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南非的旅遊行程結束，我們一行四人從約翰內斯堡飛內羅畢，開始肯尼亞的行程。飛機降落時，我耳壓失衡，喪失部分聽力，久久不能恢複。接下來五天，我們在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米的“高原”上，坐著觀光越野車追逐動物，道路崎嶇不平，汽車上下顛簸、左右搖擺；在公路上行駛時，下坡高差迅速變化，耳壓失衡加劇。
六日晚飯時，我看著那些色香味俱全的中西佳肴，一樣都不想吃，最後勉強吃了一點，喝了幾碗湯。接下來二天食欲不振，八日早餐時，我轉了一圈，沒找到想吃的東西，看到每天早晨都吃的煎雞蛋，覺得油呼呼的，懷疑自己前些天是怎麽吃下去的。這時，絨姐端著盤子走過來，跟服務員說要二個煎雞蛋，真羨慕她的食欲，盡管喉嚨不適，偶爾咳嗽，但吃喝玩樂不誤。我喝了一些果汁、吃了幾片西瓜。雖然進食不多，但不影響遊獵和觀光，反正大部分時間坐在車上，體力消耗得不多。
八日下午，我們四人在沙土和柏油相間的公路趕往內羅畢機場，時而坑坑窪窪，千溝萬壑，劇烈震蕩顛簸，時而易道坦途，平穩前進，下坡時一落千丈，耳失衡驟增。到達機場後，與一位新認識的旅友告別，剩下三人繼續飛坦桑尼亞參加另一個旅遊團。當晚，飛機在夜幕中降落乞力馬紮羅國際機場，我們乘出租車行駛在漆黑一片的荒野裏，兩邊不見一家燈火。我覺得出租車很高級，噪音特別小，旅友們和司機談話聲若蚊蠅。
九號早晨，我們與另一位同遊多次的旅友會合，大家相見甚歡，幾個月前在以色列分別，此刻又在坦桑尼亞相見，不禁感歎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是一個七人小團，我們四人乘一輛遊獵越野車，一對同齡老美夫婦和一位華人先生乘另一輛車。從這天開始，厭食愈演愈烈，果汁、西瓜、菜湯成了主食。九日是我的生日，本命年不順的說法在頭腦中作祟，一種不祥之感湧上心頭。十日晚餐時，大家準備為我唱一曲生日快樂，遺憾的是我隻想洗洗睡了，沒有出現在餐廳裏。
從九日到十二日，主食還是果汁西瓜菜湯老三樣，耳壓還沒有恢複平衡，聽到的聲音仿佛是從遙遠空曠的山穀裏傳來似的，好像童話世界一般。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暈車，開玩笑說，我是不是暈車啊？沒暈到頭，暈到了胃口。我從來沒有暈動症，包括車、船、飛機、秋千、搖籃，訓練飛行員的旋梯和滾圈，從小就玩得心手相應，技藝爐火純青。
既然懷疑到暈車，那就要給暈車找一個理由。這期間耳壓一直沒有恢複平衡，我自以為是地分析了一下，由於耳壓持續失衡，耳內的壓力環境發生變化，影響到內耳的運動平衡感知器官，後者向大腦發出錯誤信號，導致不同尋常的暈車，其症狀隻是厭食。後來，一位醫生朋友說，不是暈車，如果是暈車的話，下車幾分鍾後症狀就消失了。
如果不是暈車，那還有一種解釋：心理障礙。在肯尼亞時，我們到訪一個供遊客參觀的馬賽人村莊，村子裏臭氣熏天，房屋矮小如同窩棚，屋內空空如也，昏暗肮髒，小孩子滿臉蒼蠅。後來在旅館裏吃飯，想到那些年輕的服務員就是從那樣的環境中走出來的，他們能被訓練成合格的服務員嗎？能理解那些衛生條例嗎？在洗菜、做飯時，能嚴格遵守操作規程嗎？我們吃的喝的都出自他們的手，他們的手洗幹淨了嗎？...... 不知不覺中，開始厭食。
不幸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暈車”問題懸而未決，又覺得喉嚨發癢，咳嗽接踵而來，真是雪上加霜。十二日那天感到特別虛弱，到駐地下車時步履蹣跚、氣短無力。這是一個準備住三晚的新駐地，我堅持出席晚餐，喝了兩碗湯，沒有吃主食。
次日，我決定不參加遊獵，在駐地休息。白天躺在床上，手腕上的“電腦”不斷發出警告：休息狀態心率超過每分鍾一百二十次。我除了虛弱和咳嗽外，沒有感覺到任何異常。這些症狀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咳嗽肯定是感染上什麽細菌，有了炎症，多日依賴果汁西瓜菜湯維持生命，營養不足，免疫力下降，細菌無所忌憚，在體內作得更歡了，導致心率加快。
這天是服用預防瘧疾藥的日子，該藥可能強烈刺激胃腸，要求飯後立即服用，而且是一天中吃得最多的一頓飯。為此，太太向廚房要了雞蛋西紅柿，為我煮了兩袋方便麵，我鼓足勇氣吃進去一大半，最後覺得惡心了，隻好放棄。飯後立即吃藥，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
這個駐地在動物保護區內，方圓幾十公裏沒有醫院，下一站駐地附近有家美國基金會資助的醫院，導遊堅決要求我去那裏就醫。我沒有發燒，覺得還能掌控自己的病情，可以堅持到回美國；轉念又想到在南非時，導遊說如果遊客生病或受傷，他必須安排當事人送醫救治，並以書麵形式上報總公司。為了不給導遊添亂，也為自己健康計，我答應去醫院看病。
我休息了兩天，躺在床上渾渾噩噩，非睡非醒，時而遊思妄想，時而神安心寧，夢幻、現實、感悟、想象縱橫交織，亂作一團。在混混沌沌中，所想所悟，所夢所幻，揮之不去，卻成就了日後的一紙荒誕文字。
咳嗽來了無法控製，像火山爆發似地噴薄而出，氣衝牛鬥，其後座力給人一個踉蹌。咳得劇烈時，白天驚天動地，幾乎將心肺咳將出來；夜裏整個人都從床上彈了起來，如同電擊搶救瀕臨死亡患者的情景。夜裏不停地咳，無法入眠，天亮起床後，手機居然說我睡了六個小時，難道我是在夢裏咳嗽？
十四號那天，我突然想到全國著名礦產地質學教授張秋生先生。一九八六年，他到非洲參加學術會議，會後去野外考察、采集岩石標本，夜以繼日地趕寫考察報告。回國時，背包和行李裏裝滿了岩石標本，飛機到北京後，乘客都走了，他仍然坐著不動。空姐上前查看，發現他已經沒有了呼吸，緊急送到醫院搶救，不幸為時已晚，回天乏術，可惜一代精英學者英年早逝。後來醫生證實，他被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叮咬，又疲勞過度，免疫力下降，導致病發身亡。
進而又想到萬一我駕鶴西去，可能會給他人帶來困擾和麻煩。本來生死有命，與他人無關，可是現在動輒就是連帶責任，某些律師在利益驅動下可能利用法律的漏洞，縱容家屬提起訴訟，造成社會資源內耗。我希望家人無憂無慮地快樂生活，不要為了錢財卷入焦心費神的訴訟中。於是，我用英文草擬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免責聲明，為了更像一個法律文件，要求AI按照法律文件的口氣修改一下，譯成中文為：
本人XXX聲明，如我在旅途中因病去世，我的同行旅友、旅遊公司、酒店、航空公司、機場、醫院或任何其他相關方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義務。我的遺體必須嚴格按照本人生前遺囑處理。該聲明立即生效。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我之所以強調遺體必須嚴格按遺囑處理，因為遺囑中說，無論在何地發生，捐獻器官，遺體就近火化，不留骨灰，不要墓地，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火化後再通知親朋好友。把遺骨扔在萬裏之外的蠻煙瘴霧之地，與非洲各部落的鬼魂為伍，恐怕有些親屬在心理和感情上難以接受，埋怨當事人，也就是我太太。我的聲明和遺囑是她的擋箭牌。
我將聲明發到四人小群裏，沒想到驚嚇到二位旅友，給她們快樂的遊獵蒙上了一層憂慮的陰影。她們以為我病入膏肓了，深表不安，甚至引咎自責，給我發了一條信息：“看到你寫的後，馬上就認真地討論了……首先抱歉我們的關懷和照顧不夠，好幾天吃不下飯肯定身體虛弱，而且你自己又總怕連累大家不提任何要求……身體健康是首位的，很高興你能接受大家的建議，明早直接去看醫生……咱們對症調理和處理，心情放輕鬆……一定有辦法的。”
旅友們的關懷令我十分感動，特別是結尾部分，感覺十分親切，既像幼兒園阿姨哄小朋友，又像醫生護士安慰臨終關懷的老人；最後幾個字，與李大夫在那年九月九淩晨說的“我們有辦法”，大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那天李大夫是真的沒有辦法，而旅友說的辦法是一定有的。旅友們的自責令我坐臥不安，為了讓她們心安理得，放下思想包袱，繼續開心地向草原前進，我表示病情在掌控之中，並將張教授的遭遇和自己當時的想法告訴她們。
十五日一早，旅遊團兵分兩路，一車五人繼續遊獵，太太陪我乘另一輛車去醫院。汽車行駛在動物保護區的土路上，時而和各種動物不期而遇，導遊習慣性地停車讓我們觀看。出了保護區後，還是土路，顛顛簸簸地走了一大段才上了柏油路，沿著蜿蜒的山路翻過海拔二千五百米的高山。大約三個小時後，汽車又下到土路上，導遊說快到醫院了。我心裏驚歎道，去醫院的路居然是土路！
醫院有幾棟簡易的平房和一座二層小樓，患者在平房外麵的棚子裏候診，做診前例行檢查的護士站在另外一個棚子下。導遊帶著我辦理了掛號手續，然後做例行檢查，包括血壓、心率、體溫、血氧等。我的血氧飽和度很低，估計不到百分之九十，護士看到後，以為我是新冠肺炎患者，用異樣的眼光瞥了我一下，迅速向後退了一大步。
我知道自己的血氧低於百分之九十五，手腕上的“電腦”每天定時自動測血氧，雖然數據精度不高，但我是處理測量數據的行家裏手，會挑選合理的數值。我還知道自己不是新冠病毒感染，也不相信血氧低於百分之九十五就如何如何的說法；這裏海拔高度較高，對於生活在低海拔地區的人，本來就缺氧，再加上體弱咳嗽，心肺功能減弱，血氧飽和度自然下降。
第一次看到血氧儀的用法時，我就明白了其測量原理，廣義上說是電磁波探測，用某個頻帶的光譜測定血液中某個參數，而這個參數與血氧飽和度相關，通過前者可以換算出後者。這種間接測量的方法，是許多學科通用的做法。用一個閾值給測量結果定性本身就不科學，但對於不了解測量和換算細節的外行大眾，也隻能采取簡單易行的定性方法。
醫生是一位當地人士，他聽了我的病情自述後，對我因“暈車”而厭食一說不置可否，也沒有往新冠肺炎上懷疑，聽診了前胸後背，未發現異常，然後開單子化驗血液。我對驗血顧慮重重，腦子裏冒出了一大堆問號，針頭是不是一次性的？不是怎麽辦？讓不讓護士抽血？萬一傳染上艾滋病怎麽辦？…… 無論怎樣，到了這一步已經無法臨陣脫逃了，隻能硬著頭皮憂心忡忡地往化驗室走。
化驗室在對麵二層小樓的一樓，抽血的針頭針管看上去和美國的相同，我的顧慮頓時煙消雲散。化驗結果顯示白血球增高，醫生診斷為細菌感染，開了抗生素和減緩症狀的藥。交款處和藥房在平房裏麵，但窗口衝牆外開，患者在外麵的棚子下交款取藥。兩種藥都是五顏六色的顆粒，用膠囊包裝。
從醫院出來後直奔當天下榻的旅館，從土路上柏油路，再下土路，經過一個熙熙攘攘、肮髒混亂的露天市場。過了市場不遠轉彎，土路變窄，凹凸不平，汽車搖搖晃晃地來到一個大門前，門衛開門。大門內別有洞天，和外麵是兩個世界，光滑平整的柏油路、修剪整齊造型優雅的樹木、綠茵茵的草坪、姹紫嫣紅的花池、錯落有序的獨立客房，環境清幽雅致，景色賞心悅目。
我們被安排到距離餐廳最近的一棟房子，客房寬闊明亮，時尚豪華大氣，衛生間設施精致高檔。我不禁想到居住在狹矮土屋裏的馬賽人，他們能想象出這裏的景象嗎？能想象出房間裏的大床、寬敞高大的蚊帳、衛生間裏的浴盆、馬桶是幹什麽的嗎？和他們相比，我有幸沒有出生在這裏，現在又生活在美國，再有任何奢望都是非分之想，隻能感恩上帝，約束自己。
第二天，我仍然沒有隨團行動，一人乘車去最後一站入住，在房間裏休息。這裏海拔高度低了很多，大約隻有九百米，覺得舒服一些；同時感到十分困惑，難道“暈車”還與海拔高度有關？晚餐時略有食欲，喝了開胃湯，進了一份正餐。
八月十七日行程結束，早餐後乘車去機場。機場的安檢特別嚴格，隨身之物傾囊而出，過了安檢後，再將隨身物品放回原位。誰知前麵還有一道安檢，又慌忙將剛裝好的東西折騰出來……，匆匆忙忙地先後過了三道安檢；照這樣下去，早晚有一天要圍著一個大布單，光著屁股過安檢。
過了安檢出了關，得以喘息片刻。不料服藥時發現大夫開的頭孢沒了，準是過安檢時給折騰丟了。這種抗生素必須服用五天一個療程才有效，這才服了兩天。非洲生產的頭孢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氣味，隔著膠囊散發出來，令人不適；同樣的藥名，產地不一樣，藥力千差萬別，減輕症狀的藥服了兩天，沒有任何效果。
經過二十多小時的候機轉機和飛行，我們於八月十八日上午抵達紐約，雖然還有最後一程，也算到家了。候機時給自己自拍一張，記錄下當時狼狽不堪的樣子。到家後量了一下體重，竟然掉了十磅，有位旅友曾說我瘦了一圈，當時不知道一圈是多少磅，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圈，現在知道了，一圈十磅，還有十四圈掛點零頭。太太及時請一位醫生朋友開了抗生素，服用五天清除了病菌，但它造成傷害還沒有消除，至今仍在康複中。
我們從肯尼亞過去的三人都感染了這種病菌，另外二位症狀較輕，進食遊獵兩不誤。有一天，旅友加病友們交流康複進程，說起這種病菌的凶猛頑固，深受其害卻不知道它姓甚名誰，於是，我問了一下AI，方知是肺炎鏈球菌。估計感染發生在肯尼亞，或維多利亞大瀑布，甚至更早的南非和斯威士蘭，具體時間地點無從追蹤考證。
至於為什麽不想進食，得不到醫學上的解釋，仍然是一個謎。在此不妨自作聰明，用排除法縮小一下範圍。肺炎鏈球菌感染的症狀中沒有這一條，再說了，厭食在先，喉嚨發癢咳嗽在後，可以排除。這期間我服用預防瘧疾的處方藥，其副作用中也沒有這一條，可以排除。由於我還能喝果汁和菜湯，心理因素也可以排除。還剩下耳壓失衡、海拔較高、汽車顛簸搖晃三個因素，單一考慮每個因素，應該可以排除。若將三個因素聯係在一起綜合權衡考量，似乎排除與不排除都沒有科學根據。
可是，我一個多星期沒吃飯上哪兒說理去？總得有個說法吧，找不出罪魁禍首，隻能拿這三個因素的綜合效應當替罪羔羊了，它們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造成我“胃口暈車”，人無食欲。胃口暈車又與鏈球菌狼狽為奸，為非作歹，使兩者對人體傷害的力度扶搖直上。也許將來有一天幕後真凶會浮出水麵，證明我的判斷是無稽之談。
後記 (二零二三年十月四日)
十月四日，我在此文的題目前加一個“染”字，成為《染病在非洲》，不由韻律感頓生，詩興大發，故一氣嗬成一首五言古體詩。
染病在非洲
染病在非洲，不知病來由。
無欲食煙火，腹中空悠悠。
佳肴色香味，皆非我所求。
日進瓜果汁，菜蔬湯水稠。
屋漏連夜雨，又恙在咽喉。
難忍揪心癢，害我咳不休。
出口如霹靂，氣衝上鬥牛。
衰頹無筋力，怎做逍遙遊？
無奈病榻臥，恍惚入冥幽。
荒誕鬼神事，真偽不可究。
忽思我前輩，東非苦作舟。
疲病身先隕，壯誌未得酬。
吾若駕鶴去，恐添他人憂。
一紙免責文，驚駭我同儔。
傳書相撫慰，情動我心頭。
就醫行百裏，藥力如絲抽。
是日回家轉，一飛解千愁。
神醫開神藥，一劑除病酋。
此酋甚猖狂，行跡似鏈球。
傷我心與肺，火上澆燃油。
噬我十磅肉，人比黃花瘦。
安步履平地，堪比上高樓。
籲籲氣喘急，淋淋大汗流。
康複費時日，一日如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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