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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反西方主義是一種粗鄙化的種族主義
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在中國的知識界裏，曾經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曆史不同於歐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因而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也是淵源流長。這種觀點無疑是對曆史的誤讀。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古代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民族主義的觀念，僅有的隻是對一家一姓之王朝或華夏文化的認同。梁漱溟先生就認為：“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這種並非以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而隻是以王朝(國家)或文化(天下)作為界定群體的觀念，隻是一種“王朝中國”或 “文化中國”，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於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於文化的統一而政治的統一隨之，以天下兼國家的。
”傳統的中華民族的邊界十分模糊，隻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於自己，便可承認它為華夏大家族的懷抱。錢穆說：“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裏，他們隻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隻是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國與其說是民族主義的，無寧說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普世主義的。
隻是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當西方列強以血與火滌蕩了華夏中心論的古老夢想之後，中國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國家觀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對抗之中，人們對由種族、地理、文化和曆史紐帶聯結在一起的民族共同體逐漸有了自我確認，才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
然而，對民族共同體簡單的、質樸的認同，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還帶有強烈的情感成分，如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層麵，還必須對該共同體所特有的價值體係、社會製度以及行為規範作進一步的建構。也就是說，原生形態的情感認同僅僅為現代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形式性的外殼，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這樣一個外殼“實”起來，在其內部擁有實在性的內容。
認同民族主義的外殼，是比較簡單的事情，隻要通過國際間的交往和對抗，就可以實現，而確立其獨特的內涵，則複雜、困難得多，因為它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變遷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憑藉，需要實實在在的建構和再創造。
這裏要著重指出的是，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現代化的變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過程。現代化，成為民族主義“實在化”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這樣說，民族主義的“實在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過程。
從理論上說，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呈現一種正相交關係，西歐、北美的民族主義形成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對於中國這一後發展國家來說，這二者之間的關係要更複雜一些。
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刺激，而現代化在當時又無異為西化，於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具有了敵人和老師的雙重身份。正是這雙重身份，使得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變得撲溯迷離起來，在許多時期，尤其是民族危機的時刻，西化與質樸的民族主義情感常常顯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發生著衝突。
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觀察家白魯恂談到，民族主義的發展必須超越種族或民族歸宿的要求，建立實質性的內容去激發大眾的情感、設立規範和準則，限製領導人的行為。但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缺少象美國的獨立宣言、人權宣言、憲法這樣的神聖象征，也沒有英國那樣的議會製度和一整套行為規範，顯得分外單薄。
這樣，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形式形成較早，大致在甲午海戰以後就初具形態，但它的內容卻遲遲不能“實”起來，始終停留在激烈而淺薄的排外情緒上，即一種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且，民族主義的情感越是熾烈，它的現代化內容就越是難產。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徒有激情洋溢的愛國情緒，而始終缺乏穩定的、持恒的、為共同體的人們所基本認同的價值體係、社會製度和行為規範，而這些迫切需要建構和認同的實質性內容，恰恰又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所最匱乏的。
反西方主義是一種粗鄙化的種族主義
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徒有一個巨大而空洞的軀殼，一個世紀以來，不少黨派、社會集團和知識分子都企圖以某種東西去填補這一空洞，比如用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容作為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對象，或者回歸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重新弘揚儒家的價值理想等等。
但是，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黨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廂情願地以古代的文化認同替代現代的政治認同，其實質依然等同於傳統觀念中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這樣的“民族主義” 內容建構盡管可能具有某種一時的填補真空的功能，卻經不起稍長一些時段的曆史檢驗，——暴露出無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規範行為的拙處，很快被時間所拋棄。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尊被抽空了內在靈魂的蠟像或稻草人，無法找到自己真實的曆史位置，徒有虛張聲勢而已。
一旦民族主義失去了其內在的精神靈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民族主義成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為是的代名詞，民族主義蛻變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義。本世紀初的義和團就是反西方主義的一次可笑表演。
盡管義和團是從反抗西方的強權伊始，有令人同情之處，然而，由於這種“愛國”的反西方主義不具有任何現代性的精神內容，甚至與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所以其實質無疑成為一種最糟糕、最落後的種族主義，一種頑固拒斥現代文明的種族主義。這種發端於社會底層的粗鄙化的種族主義，又是以傳統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 為認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極強的保守主義性格，一方麵容易與知識分子中的民粹意識合流，另一方麵也更樂意被統治者所利用，成為統治者抵抗現代變革、維持現實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現成的社會資源。
今天，盡管反西方情緒所依賴的語境有了很大變化，但那種精神脈絡依然清晰可辨。有評論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辯護，認為其所憑藉的中華文明傳統是和平的、溫和的和非擴張性的。固然，中國文明不同於伊斯蘭文明，較少具有極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層次，那麽，其中內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當種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處於劣勢時，可能是 “溫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實現了“富國強兵”，圓了所謂的“強國夢”，由於沒有現代理性的內在製約，民族主義中那種情緒化、非理性和種族化的成分，未必沒有可能導致一種黷武的衝動。要知道，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曆史教訓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所謂“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相信唯物主義的“武器的批判”。
現代中國人早已將老祖宗的“不爭” “無為”忘記得一幹二淨，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抵抗外敵、內部殘殺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即所謂“鬥爭哲學”。有什麽東西可以保證，這樣的“鬥”文化(當然不會僅僅是文鬥而沒有武鬥)沒有或不會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反西方的情緒中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