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麻子

王麻子是我們電視台的人才。那是96年，我進台第二年的事情，當時研究生還不像今天這麽遍地橫流，本科在我們台就是最高學曆。我們台長那時不知道動了哪根筋，引進了三個碩士研究生。王麻子即是其一。

王麻子，高密人，英文專科畢業後隨漂亮的媳婦去了諸城做了高中老師。忍過三四年後，以同等學曆報考了南京大學的曆史係研究生。96年畢業後，本可以在留在南大教書，但估計是本著家庭團聚的心思，也進入了我就職的這家地市級電視台。

台上的人，對王麻子褒貶不一。有的同事覺得王麻子“不像個文化人兒”，因為他時不時就帶領著一幫小年輕在辦公室打牌，吆三喝四，不務正業，還口稱，不為無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呢。

一天，負責上字幕的小王姑娘告訴我發生在南樓剪輯室的一件趣事。我們那個南樓，橫豎不過兩三層高，卻是有門衛值守，掛著“閑人免進”牌子的重地，記者們從各處攝錄來的影像，皆在此製作編輯完成，然後從一樓技術部播出麵世。這天的新聞，有一條是當地的一個書畫展。按說這類消息上不了當地的新聞聯播，因為既無領導人參加，又不是知名大畫家的展覽。但負責新聞的韓台長是個書畫愛好者，結交了各個檔次的書畫家，中間有沒有互相贈予的交情我們不得而知，但書畫展覽的新聞就常常占據一席之地。說是新聞，不過是給這些書畫家們一個在電視上露麵的機會，滿足下“上過電視新聞”的虛榮心，提高下知名度罷了。韓台之下，編輯之上，還有個張主任，負責把中間這道關，簽字時見到列表上有這類新聞，往往嘴一撇，今天又有韓台的書畫展呢。

這日，王麻子被派去拍攝這則新聞，回來剪輯好後交給值班編輯。新聞串聯好後，韓台坐在剪輯室角落的沙發上和編輯及字幕員一幹人眾逐條審看。看到這條時，發現除了一些書畫特寫和寥寥的幾個觀眾外，並沒有書畫家們的鏡頭。韓台長發話了，這是誰拍的，鏡頭不行，叫他來，重新剪輯。王麻子家就在電視台院內，一個內線電話就叫過來了。進門就問，哪裏不行？台長說，該上的鏡頭一個都沒有。麻子心知肚明，卻說，哪個該上，哪個不該上？台長頓了下，反問道，你說呢？麻子回到，依我看，哪個都不該上。如果這些人都叫書畫家，那阿貓阿狗都是了。台長語塞，怒道，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麻子莞爾一笑，掏出原始的攝像帶，哦，那當然是你說了算，你說了算，來來來，你說哪個上咱就上哪個。字幕員說他們一群人強忍住笑，差點憋出內傷。

再有一次，99年十一過後，麻子開始籌備跑路，新聞業務也就不怎麽上心了。有天主任安排他，明天去開個農業方麵的會，你跟金鳳去一下吧。麻子心裏不想去，就說，一個會還用倆人去？金鳳去不就行了？主任說，金鳳一人辦不了。麻子就說，那我要去的話就不需要金鳳去了。主任說，那就你去吧。麻子接著說，我不去，明天有其他事，扭頭就走。到門口時，主任不悅，說了一句，你現在連個初中生都不如了。他回道，別說初中生了，我連你都快不如了。

麻子說話幽默，嘴巴利索，又熱衷和小年輕們混在一起，來台不久，各個部室就都串熟了。除了我們新聞部，專題部和國際部也是我們那個小台主要製作節目的部門。一天，麻子酒後興起，跟牌友們說，我看這電視台呢，就是個大妓院。新聞部呢，就是青樓，對方還車來車往地接送，稍算體麵。專題部呢，就是路邊店，自己送貨上門，還常常白幹。國際部呢，是包房，明麵上自雲賣藝不賣身，背地裏也不乏行些苟且之事。這話後來居然傳到我們大台長耳中，麻子就是他引進來的。後來麻子離台赴京讀書，坐台長專車去喝送行酒，車上還被問起，聽說是你編排的？搞得麻子怪不好意思，連聲說，都是醉話，醉話。

麻子在台四年，第三年光景，麻子新聞明顯沒有以前產量高。部裏人竊竊私語，說麻子要辭職去考博士，有人信有人疑。當時電視台正如日中天，我們被稱為政府台，吃公家飯，獎金比工資高，出去采訪，各種紀念品禮品券收多少完全看你胃口有多大，或者臉皮有多厚。據說我們部有個記者，出去混吃都是一絕。比如說，上午的新聞，到中午時分，采訪單位管個飯是正常操作，這廝往往喝到下午三四點還不叫停，直接把午飯拖到晚飯光景，還把他也在電視台做播音員的媳婦也叫來一起同吃，二醉方歸。采訪單位的接待人員常常叫苦不迭，幾番下來，隻得委婉地告訴新聞部主任，派記者的時候，能不能別派那位姓啥的記者來？我們都很忙。讓主任頗失顏麵，大光其火。問題是，這廝也是爺，得罪不起。其父是當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老總，按理說膽識俱有，可惜生的這個娃不是孫仲謀，高中都未能畢業，隻得送到部隊去，打算曲線救國。從軍期間，老爹托關係把他安排在央視軍事部，發揮他膘肥體壯的優勢，幫忙扛扛攝像機，抬抬設備箱啥的，就這樣，混上了一兩件印著央視字樣的馬甲，整日穿在身上，就成了有央視工作經曆的人，然後就這麽下凡到我們地市級台了。當然背後的故事一定不這麽簡單。他來台前夕，我們台一百多號人，每人都被贈送了一套他爹那個上市公司的毛料西服，還有寫著我台字樣的茄克衫，據說總價值近百萬元。

剛才說到他那個播音員媳婦，也是頗有故事的人。那姑娘原本是他爹公司的廠花，在廠裏麵的電視台做播音員的，按一些老江湖的話，是他爹幫他看中先占下的媳婦，人確實是很漂亮，很狐媚的那種，身材也是一流。那廝入職後不久，媳婦也搞進來了，畢竟政府台聽起來比企業台要高大上一點吧。他們進台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忽一日，我們部主任室來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模樣俊俏，卻滿麵悲戚，說是被我們那記者欺騙了，又不肯給名分，還腳底抹油開溜了，所以她要當麵討個說法，於是整日坐在主任屋的沙發上哭訴不走。主任人嘴拙心善，不知如何是好，隻得常常到我們編輯室躲避，念叨著，又來了，又來了，這可咋辦？這家夥，真把我們害苦了。

待這家夥終於露麵，卻跟我們滿腹委屈地說，他是被設計了，而且是被他那個正希望成為前妻的媳婦設計的。他承認他是有個小毛病，就是成龍說的那個全天下男人都有的那個小毛病，所以這個陰險的前妻就派人給安排了這個姑娘，然後再抓現行，現在就要以此為借口要和他離婚。而且他自己計算了一下，他們從結婚到現在，剛好六年多幾天，按當時中國的婚姻法，婚姻滿六年，家產就要對半分。這婆娘，太精明了，他恨恨地說。我們編輯們一時間居然對這個人充滿了同情。不久後，我們台廣告部有人去一外商家談合同，看見他的前妻從浴室裏穿著絲質浴袍出來。

按說，他前妻這樣的人，我一般是敬而遠之的，聽聽故事就好了。但好巧不巧，我們居然還做過室友，盡管一晚都沒同居過，而且還因為做室友鬧了沸沸揚揚的一出。那時候，因為有時候我會值晚間新聞的班，所以在單位有個集體宿舍，是一套公寓中的一個小間，左右不超過十五個平方。而且還有一個趙姓室友。趙姑娘和我同年進台，是民航局局長的兒媳婦，有豪宅居住，不會常來。我呢，家離台騎車也不過十分鍾，除了打牌晚了不想回家打擾家人，也很少住在宿舍。宿舍裏什麽都沒有，除了台上配的兩張簡易的單人床。趙姑娘愛美衣服多，自己就搬了個大衣櫥立在她床頭，正對門口。播音員入台後，離家比較遠，求一間宿舍，台上一時沒地方，就把她安排進了我們宿舍。聽到這個消息，我有點好奇，這麽小的宿舍，如何安得下第三張床，下班後就到宿舍去看看情況。進門一看，有些吃驚，我的床被拆了，床板和架子立在牆上，床上的被褥被胡亂卷起，堆在地上，衝門的大衣櫥被挪到了我的床原來的位置。衣櫥原來的地方，擺上了一張新床，粉色基調，整潔有序，一看就是個講究人，想必就是那個尚未曾謀麵的播音員的新居了。我有些惱火，覺得這姑娘有些不客氣，我的辦公室就在她樓上，動別人東西，不能知會一聲嗎。又一想反正自己也不常用，和這種素質的人一起住也沒啥意思，就鎖上門走了。晚上和男朋友見麵時，說起這事。沒成想，男友反應非常激烈，說，這不是欺負咱嗎，找她算賬去，拔腿就要走。我苦勸硬拉未果，他騎上摩托車一路絕塵而去，留我一人在夜色中淩亂，隻好小跑著跟到宿舍去。

等我到時，過了也就二十分鍾光景吧。宿舍在五樓。我到一樓就聽到上麵傳來的嘈雜聲。爬上五樓，就見播音員穿著絲質睡衣，露著香肩，臉上還敷著麵膜，楚楚可憐地站在公寓的客廳裏不知所措。宿舍裏已是一片淩亂，大衣櫥被胡亂推到角落裏，漂亮的櫥櫃上，已經刮花了一大片。男友正努力要把我的床重新支起來，還一邊大聲訓斥著播音員，以後再敢動我女朋友的東西，小心我連你一起扔出去。

我還驚魂未定，住在四樓的薑書記走了進來。她是我們台的黨委副書記，為人非常平和低調，說話做事從不逾矩，連個子都長得很配合，嬌小玲瓏，讓我們那個身高不到一米六五的王台長兼黨委書記顯得很有氣勢。薑書記問發生了什麽事，我就把事情經過簡單說了下。薑書記思忖片刻，說道，現在已經是晚上11點了，我家孩子還要睡覺，要不今晚大家先散了，明天我們開個會商量一下怎麽樣？這話一說，大家就各各散了。想來這薑書記真是個聰明人，在電視台這樣的地方，大家都是哪路神仙，必須先得回去好好理理，當場若下斷語，事後恐不好補救，不如回頭做做功課再說。

我當時剛進台不到一年，自覺還沒出成績呢，男友這一鬧，先讓自己出名了，那尷尬，班都不想去了，就稱病在家休息。據男友說，我們台把這事通知了他們單位，他們的大隊長被請去一起參加會議。大隊長先是代表男友道了個歉，說他不該那麽衝動，然後就說，事出有因，這事對方是不是處理得也不太尊重人？年輕人，女友受了氣，替她出頭是不是大家也能理解。男友是個刑警，他的大隊長我見過，四十左右，平頭短發，皮膚黝黑，臉上極少看到笑容，平時說話的腔調，說不上是叫霸氣還是匪氣，掉地上砸個坑的那種。他這樣一定調，我們台也不好說別的，就把播音員批評了一下，說她應該先和我打招呼再搬床，然後被損壞的大衣櫥，本來就不應該放在集體宿舍，所以由物主趙姑娘自己承擔損失，並搬出宿舍。這件當時在我看來極傷麵子的大事兒，居然就這麽了了。我呢，從此大家也都知道了，有個不好惹的男朋友，在人事複雜的電視台，說不上這對我是個好事還是壞事。

扯遠了，繼續說王麻子。他就在大家的猜疑中，在台待了四年後，2000年，考上北大曆史係的博士，辭職走人了。據說他辭職著實讓大家跌了一次眼鏡，放著好好的電視台工作不幹，去讀什麽博士。有意思的是，2001年，我又讓大家跌了一次，我也辭職去讀書了，不過我的原因眾所周知，大家也都理解，主任真誠地說，雖然不舍，也隻有祝福。送行的酒會上，主任跟我說，你來新聞部六年，幹得非常出色，六年裏，我隻批評過你一次，你還記得嗎？我當然記得。但在那熱烈又傷感的氣氛中，我必須很困惑，就說，主任你批評過我嗎？我怎麽不記得？

主任緩緩地說，你可能不記得了。那時你剛工作，你母親在虞虹橋頭有個冷飲攤，你經常在那裏幫忙。我其實心裏是很讚賞的，覺得你這個孩子很踏實，很孝順，不因為自己在電視台工作就放不下架子。問題是，馬路對麵就是咱們廣電局的大樓，從樓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去局裏開會，每次王平副局長都說，你們部的記者怎麽那麽有時間，是不是工作不忙啊。時間長了，我也覺得這個影響不好。所以有天我車從那裏路過，看見你又在那裏，你下午來上班的時候，我就叫你到我辦公室來，說了一下你，還記得嗎。

我繼續裝糊塗，還有這事？真不記得了。我就記得主任這六年特別關照我，我在部裏待得真得很舒心，如果不是家庭出了問題，真不想離開親愛的同誌們。

從小到大，我被人批評的次數，一隻手可以數得過來。所以，那次來自主任的批評，至今記憶猶新。

在我剛工作的前兩年，我媽還在我家樓下的路邊繼續她的事業--擺了個冰櫃賣雪糕。風雨無阻，任誰說都不聽。媽媽一生辛苦操勞，覺得不工作就是罪過。我爸爸從縣城裏調到市裏工作後，她隻好從所在工廠辦理了內退，跟隨來到市裏，那時媽媽還不到50歲，自覺還身強力壯，天天閑在家裏看電視，心下著急，每天思量做點什麽。媽媽文化不高，但情商超群，來了不到半年，就搞清楚了我們文化局大院裏誰家的誰是誰，做什麽的。和我爸爸出去散步，一路都是和她打招呼的人，連我爸爸都半驚歎半譏諷說道，你幸虧沒文化，要不得是個外交家了。慢慢地，我媽媽把目光鎖定在了劇團拉二胡的那個人的媳婦身上了。那小媳婦是個南方人，身形瘦小，說話語速極快，媽媽叫她“小娘們兒”。小娘們兒的男人因為年輕時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在當地找不到對象，就七拐八彎地到南方找了她。她沒什麽文化，男人也沒什麽過硬的社會關係，沒能力給她找個正經工作，小娘們兒就在大院門口的街道上擺了個冰櫃賣雪糕冷飲。我媽媽剛來城市，也沒什麽故知，就常常坐在她的冷飲攤上和她聊天，由此迅速了解了大院裏的各種人物和掌故，同時也摸清了她的“商業秘密”。什麽地方進貨，什麽口味的冰激淩受歡迎，媽媽都默默記在心裏，自己還專程騎車去實地考察幾個進貨渠道，看哪家的價格更便宜。來到城市的第二年夏天，媽媽就跟爸爸要求，也要去擺個冷飲攤點，地點她都看好了，就在大街的拐角處，既不和小娘們形成競爭，背後又靠著一個叫”奇醜”的照相館，可以從裏麵接水接電，媽媽都和他們打好招呼了。看媽媽決心已定，爸爸也就同意了。

爸爸在市文化局做辦公室主任，業餘寫小說，還出過幾本書，在當地的文化圈裏多少也有些名氣，按說這個麵子是要的，自己的家屬要去擺攤，而且還就在自己單位院門口，人來人往，不怕旁人笑話嗎。可爸爸心態好得很，誰願笑笑去吧，我才不在乎。我現在還記得，每天晚上，媽媽收攤回家，客廳地上擺滿零錢，爸爸幫媽媽五毛一塊地在數錢，感覺那是他們的幸福時刻。

媽媽從1992年，我去大學的第二年就開始了她的“事業”，想來那正合了小平同誌南巡的號召呢，媽媽居然比我這個大學生都更懂得時代的脈搏。那時候，哥哥和我都在讀大學，家裏隻有爸爸一份公務員收入，經濟確實不那麽寬裕，所以想有點額外的收入也能理解。93年我哥哥大學畢業，就提議媽媽不要再做了，可媽媽剛嚐到自己賺錢的甜頭，正幹勁十足，哪裏肯聽，說比她在工廠時賺錢輕鬆多了。 95年我也大學畢業了，家裏所有孩子都經濟獨立了，實在不需要媽媽再做事了。幾次我坐車出去采訪，路過媽媽的冷飲攤，看到她在烈日下的遮陽傘下打盹，就覺得心疼不已。開了幾次家庭會議，要她停，但媽媽死活不肯，說閑著的話，她會閑出毛病來。媽媽一向是個很隨和的人，但這事卻很執著，我們三個做兒女的聽她這麽說，也就由她了。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擺攤這活，雖然不累，但離不開人，得有人時時刻刻守在那裏。媽媽總得有人替班回家吃飯和休息一下吧。於是，我們三個孩子，就常常輪流去冷飲攤值班。我最小，覺得前幾年哥哥姐姐做得多，就主動多去一些。剛開始的時候，也覺得頗不好意思。拿本小說坐在冰櫃後麵打發時間。媽媽見了很不滿意，說，你這樣可不行，這怎麽能有生意？我說，這麽大冰櫃，打老遠就看得見，難道我還需要站起身來吆喝不成？想買的，看見了自然買，不想買的，你拉人家也不成呀。媽媽說，那你可太不懂行了。人家本來可買可不買的，看見你在這裏看書，想叫你一聲你還不一定聽見，人家就往下一個攤點去了，你就失去了一個買賣。還有，你要注意觀察來往的行人，大老遠就知道誰可能停下來買。我說，這麽神？說說看。媽媽說，你看那些掛外地車牌的車，開到這裏問個路的，一般都會買，也不會計較價錢。騎車帶著孩子的，到了這裏，你隻要看著他們，他們就會停下來買。晚上電影散場的時候，會是一個小高峰，很多搞對象的小年輕都會來買。媽媽笑著總結道，看他們付錢的架勢，我就知道他們處到哪個階段了。要是男生要買，女方拉著他不要買，說明剛認識不久。要是女方要買，男生拉著她走，就說明他們已經認識很久，打算談婚論嫁了。

我不得不佩服媽媽敏銳的觀察能力和社會經驗，跟我這個剛出校門的大學生相比，我的經驗值接近零。我對人沒有戒心，也很少懷疑別人的話。一天，我在值班的時候，走來了一個南方人，看起來又累又渴，來買汽水喝。我媽媽很周到，在攤位放了幾個馬紮給客人坐。這人就邊喝邊和我聊天。說他是做好大的外貿生意的，有自己的公司，規模多大，員工什麽的，他這次來這裏是要談一筆大買賣的，數字都很天文。我沒有多少經商的朋友，但覺得那人真有本事，就問了他很多問題。還在聊天時，媽媽回來了，在一旁聽了一會。那人走後，我有點激動地跟媽媽說，那人是個公司老總呢，做大生意的。媽媽白了我一眼，歎口氣，哎，也就你信。你沒看到嗎，他的涼鞋都是塑料的，斷了一根帶子還穿著，還做大買賣呢，我的閨女呀。

在替媽媽值班的有限時間裏，我幫媽媽丟的一定比賺的多。怎麽說呢？就是收到了假錢，還都是大額的，讓媽媽哭笑不得。我每次的描述都大同小異。都是對方匆匆來，要一大堆各樣冷飲，在我好不容易找齊全的時候，對方忽然掏出張百元大鈔來，我擔心冷飲化掉，往往就著急忙活地給他找零錢。等人走後，我才發現手裏拿的是假錢。時間久了，有時候錢拿到手裏的瞬間，也會感覺不對，但往往是我剛一遲疑，對方就會拉長聲音說，小姑娘，不是假的，不用看了。我就不好意思繼續當人家麵仔細檢查了。媽媽辛苦一天，一般也掙不到一百塊，一下都讓這張假鈔報銷了。收了幾張這樣的假鈔後，媽媽去問她的生意同行，那個小娘們兒。小娘們兒輕描淡寫地說，不要著急，拿來給我吧。我媽媽很詫異，都是百元大鈔，你能有什麽辦法？小娘們神秘一笑，拿出一個驗鈔機來，把假鈔放上，綠燈閃爍，順利通過。這也能行？把我媽真是看楞了。小娘們兒說，這有啥不行，假錢流通開了，就和真錢一樣了，我有一次從銀行取的錢裏還有假的呢，沒關係的。

日子就這麽流水一般地過去了，無波無瀾。直到那天中午我替媽媽值完班，匆匆騎車趕到辦公室，路過主任室時，主任忽然喊住我，小秦，進來下說個事好吧？好呀，我笑著應著走進去。主任一般對我都很客氣，那天臉色明顯有點不悅，你看看現在幾點了，都快2點半了，你要知道，你上班的地方是電視台啊，不是別的地方。我心下立刻明白主任在說什麽，耳朵都熱起來了，就收起笑容，低眉順眼地小聲說了句，好的，不好意思，我以後早點回來。

沒想到，這麽多年過去了，這事也一直記在主任心裏，我倒有些感動。新聞部30多口人，多數不是省油的燈，加上還得照應那些方方麵麵的關係，這個主任位子也不是好當的。

好，繼續說回王麻子。再次跟王麻子聯係上，就是我已經回到山大讀研究生了，剛入學不久，接到他的電話，他已經在北大讀博二了。他說，我聽說你也出來讀研啦？祝賀你啊，這個選擇是對的，電視台那鳥地方，不值得留戀。其實我當時心裏並不明確地知道，離開電視台之後，我將何去何從。年屆三十，孑然一身，還有家難歸。

研一暑假，叔叔家的堂弟楠楠拿到美利堅一所大學的獎學金，要去讀研，來我家告別。席間叔叔嬸嬸一頓眉飛色舞地炫耀，讓我爸心底那攀比的小火苗熊熊燃燒起來。以前說過，我爸爸這人，清高是有，但真不虛榮。他四歲喪母，從小寄人籬下，在農村的大伯家長大。親生父親在外幹革命，顧不上他，雖說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狼狽不堪，但文革後迅速官複原職，又再婚生子，有兒有女，日子紅火。爺爺和我爸爸的唯一聯係，就是每月定時寄到的夥食費。孤獨和苦難帶給爸爸的不止是堅韌的勇氣，還有對生命的思考，他將這些訴諸筆端，寄給遠方的雜誌社，居然慢慢積攢起了一些名氣，先是帶領全家走出了高崖老家，把家安到縣城，年近不惑，又舉家搬到市裏。但我想，爸爸的心底裏，一定在跟同父異母的叔叔家做著比較。

叔叔家的這個堂弟，比我小五六歲。從小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可謂錦衣玉食。爺爺是當時縣裏的計劃委員會主任。計劃經濟時代，那是個炙手可熱的位子。他們家住在一棟兩層別墅裏，70年代家裏就有了冰箱和電視機，而我家70年代末才剛剛能填飽肚子。我們剛搬到縣城的時候，我才六七歲，去奶奶家，她正抱著一兩歲的堂弟楠楠，稀罕得不行。我不識趣，跑過去舉著小手跟她說，奶奶，奶奶，你知道嗎，我的手有十個鬥呢，媽媽說，十個鬥紋的人有福氣。奶奶笑了，把她的親孫兒楠楠高高舉過頭頂，哎，別說十個，就是有二十個鬥，也比不過我家楠楠有福啊。我小，這話我不太懂，一旁的媽媽卻紅了眼圈，放下給爺爺的生日禮物，拉著我就回了家。

我家住在城南，爺爺家在城中，相距不過幾裏路，但我們去爺爺家的日子每年都是固定的，一是生日時給他祝壽，二是春節時給他拜年。但即便是這兩天，我也沒有機會跟他單獨說話。他在位時，這兩個日子裏從來都是高朋滿座。我那時想，如果走在路上，我想爺爺是認不得我的。唯一有記憶的一次和爺爺的對話，是他退休後的那個春節。我依照慣例，來給他拜年問候，這是爸爸立下的規矩，不管喜不喜歡，都要去走個過場。走進他家的那條巷子，我就覺得有些不一樣。往年，來給他拜年的車輛，早就將巷子塞得滿滿當當，那年卻一輛車沒看見。走進大門，院子裏花草依然，他種的佛手、金桔像往年一樣富態安詳，但屋子裏居然一片寂靜。我走進去，隻有他一人坐在寬大的太師椅上，手裏轉著兩個石球，神情落寞。我輕輕地問了聲，爺爺過年好。他半眯著眼，微微點點頭，好好好，坐坐吧。我坐下，也不知說些什麽，就隨手拿起旁邊茶幾上的一本雜誌，假裝翻看起來。那時我應該是在讀高中了。不要看那些東西，爺爺忽然說道，全是假的，騙人的。我很愕然，翻到封麵，寫著《紅旗》，現在已經改名叫《求是》了。這是我記憶中和爺爺的唯一一次對話。再次見到，他已是病危，二度中風後住院，已經不能言語。

我的這個叔叔生於50年代，被叫做新中國最不走運的那一代，長身體時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學知識時趕上上山下鄉和“文革”；壯年時趕上下崗分流；退休時又趕上了退休雙軌製。但虧了爺爺的蔭護，雖然沒正經讀過多少書，但並沒有吃過多少苦。在那個小縣城裏，先後搞垮過幾個工廠，自己的口袋卻從沒空過。可能缺少苦難的洗禮，他的性格也比爸爸要達觀得多。從來見到他，都是笑嘻嘻的，說話還很幽默。爺爺葬禮上，爸爸傷心欲絕，一度昏厥，叔叔卻蹲在地上看螞蟻打架。讓媽媽很不理解，你爸從小都沒在他父親身邊待過幾天，哪來的那麽多感情，人家那邊那個整天圍著轉的，倒是想得開。

堂弟家人一走，爸爸就問我，他們說美國那麽好，你咋不去？我說，我一個學中文的，去美國能幹啥？他學生物的，獎學金機會多。爸爸不甘心，說，我記得你說你大學宿舍老六，叫什麽莎的，不是整天吵著要去美國嗎。

我有點後悔什麽都和父母交流了。宿舍老六那幾年確實在忙著考寄考托，一心要出國。也是從她那裏，我才知道文科也可以出國，還可以申請獎學金。我後來的美國導師沃克，說起來還是她先套磁認識的。她寫電郵，說自己對他的景仰猶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希望到他門下攻讀，然後問能給獎學金支持不。老教授很激動，馬上發給她一篇最新力作，要和她討論。可憐的老六，讀了幾遍，不知所雲，就轉發給我，讓我幫她看看。我當時在讀研一，正有功夫，讀了一下，雖說也是半懂不懂，但覺得這老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的。就在某次和父母的通信時，當作趣事講給爸爸聽，沒想爸爸還放心裏去了。

我從來都是不願辜負父母的乖乖女，於是，02年的暑假，我就打點行裝，提早返校，開始了我的出國留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