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德語教師

阿訥·霍普特曼(Arne Hauptmann, 1932—1992)，物理學博士，德國文學家、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的孫子，也是我到德國後的德語教師。

與霍普特曼先生相識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時我和幾位中國同事一起在一個單位實習。有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國人來給大家上實習課，課前他先來和大家打招呼，並且和大家隨意交談。當同事們介紹中國的情況時，他便開始發表有關中國的見解。他時而使用德語，時而又改用英語，話題涉及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以及重大的曆史事件，接著又從“四人幫”轉到鄧小平，然後又聊起了改革開放政策。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完全不顧及聽眾的反應，也根本不給其他人發表意見的機會。在聊完了政治經濟話題之後，他又轉向名勝古跡，從萬裏長城到十三陵，從故宮到兵馬俑，然後談及烹飪藝術，從北京烤鴨到蛋花湯……他的談話內容之廣泛令人驚歎。當時我剛到德國不久，還不能完全聽懂他的談話內容，估計在場的人中沒有哪個人能完全聽懂他的話，更沒有人能和他對得上話。大家能感覺出的是，他對中國客人的態度非常友好。不久之後，從其他德國人那裏了解到，這位口若懸河的先生竟是德國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孫子。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和學習，最大的困擾莫過於不懂當地的語言。雖然在國內受過一年的德語強化訓練，但來到德國後才發現，自己隻能應付一些非常簡單的對話。為了能和德國人交談，往往需要事先背一大段自己想說的話，以便對方能理解我的意思，而當德國人開口時，我基本上隻能聽懂大致的內容。為提高德語的聽說能力，我向實習單位提出了上德語課的請求。幸運的是，實習單位為所有想學德語的實習生辦理了語言學校的德語課程，這樣大家都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德語水平。

這所學校專門為外國人提供德語課程，班裏的大部分同學來自東歐、南歐以及土耳其。他們中大多數人已經在德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幾乎都能流利地說一些不符合語法規則的洋涇浜德語。教材內容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語以及從報刊中選取的簡單課文。上課時，老師首先講解語法，解釋生詞的意思，然後由學生朗讀課文，並討論課文的內容。霍普特曼先生了解到上課的情況後，嘲笑這所學校的語言教師隻有“清潔工大媽（Putzfrau）”的文化水準，認為她們沒有資格給我們這些外國人上德語課，同時表示願意單獨指導我學習“正規的德語”。此後，我經常向他請教寫作方麵的問題，他也都會詳細地做出解答。

霍普特曼先生的工作習慣和一般人不同：他每天早上九點鍾來上班，工作到十二點，然後去餐廳午餐，下午一點繼續工作，直到晚上六點下班回家。為不影響各自的工作，我們每天在午休時間一起去餐廳就餐，利用吃飯時間交談思想，一段時間下來，我的德語聽力和會話能力有了很大的進步。

他的興趣相當廣泛，大部分話題集中在國際時事以及環境保護方麵，他常強調人類生存需要和平的政治環境以及潔淨的生態環境。有一次，我談起了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座公路高架橋上的一幅大幅標語：“Lasst Euch nicht von der Kernenergie verKOHLen und BeeRDigen.”根據他的解釋，這條標語中的“KOHL”是指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 1930―2017），而“verkohlen”指的是“變成焦炭”，最後一個單詞中由三個大寫字母組成的“BRD”是聯邦德國（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縮寫，而這個單詞“beerdigen”的意思是“埋葬”。這句標語的大概意思是：“不要成為科爾政府和聯邦德國核能政策的犧牲品。”顯而易見，這條標語出自激進的環境保護人士之手。

霍普特曼先生是核物理學方麵的博士，同時又是核電站的反對者。在午餐時，他多次表達了對於核電站運營中的安全和核廢料處理方麵的擔憂，認為美國三哩島核電站事故^[1]以及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2]並沒有引起聯邦德國政府的足夠重視。他積極支持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對造成環境汙染的企業和機構發起抗議活動，還不斷給這個組織捐款，但不知何故，卻對當時已經活躍在西德政治舞台上的綠黨（Die Grünen）並無好感，甚至滿臉不屑。

實習結束後，在向霍普特曼先生告別時，他送了我一本他祖父的文集和一本他祖父的傳記，同時還贈送了100馬克。當時出於禮貌，我未加深思就接受了贈書和錢。事後一想覺得不妥：怎麽能夠無緣無故接受別人的錢呢？於是我便在第二天歸還了100馬克。霍普特曼先生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還錢的舉動讓他頗感意外，似乎受到了些許的侮辱，他非常生氣地說了一句：“錢是肮髒的。”為了緩解他的不悅，我隻能向他解釋：“很抱歉，我的母親不允許我收受別人的錢財。”他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幾個月後，他在一封來信中，除了向我推薦一本新暢銷書^[3]，還特別以一種略帶尖刻的口吻寫道：“由於您拒絕了我的100馬克，現在必需自己掏錢買書了。”為了解開也許已困擾他數月之久的心結，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再次對母命難違表示了真誠的歉意。

離開實習單位以後，我前往另一個城市繼續一段時間的實習。由於暫時找不到合適的住房，被接待單位安排住在國際學生俱樂部頂樓的一間空房中。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我找到了一本被人丟棄的德語教科書，其中收錄了一些德國著名文學家的作品，這本教材成了自學德語的課本。花費了很多時間，模仿教材中的文學語言，給霍普特曼先生寫了一封信，介紹了離開實習單位後的情況。在回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已將您的信拷貝了一份給我的母親——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睿智的、有學養的八十三歲老人。讀完您的信後，她在電話中稱讚您與眾不同的德語表達方式，說這是您的那些德語專業畢業的同事比不了的……您是這些中國人中唯一的一人，對其他同事既不發表肯定也不發表否定的評論，完全置身於中國同事之外。”在這封信的最後，他指出了我信中的語言錯誤，並且說明了正確的德語表達方式。他曾經表示過願意指導我學習地道的德語，他果然沒有食言。

也許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在冷戰時期，西方的政治家和民眾一直都關注蘇聯國內的形勢發展。當戈爾巴喬夫（Michail Sergejewitsch Gorbatschow，1931-2022，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提出“新思維”，並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推行一係列改革時，人們觀察到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態勢有所緩解的跡象。在霍普特曼先生的來信中，他提到已詳細地閱讀了戈爾巴喬夫的著作>Perestroika<（《改建》），而且還做了一些讀書筆記。然而，西方人主要依賴主流媒體獲取信息，因此他們很難全麵了解蘇聯的政治生態以及民眾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看法。在與來自蘇聯的交流學者和留學生的接觸中，我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對國家的前途悲觀失望，同時也對“新思維”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有人還將“Perestroika”戲稱為“Katastroika”。這個詞來自於“Katastrophe（災難）”中的“Kata-”以及“Perestroika（改建）”中的“-stroika”，意思大概是“災難性的改建”，它表達了蘇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對於改革的困惑和迷茫。那時沒有人能預料，僅在幾年後，蘇維埃聯盟這座大廈便毫無預兆地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了。

有一年的假期，我在一家公司實習期間，在給霍普特曼先生的信中提到了乘車上下班時的觀察，比如，一些年邁的乘客步履艱難地上、下車，雖然他們行動不便，但卻不得不自行外出購物；一些年輕人在車上大聲喧嘩，毫不顧及周圍乘客的感受。霍普特曼先生在回信中寫道：“您的觀察完全正確：老年人越來越孤立無助，逐漸被這個社會遺棄。兩年以來，我的85高齡的母親在家照顧她已87歲的、神誌嚴重喪失的姐姐，而護理人員——雖然報酬不菲——要不就是來自酒鬼家庭的、沒有受過職業培訓的，要不就是申請政治避難的難民，此外誰還願意幹這樣的活呢？幹脆就讓醫藥機器來幹吧！好一點的養老院每月的費用都在3000～4000馬克以上，隻有經濟狀況優裕人才負擔得起。您說的對，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社會是缺乏人道的。”

對於年輕人在公共場所的狂放與輕浮，他這樣寫道：“總有那麽一些年輕人會在公共場所——也許剛喝了酒或者吸了毒，以此來壯膽——有意製造驚人之舉，以此來遮掩內心的自卑。他們回到家後往往絕望地摔倒在床上，痛苦不堪地、傷心至極地哭泣：也許因為他們的父親是酒鬼，也許因為在家裏挨家長的揍，或者覺得家長不關心他們。他們在公共場所的這種赤裸裸的示眾——尤其是在兩德統一之後表現出的赤裸裸的自豪感——恰恰反映出他們內心的自卑。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人畢竟是這個社會中的極少數人。”

1990年1月12日，給德語教師信的底稿節選。這封信討論的是宗教問題，我在信中冒昧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上帝屬於西方國家：它讓這些國家進入文明，享受富裕生活，而讓世界其它地方的保持落後的生活方式，也從未把那些地方的人從饑餓和災難中解救出來。”

1990年1月21日，德語教師的回信節選。德語老師在回信中談到：“尼采說過，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他顯然是無神論者，但也許無法而且也不願直說，所以接下來用了4 整頁來隱晦地闡述他的觀點。

由於學習和生活重擔所壓，我隻能在假期抽出時間給霍普特曼先生寫信，信中除了介紹一些學習進展和生活情況，有時也會探討一些時事和政治方麵的熱議話題。他曾經建議我在專業學習之餘參加高級德語班，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我再也沒有機會進修德語。我們之間的通信一直持續了差不多四年，直到有一天收到了霍普特曼先生的母親（Annelise Hauptmann, 1905-2009）寄來的訃聞。在給他母親的唁函中，我除了對德語教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外，還回憶了多年來他對我的幫助。此外，我在信中附上了100馬克，請老人家找人在她的愛子墓前栽種一些長青樹木，以表達對這位令我十分敬重的德語教師的永遠懷念。幾個月後，老人家寄來了德語教師的兩件遺物：一架日產照相機（Asahi Pentax Spotmatic）和一個皮革公文包。我收下了這些遺物，並將它們作為紀念品一直珍藏至今。

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中，我總會在幾個重要的節日給霍普特曼先生的母親寫信，也總會收到她的親筆回信。在她的最後一封來信中，她這樣寫道：“我活了將近一百歲，已經感到生命將至……現在，我每天仍然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當時老人雖已98歲高壽，文字卻依舊洗練，字跡也像以往那樣雋秀。

2003年12月12日，九十八歲老人的來信節選。信中寫道：“非常感謝您在聖誕將臨之際寄來這封內容豐富的信。從信中我可以看出，您那些無疑非常辛苦的工作給您帶來了許多快樂、成功，也給未來帶來了積極的展望……”

我很幸運能夠遇到一位學識淵博的德語教師，並在我們長達四年的通信中，得到他在語言學習方麵的指導。在坎坷崎嶇的求學道路上艱難前行多年之後，我終於完成了博士學位，可以麵對德語教師的遺像，輕輕地說一聲：我沒有辜負您當年的幫助和期望。

中國有句老話：“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時至今日，我已無法回報已故德語教師當年對我的付出，隻能通過這篇回憶文章，記錄下我們當年的一些交往和書信往來，以此作為對這位德語教師的永久紀念。

2015年9月，德國

注釋

[1] 三哩島核泄露事故，通常簡稱“三哩島事件”，是1979年3月28日發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倫敦德裏鎮的三哩島核電廠的核泄露事故。（見：維基百科“三哩島核泄漏事故”）

[2]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或稱車諾比事件，是一起發生於1986年4月26日，地址位於蘇聯烏克蘭普裏皮亞季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電廠4號反應爐發生燃料棒破裂而導致爐心熔毀之事故。該事故是曆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也是首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評為最高第七級事件的特大事故。（見：維基百科“切爾諾貝爾核事故”）

[3] 美國華裔作家鄭念的回憶錄《上海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