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後交換戰俘的“解釋”過程（上）

在當代，一場戰爭結束後，雙方扣留的戰俘通常都會很快釋放。當然，如果一方戰敗，那麽其被俘士兵的命運就難說了。二戰結束後，蘇聯方麵拘押的德國和日本戰俘被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長達數年，但最終除去死在戰俘營的之外，其餘大多數最終還是被釋放回家了。 但為了讓戰俘回國，或者說是為了“說服”他們回國而對他們進行時間長達幾個月的“解釋”工作，印象裏朝鮮戰爭好像是唯一的一次。

問題的起因是美國方麵認為，他們手中的誌願軍戰俘裏有很多是前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這些人擔心，一旦被遣返回去，會被當作“叛徒”而遭到整肅。美國應該為這些人提供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保護。五十年代初期，美國麥卡錫主義橫行，對共產黨持極端仇視態度。拒絕遣返任何一個不願回到共產黨統治下的戰俘，自然也成了其反共宣傳的一部分。  

《日內瓦公約》規定了一旦停戰協定生效，戰俘應該被立即釋放。但是對於像“戰俘不願意回家”這樣的問題卻沒有任何說法。

自有了戰爭這種人類活動形態以來，就有了戰俘。這是交戰雙方在計算各自的戰果時，除了殺傷對方人員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與那些死在戰場上的人不同，戰俘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命運和別人如何對待他們，會對以後的軍人和他們的家庭產生最直接的影響。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和國家的曆史背景，決定了他們的戰俘命運有天壤之別。

在西方文化中，戰俘被認為是戰爭的受害者，被予以同情，甚至士兵為了保命而投降的行為也被接受。戰俘回國後在政界商界有成就者並不少見。英國首相丘吉爾，法國總統密特朗都有過被俘的經曆。著名的美國共和黨議員約翰麥卡恩在越南戰爭中被俘，在北越的戰俘營被囚禁了五年半，回國後被視為英雄。之後連續多年在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任職，並兩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2018年逝世後，美國政壇各派及西方各國政要都向他表示了敬意。

反之在東方各國，“俘虜”一詞往往和“軟弱無能”與“貪生怕死”聯係在一起。當俘虜絕不是件光彩的事，這一點在中日朝等國是共同的。

在朝鮮戰爭之前，中國軍隊曾經經曆了多年的內戰，應對戰俘的問題並不陌生。在國共之間的戰爭中，處理戰俘最直接辦法的就是挑精壯的補入己方隊伍，老弱病殘遣散回家。“優待俘虜”這一點在國共雙方的正規軍隊中都能做到，而共產黨方麵似乎要更勝一籌。國軍俘虜補充到解放軍中後，進步提升都不是問題。有的後來還能成為解放軍高級將領。例如，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徐惠滋就是在遼沈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軍俘虜。然而，對己方的被俘者卻沒有這麽寬容。一旦被俘再回來，受到各種歧視是肯定的。在國內戰爭中尚且如此，在與外軍作戰時，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

朝鮮停戰協議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字生效。

至七月三十日，雙方接到報告確認，雙方各自的武裝力量已經全部撤出了非軍事區。

八月四日，美方報告並被確認，聯合國軍部隊已經從停戰協議規定的朝鮮北部後方及沿海島嶼撤退完畢。

八月五日，戰俘遣返工作開始。

按照協議，戰俘遣返分成“直接遣返”和“自願遣返”兩步。

在“直接遣返”期間，中朝方麵接收誌願軍戰俘五千六百四十名，朝鮮人民軍戰俘七萬零一百八十三名。

聯合國軍方麵，接收南朝鮮戰俘七千八百六十二名，外籍戰俘四千九百一十一名，其中：美國戰俘三千五百九十七名，英國戰俘九百四十五名，土耳其戰俘二百二十九名，其他國家戰俘一百四十名。

至九月六日，雙方“直接遣返”的戰俘交換完畢。過程基本順利，沒有出現意外。

根據誌願軍停戰代表團掌握的資料，剩下的誌願軍戰俘情況大致如下：

• 在直接遣返完成後，剩餘的“自願遣返”戰俘為一萬七千人左右。
• 在這一萬多戰俘中，有幹部三百餘名，包括六名營幹，三十餘名連幹，還有一部分班排幹部，其餘是戰士。
• 經過對其中九千多人的調查，有黨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團員一千二百八十九人。原屬六十軍一八零師的戰俘為四千八百八十餘名，占了這九千多人中的一半以上。
• 戰俘中的戰士絕大多數是新戰士。有來自原國民黨的起義部隊，也有是翻身農民。  

有關誌願軍戰俘中的大多數後來去了台灣一事，後來的人提起來往往將其原因歸結為這些人“本來就是國民黨投降過來的”。但根據上麵的統計，這種說法有些過於牽強。在那個年代，中國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是如此。農民離家去當兵，大多是為了吃飽肚子，很多人並不在意為哪一方扛槍。在多年的內戰中，雙方的士兵互換身份的事並不鮮見。國軍俘虜到了解放軍中，如果後來有了戰功成績，就歸因於共產黨的教育，而一旦被俘投降，就歸因於“原來就是國民黨”，這樣的判斷，未免過於武斷狹隘。

多年以後，不少當年去了台灣的誌願軍戰俘回到了大陸。他們的故事也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將很多人的故事內容歸結起來，不難看出，其實讓他們如此命運多舛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恐懼”。

“恐懼”之一就是“如果回去了會怎麽樣？”誌願軍戰俘營內部也有各類組織。有台灣方麵按“翻譯”“管教”等身份派去的各種人進入戰俘營中，其“宣教”能力並不亞於共產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據誌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內部報告“拒絕遣返的戰俘”的情況介紹，其宣傳工作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麵：

• 關於朝鮮戰爭的性質。宣傳美國的民主，而中國沒有。
• 宣傳蘇俄的侵華史，將矛頭指向中蘇同盟。
• 戰俘的氣節。因為共產黨就不承認有俘虜，當了俘虜就是失了氣節。回去後會被鐵的紀律製裁，被槍斃。並用以前回去的俘虜的命運作例子。

不得不說，這樣的宣傳的確會擊中不少人的軟肋。有幹部身份的人在這些問題上很難不多想。他們本來就擔心因為沒完成任務受指責，而“喪失氣節”一說加上自己對政策的了解，就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更有不少人因為身上被強迫刺上了反共口號，而被斷了退路。

“恐懼”之二就是“如果要回去，或不回去會怎麽樣？”美國提出“不能強迫遣返”，就要在戰俘中找出“誰要回去”和“誰不想回去”，於是就要在戰俘中搞“甄別”。甄別過程在停戰談判仍在進行時就已經開始。按照中朝方麵的要求，聯合國軍在戰俘營中，通過廣播向戰俘們宣讀了金日成彭德懷聯合簽署的聲明，歡迎所有戰俘回家，並保證不會因為戰俘身上被刺字，或簽了某類文件而被歧視或追究。

而在實際中的鑒別過程，卻是格外地血腥和殘忍。

在親共戰俘為主控製的戰俘營中，戰俘代表堅稱所有戰俘都要求回國，因此拒絕進行甄別。

而在由反共勢力控製的戰俘營中，因為有了南朝鮮和台灣方麵的參與，則正好相反。戰俘們要在刺刀的逼迫下，在事先寫好的“拒絕遣返”的請願書上按手印，否則就會遭到暴力對待。另外的手段就是給要回去的戰俘身上刺反共口號，不少的人就是在這樣情況下不得不就範。

據後來有此經曆的戰俘說，在雙方控製的戰俘營中，都有戰俘因為要求遣返或拒絕遣返而被秘密處決。

當然，“拒絕遣返”的人中也的確有相當部分人是自願如此。

誌願軍戰俘在濟州島戰俘營中分為三個聯隊。每個聯隊設有大隊，分隊。聯隊設聯隊長，大隊有教育委員，分隊有建設股，管理股。聯隊一級還有約四十人的警備隊。有國民黨支部。各班都有報告員。各級有領導組織，連隊有支部，大隊有分會。宣傳，組織，審查，調查各個機構一應俱全。同時還有各種同鄉會和宗教組織。這些各級組織的領導均由戰俘擔任。據統計，各類組織幹部，代表加上警備隊有三千人左右。這些人被俘前有的是士兵，也有幹部。

“有槍就是草頭王”這個綠林準則在這個中國人聚集的戰俘營環境裏同樣適用。能控製的戰俘越多，能當的官就越大，待遇就越好。  戰俘中各級待遇差別很大。聯隊級別的幹部有小灶，每頓飯可以有好幾個菜。小隊長以上吃飯用大碗，可以盛滿碗的飯，而普通戰俘隻有半碗飯，根本吃不飽。糧食和服裝都會被俘虜官貪汙，有的貪汙所得據稱“夠一輩子用”，其情形之惡劣，被誌願軍停戰代表團的情況報告形容為“比偽軍還壞”。

按照代表團情況報告對戰俘的分類，其中表示堅定回國態度的，在被調查的九千二百人中有兩千兩百零一人，占約百分之二十。表示堅決反共的（包括各級俘虜官和警備隊）有約三千人左右。其餘的為“中間分子”，成員裏有班排幹部，文工團員，炊事員，通信員，衛生員，保管員，以及擔任了戰俘營中各級組織職責的黨團員。這些人的主要心態是要“保命”，因為“吃了大碗飯，怕被殺頭”（指擔任了俘虜營中小隊分隊的職務）。

按照停戰協議規定，“直接遣返”的戰俘交換完畢之後，雙方將“自願遣返”的戰俘交由中立國管理。在非軍事區內設立戰俘區。這個區域南北長四公裏，東西寬兩公裏。分若幹個場區，誌願軍三個，人民軍一個，另有一個醫院。

中朝方麵的觀察代表視察了戰俘區，下麵是回來後向代表團報告的視察情況：

戰俘都住在帳篷裏，每個帳篷住三十個人。帳篷裏有 暖氣和地板。另外有夥房，廁所。受到照顧的人可以住房子或汽車。

戰俘著綠色服裝，每人一個背包，大部分帶茶綠色墨鏡。身體健康。從唱歌和喊口號的聲音可以聽出大部分是四川人。

戰俘每二十五個人為一個小隊，每小隊三個班。上麵有中隊部和大隊部。每個大隊有宣傳隊。

每個場區有五十人的警備隊。每個小隊有兩三個台灣方麵派出的“特務”。每個帳篷裏都有木製標語牌，蔣介石像和其他圖片。

場區內有警備隊設置的崗哨。場區內有標語：“一顆心回台灣，一條命滅共匪”。

戰俘們見到誌願軍觀察代表時的表現是：喊口號，唱歌，投石頭，吐吐沫。

上麵所述的這些情況，讓人生出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誌願軍戰俘在處於聯合國軍的控製下時，作為同一陣營的台灣方麵，不論是得到了美國的縱容還是默許，對戰俘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顯然做的都很到位。國共兩黨，不愧為是師出同門的師兄弟，在這幾方麵，不但重視的力度不相上下，所采用的手法也幾乎如出一轍。在這樣的情形下，對列入“自願遣返”的戰俘們進行解釋，說服他們回家，注定了不會是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