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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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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 樓遂：我的特務舅舅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作者：樓遂
1981年初春，大地欣欣然醒來，萬物複蘇，一切充滿了希望。
那天，媽媽下班回家拆開一封等待了她一整天的信。看著看著臉色陡然一沉，對爸爸說得去上海一趟，說罷便邁出了家門。人在消失前又回頭說，有話我回來再說。
天色徹底黑透前，媽媽回來了。她買了一張第二天去往上海的火車票。那一晚，媽媽和爸爸談到深夜。
大約十天後媽媽回來了。她身心疲憊，情緒低落。稍事休息，簡單地向我們兄妹說舅舅死了，是跳黃浦江自殺的。
舅舅？哦，那個做特務的舅舅死了。恍惚中，我腦海中呈現出一幅畫麵：夜深人靜、疾風驟雨中一個瘦瘦高高的男人穿著灰色風衣，衣領豎起遮住麵頰，兩手插在衣袋中，雨點狠狠打在他的身上，眼鏡上的雨水早已模糊了視線。他在黃浦江邊徘徊，徘徊……一個轉身躍進了滾滾江濤中。這個情景在我腦海裏反複出現，多年揮之不去。說實話，當時舅舅的噩耗在我心裏留下的反響，就像一塊石頭被丟進深潭，幾圈漣漪散去沒有留下痕跡。
以後的兩年，上海舅媽多次到北京。她去國家統戰部、去公安部、去安全部，直到一天鄭重地對我們宣布，舅舅的事中央有結論了，給了平反證書，證實舅舅在解放初期為保衛中共高層領導，保衛上海工業建設立過多次大功。那一刹那，影子般的舅舅突然像一顆劃過夜空的流星，消失在遙遠的天邊了。他不再是恥辱，不再是壓在背上的山。
多年後，我漸漸把媽媽、舅媽，甚至媽媽閨蜜口中的隻言片語，拚湊成了一個曾經真實存在過的舅舅。
大學時代的舅舅
舅舅出生在崇明一個有著大片莊園的黃姓地主家。
母親崇明老家舊址，抗戰時期新四軍一個團曾住在母親家莊園裏，日本人清鄉時把莊園燒成白地，這個區域現為“豎河鎮大燒殺紀念館”
舅舅兩歲時，外婆臨盆，她一直希望再生個男孩，好拴住美國留學回來的丈夫。老祖母更是盼望再有一個孫子。誰承想外婆二胎生下來的是個女嬰即我母親。失望之極的外婆產後第一句話就是命家中丫頭把女嬰扔到江邊灘塗，那決絕的態度是把夫妻不和的責任都推到這個女嬰身上了。接生婆傍晚回家路過江邊，聽到小嬰兒嚶嚶的啼哭聲，看到江水漲潮已經沒上了嬰兒的繈褓，孩子的頭卡在粗壯的蘆葦中間，遠處野狗虎視眈眈。接生婆於心不忍，撿起孩子送回了黃家。
外公的態度仍是堅決要與外婆離婚，理由是外婆小腳，又沒讀過書，帶不上台麵。沒過多久，老祖母對外婆說：“你男人來信不要你了，要與你離婚。我們黃家是不準離婚的，你嫁到黃家就是黃家人。以後你吃菜自己種，吃糧、花錢可以到賬房領。囝囝福燕歸上屋撫養，小囡福煒由你自己養。”從此外婆種菜、織布、繡花、為人接生看病，靠自己的一雙手生活。舅舅和媽媽過起了不同的生活。
說到外婆娘家的情景，原來與外公家可謂門當戶對。家裏除了土地外，還有兩支船隊。一支由外婆的爸爸掌管，經由連雲港、天津、大連，一路向北，經營土特產。一支船隊由外婆的伯伯掌管，向南直到南洋。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向南的船隊幾次遭遇風暴最終沉沒。向北的船隊由於受到戰亂的侵擾再也無力出航。以致家道中落。
由於外婆的叔叔沒有孩子，外婆出生不久便過繼給了叔叔。外婆的叔叔在鎮上開藥店，自己任坐堂郎中。外婆從小聰慧，雖沒上過學，但會識字識藥，看個小毛小病。閨字待嫁時，尊父母之命嫁給了外公。外公娶回新娘不久便赴美國留學去了。幾年當中回家時間屈指可數。
媽媽長到可以與舅舅同桌吃飯的時候，舅舅碗裏是紅棗大米粥，媽媽隻能吃玉米麵糊糊。小小年紀的媽媽不懂這是為什麽，眼睛緊緊盯著阿哥的飯碗。舅舅知道妹妹如果吃了大米粥，媽媽的筷子就會落到妹妹頭上。每當這時，他會趁外婆不注意，突然舀一大勺白米粥送到妹妹的嘴裏。舅舅進私塾讀書了，媽媽不能去。白天跟著外婆到地裏，外婆幹活，她在地頭玩耍；晚上舅舅放學回家，媽媽便吵著跟阿哥識字背書，舅舅又成了媽媽的小先生。
1928年，江蘇大旱，崇明大旱，莊稼顆粒無收。外婆家的長工交頭接耳，悄悄傳著某某地方農民開倉搶糧了，某某地方的富人被洗劫一空。吃大戶一時風起。
一日，附近農民成群結夥打著五顏六色的小旗，圍在外婆家莊園外的界河橋邊。他們喊著“我們要吃飯”“打到土豪劣紳”的口號，伺機奪門而入。可當農人們看到莊園大門緊閉，圍牆上端槍巡視的媽媽的大伯，知道無法闖進莊園，便漸漸散去。
正在外院長工屋玩耍的媽媽從窗戶裏看到這一幕，覺得有趣，等人們走後悄悄開門撿回一麵散落在地上的小旗，舉著在院子裏學樣高喊“打到土豪劣紳”。
外婆聽到衝出屋子一把抓住媽媽提回房間，打得皮開肉綻。媽媽的嚎叫聲引來了上屋的老祖母，她看了說：“教訓一下行了，看把小囡打成這樣。”說完回上房去了。外婆聽到赦令，停下手中的板子，摟著媽媽痛哭起來。一旁的舅舅早已嚇得縮身躲在牆角，這時也跟著哇哇大哭 。
妯娌們看到外婆的處境總是欺負外婆。她們會把舅舅和媽媽叫到自己的跨院，拿著糖果問：“你們媽媽今天又哭了嗎？”“她今天做了什麽？”“說了什麽？”然後拿了孩子的話嘲笑外婆。每每這時，媽媽隻是狠狠看著，絕不會告訴嬸嬸們，舅舅卻會說：“媽媽今天哭了。”
一日，外婆要舅舅給在上海的父親寫信報平安。舅舅剛拿出紙墨擺好，媽媽就吵著也要寫。舅舅笑著推過紙墨給妹妹，看到外婆首肯，媽媽便像模像樣的寫起來：“父親大人敬秉者……”
家信寄到上海外公手上，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官僚們正閑極無聊的消磨時光。知道信是外公沒有上過學的女兒所寫，便七嘴八舌地調侃外公，什麽“你一個堂堂的美國經濟學碩士居然不讓女兒讀書”，什麽“這麽聰明的孩子還留在鄉下，虧你還是做父親的”。外公直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還有兩個孩子，還有教育子女的義務。
沒過多久，舅舅和媽媽便離開了外婆，被接到繁華而陌生的上海大都市開始了求學的日子。
一到上海，舅舅和媽媽一同插班進了誌毅小學，舅舅五年級，媽媽三年級。一年後轉入上海敬業中學附屬小學校。當時敬業中學的學生正鬧學潮，上街遊行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還在小學的舅舅和媽媽也加入中學生的隊伍，在路邊勸捐，支援馬占山的抗日遊擊隊和“航空救國”。那時候，上海各界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青年學子不顧警察鎮壓，罷課走上街頭，撒傳單，集會演說，演活報劇。外公為了不準舅舅和媽媽參加學生運動，把他們帶到市黨部辦公室親自看著。舅舅和媽媽在那裏親耳聽到國民黨大佬們命令將被捕的學生領袖裝進麻袋扔進黃浦江，感到無比震驚，深惡痛絕。舅舅怕了。一天他對媽媽說，明明知道警察會對學生下毒手，為什麽共產黨的領導還要學生上街做危險的事情，而他們自己卻躲在後麵。媽媽吃驚地看看舅舅，表示：“你怕就不要去，我不怕。”從此以後，舅舅與媽媽漸漸分道揚鑣。舅舅一心讀書，在複旦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夫子”。
在複旦大學任教時的舅舅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正在讀複旦大學法律係二年級的媽媽投筆從戎，毅然決然參加了新四軍。為了新四軍的擴軍，媽媽多次往返上海，動員她的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工人夜校的學員參軍。每次她遭到日偽軍警追捕時都躲到複旦大學，得到舅舅保護。
1939年媽媽與複旦大學同學上街演出抗日活報劇《漢奸的子孫》，中間戴禮帽的是媽媽，此時的舅舅害怕得逃進了書齋
日本戰敗投降後，國共摩擦不斷，雙方都寄希望於一戰，以定乾坤。那時時局動蕩，一心教書的舅舅為躲避國民黨警特騷擾，與其他教師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隨著解放戰爭形勢日趨明朗，舅舅擔心上海落入共產黨手中，而自己是國民黨員身份，如何是好？他到處打聽媽媽的下落，希望向共產黨員妹妹討個辦法得到救贖。可此時此刻，媽媽正奉命輾轉台灣、香港，他哪能找得到。萬般無奈，舅舅於1948年底趕赴台灣找他的父親去了。
在台灣，舅舅有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台北糖業總公司董事長的父親，可謂有可靠的政治背景。在大陸，舅舅有個資深共產黨幹部兼文化名人的妹夫—樓適夷，可謂是有利的保護色。舅舅一到台灣，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盯上。沒過多久就被秘密綁架，進而“招募”為間諜。經過短期培訓迅速被派遣潛回大陸。
舅舅從小善良、膽小、懦弱，遠離政治埋頭搞學問才是他的初衷。突然要他當間諜，無異於要了他的命。他被迫領了小型電台、密碼本及其他間諜工具，繞道日本，再到香港。在郵輪上，他趁著茫茫夜幕將間諜工具統統扔進了浩瀚無垠的大洋，以為可以從此脫離特務組織。1950年他跨過香港--廣東邊界，邁進了新中國的國門。
一到上海，舅舅便被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驚到了，不知該怎麽辦。從前在複旦大學的同仁、小時的同窗好友，以及過去的女友來看望他時，都會說到：“你是從香港回來的，一定要到公安局報備一下，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麻煩。”舅舅聽勸，幾天後就到上海市公安局進行了登記。
時隔不久，我的父親出差上海。三十年代就與之共同從事革命鬥爭的上海公安局局長楊帆找到父親，通報了舅舅的情況。他直言相告，已經查明舅舅是作為特務被台灣國民黨當局派回到大陸的。現在公安局的想法是，希望父親說服舅舅充當雙麵間諜，到上海公安局工作。父親受托對舅舅苦口婆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說舅舅分清什麽是與人民為敵，什麽是為人民服務。就這樣舅舅成了一名名符其實的特務。
解放初期，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懷揣反攻大陸的夢想，不斷派飛機偷越海峽轟炸上海工業重地，派遣特務暗殺中共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其他高層領導，啟動潛伏在大陸的敵特人員進行破壞活動。而這些行動台灣當局往往會通過舅舅的電台下達指令。舅舅收到密電，第一時間直接向公安局領導匯報，一次次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保護了中共領導同誌，剿滅了敵特行動。上海公安局逆用電台，向台灣提供“於我無害、於敵無用”的假情報，屢屢騙過對手。
不知不覺中，舅舅有了成就感，像變了一個人。生活有了新的目標，竟然多次勇敢領命，返回台灣“述職”。麵對狡詐多疑的特務頭子，舅舅也能應對自如，沒有引起懷疑。
舅舅出差去了哪裏，要多久回家？這一切的一切，舅媽都不知道。她常常疑惑：別人出差甚是平常，為什麽舅舅出差，公安局領導會來家裏走訪，噓寒問暖，詢問需求。殊不知，舅舅每次去台灣都是抱著“壯士一去不複還”的必死決心，即便是公安局領導也是替他捏著一把汗的。
時光荏苒，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社會主義革命一波深入一波。到了1955年，國內階級鬥爭再次達到白熱化程度，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公安局長楊帆先後被揪出，關押。先是定為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後獨立定性為潘楊反革命集團頭目，進而揭發出上海公安局“以特反特，為我所用”是一貫的招降納叛，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路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那可憐而倒黴的舅舅，作為被招降的貨真價實的國民黨特務，理所當然地被關進了監獄。
從後來逐漸明了的曆史，我們知道中央對潘楊的鬥爭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它所牽涉抗日戰爭時期的黨內高層絕密，是說不得道不明的。潘楊集團無法定論，潘、楊無法公開審判，舅舅自然也就無法判刑。
上海一輕局的領導多次找到在一輕局任教師的舅媽，要求她與監獄裏的反革命舅舅離婚。舅舅拿到離婚書時哪敢申辯，想到心愛的妻子一定會因自己受到影響，立馬簽字畫押表示同意。政治、家庭雙重打擊，使舅舅的胃病惡化，口吐鮮血，生命垂危。可案子重大又無法結論，舅舅不能死去。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舅舅在監獄裏得到治療，也並沒有特別挨餓，這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做新娘時的舅媽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一晃時間來到“文革”時期。監外的舅媽成了曆史和現行雙料反革命家屬。上海革命造反派已成氣候，兩派革命先鋒輪流武力批鬥舅媽，要她交代舅舅的罪行。舅媽頭部受到嚴重外傷，罹患了帕金森綜合征。她帶著領養的小兒子艱難的活著。
70年代末，潘楊反革命集團一案有所鬆動。舅舅雖然沒有接受過審判，卻終於被宣布刑滿釋放，發配山西陽泉煤礦就業。臨近六十的年紀，一米八九的個子，戴著一千多度的近視眼鏡，從沒幹過體力勞動的舅舅，從業沒多久，就吃不消了。他寫信給媽媽，訴說著自己的處境和苦惱。媽媽同爸爸商定讓舅舅來北京同住。無奈北京公安六條不準許舅舅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居住在北京。舅舅隻好去了上海，他幻想著舅媽能收留他。然而畢竟離婚近二十年，舅媽生活得怎樣？還是一個人嗎？對自己的歸來會是什麽態度呢？舅舅惶恐不安。為了看到舅媽，他棲身於南京東路天津路口的一家浴室，白天長久站在窗前眺望馬路對麵舅媽家的窗戶。多年後舅媽告訴我，那些日子她會無緣無故的心中發毛，總感到被人窺視，但她絕沒想到窺探她的人會是舅舅。
又是一封信，那封文章開頭提到的舅舅給媽媽的信。媽媽看過信深感不安，舅舅的情緒低沉，似在與媽媽告別。媽媽趕到上海，茫茫人海到哪去找呢？由於爸爸的緣故，上海公安局的領導組織人力水上陸上尋找了多天。終於在一艘渡輪上發現了一個藍色布袋，內有一個簇新的筆記本。筆記本的最後一頁上寫著媽媽的名字，本子中間夾了一小塊破損的織錦緞。是了，這是舅舅的遺物，水上警察認定舅舅已投江自盡。媽媽把筆記本中的織錦緞殘片拿給舅媽看。舅媽確認當年與舅舅結婚時，自己送給舅舅的日記本的封麵正是與之花色一模一樣的織錦緞。媽媽嗚咽，舅媽嗚咽。
1982年8月潘漢年徹底平反。
1983年8月楊帆徹底平反。
滾滾長江東逝水，淘盡多少英雄，帶走多少泥沙。然，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又該怎樣辨清英雄與罪人呢？
2024年8月20日
於飛機上
2024年9月5日
修改於北京天橋
1968，“頑主”們是這樣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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