庸惡者並不自知其為惡，所以毛一貫無視惡的本質性問題，他不但混淆善惡，還為惡的實用價值及其如何付諸靈活運用作出連篇累牘的辯解。他所強調的“以事實論善惡”，也就是高調宣揚隻重目的，不擇手段；優先肯定目的，從而掩蓋手段，乃至將手段目的化。按這個邏輯推下去，隻要肯定了為支持勤工儉學和搞革命而找錢的目的是屬於善的事實，對於如何找到錢和拿了什麽錢的是非問題，就不必再去細究。
不過做此類昧良心的事情，毛澤東內心並不是沒有過波動和警惕，比如細讀他寫給彭璜的這封信，便叫人覺得行文的語氣頗爲蹊蹺，值得玩味和探究。玆節錄如下：
弟為不願與惡人共事之人，諒兄所深知，但疾惡如仇，弟亦不為。惡人自己不認為惡，一也；吾人惡之，未必無蔽，二也；惡在究竟，仍不為惡，三也；一個人，才有長有短，性情習慣有惡點亦有善點，不可執一而棄其一，四也。……弟兩年半以來，幾盡將修養工夫破壞：論理執極端，論人喜苛評，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幾乎全廢。今欲悔而返乎兩年半以前，有此誌，病未能也。……弟有一最大缺點而不好意思向人公開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謂我意誌強，實則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誌！我平日態度不對，向人總是齗齗，討人嫌惡，兄或謂為意強，實則正是我弱的表現。天下惟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48]
據陳小雅求證，收信人彭璜就是與毛澤東一起在章士釗麵前領取那兩萬大洋的人物，他也是驅張運動的積極分子，熱心為赴法留學者作募款活動的一員，後來更隨毛一起支持譚延闓組建湖南革命政府，可稱爲毛澤東收受巨款的知情者和此後一係列運作的見證人。細讀以上節錄的文字，可看出毛當時內心變化的一點蛛絲馬跡。首先，毛向彭解釋他對“惡”的問題之看法，表白他向來不是與作惡者同流合汙之人。但他承認，對作惡者所做的事情，他有時會表示諒解，不願對被視爲“惡”的人和事持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因爲就“惡人”行事的出發點來看，倘若他當時“為惡”的事實並不是惡的，就不該給他扣上“惡人”的帽子。若持僵化的道德評判斥其為惡，勢必冤枉“惡人”作那個“惡”的良苦用心。至於毛最後說的“惡在究竟，仍不為惡”，到底有什麽理由，仍可從毛的《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得到合理的解釋。毛說：“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一個青年人，在涉及惡的問題上，表態竟如此理直氣壯：你若說那兩萬大洋不可隨便接受，他便會自負地說他有自己寶貴的道德律，故非拿到手不可。因爲“一切皆因我而有”，受賄的罪責之於毛，恍如貝克萊主教腳下的石頭，毛要是對他的罪責沒有感覺，你就無從指證它的存在。毛還說：“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隻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吾人之所謂惡，僅寫象（即現象，當時譯語如此），非本體。”“吾人要此歷史之名做甚，彼惡人得受惡名又有何不好？”[49] 好了，這裡的引文已經夠多，對毛澤東這種貧困的“惡人哲學”，也算闡發得很充分了。可見在青年毛澤東“向惡轉”的過程中，他的胡攪蠻纏世界觀至此已基本形成，並著手發言立論，為其向“極高之人”的提升研製思想的武器。
毛給彭璜寫這封信，主要還是有鑒於那位知情者一向“疾惡如仇”，想給他先吹吹風，好灌輸點“惡人哲學”的道理，以示開導和警戒。毛澤東建議彭璜對“惡人”（包括他自己）最好持理性的寬容態度，而且特別要讓彭理解，他實際上並非表麵上所顯示的那麽強硬（惡？）。毛說他其實很“意弱”，說“最弱莫如我之意誌”。他這個“弱”字，可視爲他自訴其“極卑”的內心時所用的婉語。毛澤東的“卑”就卑在那因能力不足而暗中不安的心虛，因品位低下而按捺不住的憤懣。他所說的“意強”，乃是他掩飾意弱的特殊表徵，比如他好作強詞奪理的推論，甚至發出“惡在究竟，仍不為惡”的辯護，以及種種激進好鬥的表現，全都是為包裝他內心的極卑而特製的人格甲胄，就像那些軟體動物，為藏身和求自衛，在粘糊糊的肉團外骨質增生出貝殼、鱉蓋、蟹螯等石化的物質。
七 陳小雅追出的毛案綫索
陳小雅憑什麽把那筆經章士釗之手轉交的兩萬大洋判定為政治賄賂？她的根據是，毛澤東在驅張之際和“得金”前連發兩文——《湖南改造促進會發起宣言》和《湖南人民的自決》，力主“廢督軍”和“全民自決”的訴求，言辭之淩厲直指“沒有張敬堯的張敬堯統治”。但在1920年7月之後，毛澤東卻“放棄‘廢督軍’和‘人民製憲’的初衷，宣佈譚政府為‘革命政府’，將‘湖南改造運動’撥向右轉。”一場本來由毛澤東及新民學會成員倡導的“人民自治”運動剛剛開頭，很快就在毛和龍兼公的誘導下改變態度，承認原先要廢除的“督軍”政府為“革命政府”，湖南省的立憲遂完全交督軍主導。10月5-7日，毛澤東兩次參加湖南自治動議的會議，針對堅持“人民動議，人民製憲”的衆多呼聲，毛澤東先表贊同，後又打折扣，聲言這一動議“在理論上可稱完滿，惟在事實上恐做不到。”[50] 在我的閲讀印象中，毛這句話好像也曾用於評論羅素的演講。這種進一步又退一步，口說一套，另做一套的處事方式後來成爲他坑人矇人的慣用策略，從國共聯合抗日到勝利後組建聯合政府，到建國後許諾新民主主義，再到發動大鳴大放，毛澤東每一次都是理論上滿口贊成，事實上所做的卻完全相反。爲了極大地利己，他實際上已不再考慮什麽“兼利”不兼利的事了。當初他研究倫理學，早已解決了這個簡單的倫理問題：“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
十一月下旬，湘軍內訌，譚延闓被迫辭職，毛澤東似乎也與新的“革命政府”完全脫了幹係。反正他兩萬大洋已拿到手，有沒有“革命政府”，已不太重要。從去北京轉上海，直到囘長沙，一年來他奔波勞碌，整個的人已十分疲勞。他想立即撤退，去求清閒，於是找了個考察的項目，去醴陵、萍鄉一帶遊覽度假，一路上給國內外的新民學會友人發出很多信件。
現在他身上已有了充足的活動經費，不再像兩年（？）前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那麽狼狽，兩次沒錢花，兩次路遇熟人，兩次得到接濟。[51] 毛澤東講給斯諾的這段“幸運遭遇”顯然記錯（或斯諾筆錄錯）了年份，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他敍述的旅途情況明顯是1920年離京赴滬的路綫，而非他所說的1919年。至於茫茫人海，嘈雜的車站上，熟人路遇的幾率能有幾何，如此之巧的好事怎麽一而再地都讓毛踫到？真不知毛給斯諾講起此奇異的瑣憶用意何在？是在暗示他這位紅軍領袖福星高照，隨處都有逢凶化吉的運氣，還是在多年後有意訴窮，以撇清他在京滬間來往募捐中經手錢財的嫌疑？
陳小雅追蹤的另一個疑團是約在1921年1月後發生的彭璜命案。據陳書所引資料記敍，彭璜為籌措赴法勤工儉學費用日夜奔忙，致使他心煩意亂，“精神失常，説話前言不搭後語。毛澤東發現他這一情況後，當即約易禮容送他到湘雅醫院去治病。但他在醫院裏隻住了一天就失蹤了，從此下落不明，尋找無著。”[52] 就陳書搜集到的相關資料而言，有關彭璜人間蒸發的記載，隻有這一則記載比較周全。但由於彭璜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又是在失蹤的前一天由毛澤東經手送去住院，再聯係到毛給這位知情者信中的暗示和警戒，還有從法國到湖南，很多人信件和發言記錄中有關赴法留學捐款有貓膩的抱怨，陳書的偵緝逐步對準目標，把唯一的嫌犯鎖定到毛澤東頭上。一說他索賄/受賄譚延闓兩萬大洋；二說他將該款項僅轉交留法學生一部分外，其餘留在自己手中，至於如何支出，則從無明確的交待；三說他與彭璜的人間蒸發有著説不清的關係。對這三項犯罪嫌疑，陳書雖沒下判決性的結論，但所扯出的綫索歷歷在目，已足以構成恢恢法網，將毛澤東投下的巨大陰影捕獲到供我們審視的前沿。
八 由“向惡轉”到“向左轉”
“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毛澤東自從給父親留下這首詩離鄉讀書，一路上似乎都帶著趕了趟晚點車的匆匆行色。在同學蕭瑜的眼中，他的動作和言談是慢吞吞的，字體是粗笨的，衣著鞋子是破舊的，生活習慣是土氣的，再加上比一般的同儕年長幾嵗，毛澤東處處都顯得坐在遲到生的後排位子上。他這種身體上和機會上慢了幾個節拍的處境一直都迫使他賣力追趕，特別是在課堂內外的學習上，他往往呈現出急於求成，粗率行事的趨勢。這種生物節奏的緩慢和意念上的欲速求快在毛身上形成了內在的緊張，也造成了他的實際能力與自我期望之間的衝突，常常是在他內心中對自己稍作短暫的檢討之後，很快即以逆向而行的反應對準了他所不滿的外在標準。他後來的造反或革命，以及夾雜其中的一連串胡鬧，不管被配套的思想理論修辭多麽道德化或意識形態化，其原動力均源於此複雜的情意結構。正是在這種以高姿態助長其晚發展的慣性驅動下，毛澤東闖出他那不入流的課堂教育，開始廣告求友，組織起小圈子，大步跨入社會——結社和集會——活動，在處理文牘和宣傳鼓動等方麵展現自己的專長，也樹立了初步的自信。
那是一個從個人到社會均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瞎碰亂撞尋求光明的年代，不滿的情緒在當時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野草般瘋長，就連食堂夥食之類的生活瑣事衝突都會在校園內釀成軒然大波的學潮。毛澤東就是在這一反叛權威和秩序的總氛圍之下，出於急速消除自己與他人差距的欲念，在其提升自我和追求利己的拚刺中捲入了家事國事天下事誰主沉浮的混戰。
1920年歲末，毛澤東出外度假考察，他在旅途上所寫的一係列書信中流露出對這幾年來經歷的回顧和總結，以及對未來的瞻望和打算。對湖南革命政府和人民憲法會議的事情，毛感到極度受挫和失意，他原來最想在教育改革上做些事情的打算完全落空，新政府中不但沒有他任何插足的餘地，譚延闓離職後，連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趙恆惕的威脅。毛十一月下旬出遊，很可能就與這一敏感的處境有關。因此他在給向警予的信中說：“政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在給羅章龍的信中，毛明確提出“另闢道路”的方向：“我想我們的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爲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53] 這個“主義”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新民學會的成員一直都在爭論它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否有利於時局的改善。毛澤東當時對這方麵的理論與實踐幾乎沒有多少實際的了解，但出於他急於求成的一貫衝動，再加上自驅逐張運動以來，他在資助赴法留學生款項的事務上捲入太深，再也洗不清他的髒手，於是他徑直從“向惡轉”的跳板上彈跳起來，一躍而蹦上“向左轉”的台階，從早先的主張漸進改良轉向信奉激進的暴力奪權。
不管怎麽說，1920年歲末的毛澤東總算往“極高之人”的方向攀升了一步，初步擺脫了多年來經濟困窘的處境。那年九月，他被湖南省教育會長易培基聘為一師附屬小學主事，有了固定的職業和收入。另外，他還與包括女友陶毅在內的新民學會同仁辦起受到譚延闓資助的文化書社，經銷各類書刊，發行廣泛，小有創收。在保持著與陶毅密切來往的同時，毛澤東於這年冬天與楊開慧正式同居，燕爾新婚，儘管在不久前致友人的通信中，他還曾指斥婚姻製度下的男女屬於“強奸團”的成員，並激烈地邀集他們脫離舊家庭，共組“拒婚同盟”。如果說這種激進、理想的男女關係的確是毛澤東愛情指標的“極高”境界，那麽，他在現實生活中的情事和性事就微妙地體現了他集“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為一身的做人理念了。也正是秉持此一理念，他此後一直都在牀笫上勇猛精進，放浪形骸，暢玩起他那“自然之衝動”與“主義之結合”同時滿足的辯證雙修。
註
[1] 毛在長沙所換的學校計有警察學堂，製造肥皂的學校，政法學堂，商業學堂，省立第一中學，最後才入省立第一師範讀到畢業。參看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董樂山譯，東方出版社，2010，頁133-135。
[2] 《倫理學原理》批註，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頁269-267。
[3] 參看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translated by Manfred S. Frings & Roger L. Funk,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5-90.
[4] 南齊時期，孔稚珪對世俗很討厭，喜歡山水自然，他居住的房子周圍不加修飾，長滿野草，坑坑窪窪，經常可聽到蛙鳴，有人說他效仿後漢陳蕃。他笑著說：“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鼓吹乃儀仗樂隊。此後歷代詠蛙詩陳陳相因，多用此故實。
[5] 關於此詩，來源有三處：一說是明代嚴嵩的少作：“獨坐池邊似虎形，綠楊樹下彈鳴琴。春來我不先開口，誰個蟲兒敢作聲？二說是明朝正統年間的考官薛瑄之作：“蛤蟆本是地中王，獨臥地上似虎形。春來我不先張嘴，哪個魚鱉敢吭聲？”三説是清末湖北名士鄭正鵠所寫，鄭正鵠的原詩是：“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陰。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不知毛澤東當初所見為哪一家之作。
[6] 參看80後學者李競恆：《毛澤東與中國底層知識份子傳統的現代顯現》一文，該文理出了這一很有見地的綫索，對我頗有啓發。見“愛思想”網（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06.html ）。另外也可參看廖康《毛詩自大非創舉 早有狂徒在前頭》一文，文中就毛的“詠蛙詩”提供了不少可資比較的詩作。見“伊甸文苑”網（ http://www.yidian.org/articlelist.php?tid=12015&starttime=0&endtime=0 ）
[7] 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明窗出版社，1988，頁34-38。
[8]《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頁6-9。
[9] 毛在離家赴東山小學時抄寫一首詩留別他父親：“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該詩也是從具有不同異文的前人之作改寫而來的。見《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8。
[10] （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曾對周恩來說：“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當哲學家，當詩人，不當領袖，堅決不當。”見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爲、心理分析》，明鏡出版社，2005，頁726。
[11] 《西行漫記》，頁120。
[12] 周扒皮是“文盲作家”高玉寳的自傳體小説《高玉寳》中一個壞地主的綽號，該書自1955年出版，印數高達450多萬冊，並被改編為24種連環畫和12種文藝演唱形式及戲曲書籍，其中尤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1964年拍攝的同名木偶片影響深遠。書中“夜半雞叫”的故事極盡醜化地主之能事，在毛時代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然而最近的一篇訪談調查揭示，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完全靠勤儉發家致富，甚至比毛順生還要省吃儉用，“夜半雞叫”的故事純屬捏造。詳情可參看《“周扒皮”曾外孫孟令騫向高玉寳討説法》，見“國學論壇”網（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564093 ）。
[13]《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頁156-162。
[14] 參看康正果：《百年中國的譜係敍述》，聯經出版社，2011，頁24-28。
[15] 參看胡蓉：《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73611.html
[16] 《西行漫記》，頁123。
[17]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5。
[18]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43-44。
[19] 《毛澤東早期文稿》，以上引文均見頁85-87。
[20]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政大出版社，2012。
[21] Brantly Womack，“From Urban Radical to Rural Revolutionary: Mao From the 1920s to1937 ”, se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8.
[22]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頁51、8。
[23]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6-217.
[24]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1、274、207-208、218。
[25]《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0-231。
[26] 參看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範勁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43、46、48。
[27]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頁48。
[28] 《西行漫記》，頁134-135。毛這種反學校教育的態度是前後一致，到老不變的。在1968年7月28日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中，他大言不慚地說：“從前我在學校裡是不守規矩的，隻是以不開除為原則的。考試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為準。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就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一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嗎？因為是一筆，交卷最快。”
[29]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7、478。
[30]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2-23、451-456。
[31]《毛澤東早期文稿》，頁30、28。
[32] 參看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 Harper & Row, 1966, pp. 23, 50.
[33] 參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8。
[34] 丁銳：《毛澤東不屑於考北大》，見“人民網”（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n/2012/0906/c198593-18934375.html ）
[35]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478、555。
[36] 見“博訊網站”的“析世鑒”欄目（http://blog.boxun.com/hero/2007/xsj1/40_1.shtml ）。
[37]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97。
[38] 同上，頁455、562、478、467。陶毅，字斯詠，湖南湘潭人，名門閨秀，1916年入讀周南女子中學師範二班，與向警予、蔡暢並稱“周南三傑”，畢業後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進，主張教育救國。曾與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爲該社主要投資人之一。據傳與毛互相傾慕，有一段感情糾葛，後因遭家庭反對而中斷與毛的來往。
[3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21。
[40]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2006。
[41] 見《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9。
[42] 《鄧小平文選》（1979-1982），人民出版社，1983，頁265。
[43]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1-143、240-241。
[44]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頁36。
[45] 《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參看該書頁128-137。
[4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60。
[47]《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7-188。
[48]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頁17-18。
[49]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5、204、188-189。
[50] 《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頁139-148。
[51] 《西行漫記》，頁144。
[52] 《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頁50-55。
[53]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48、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