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二哥求學的同時,母親和姐姐們承擔了所有的農活。在集體生產的年代,她們用辛苦掙得的工分換取養家糊口的糧食。每年生產隊的年終結算都說,她們掙得的工分,與我家實際領取的口糧相比,存在不足。所謂的缺糧戶。糧食都吃掉了,而且還不怎麽夠,當然無法退還給集體。生產隊唯一能做的,是將缺糧戶集中起來,開批鬥會。每到年終,母親都被勒令參加這種羞辱人的批鬥會。人們隻知道土改時批鬥地主,而不知道無辜的貧下中農也會挨批鬥、像被地主逼租一樣。所謂窮人翻身得解放,跟我家實際不相符合。父親忿忿然:“比國民黨還壞。”更要命的,生產隊會根據各家各戶的具體情況,作出對下一年的預期,下發一張叫做《一年早知道》的圖表,要求各家貼在堂屋的牆上。我家每年領取的《一年早知道》都說,今年你缺糧,明年你還缺。這一切都發生在臨近春節的時候,不能不給大人小孩內心平添一份哀愁。製度的設計者顯然知道怎樣讓老百姓難受。
大姐出嫁後,我們那裏實行分田到戶、自給自足。二姐和母親兩人耕種分得的土地,除滿足自家所需,還略有結餘。直到這時,我們才算擺脫饑餓。集體時期的所謂缺糧戶,被證明完全是一場騙局。後來讀北島的《我不相信》,自然很有感覺。
讀初一那年,我十一歲,第一次去大嫂家。伯伯那時在新成立的稅務局當局長。他給我拿來一隻大蘋果,那是我見過、吃過的第一隻蘋果,是一隻粉蘋果,以後吃的蘋果都沒有那麽香過。伯伯逗我,問我長大後想不想幹稅務工作。我晃動我那被過時政治書格式化的腦袋,回答不想,稅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到共產主義,從事稅務的人都要失業。我哪裏知道,後來大家都削尖腦袋、想鑽進稅務局。這成為多少年大家取笑我的話題。
這下伯伯來勁兒了。他問我一連串的問題,然後用政治經濟學來解釋。他讓我吹電風扇,然後問我家裏有沒有電風扇。回答沒有。為什麽沒有?我答不上來。他告訴我是因為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社會三大差別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親身體會到城鄉差別。
我對很多的第一次都有明晰的記憶。比如說,我十七歲第一次穿羊毛衫,十九歲第一次有自己的雨靴、雨傘,三十歲才第一次喝上“鮮”牛奶。上學的時候,經常缺吃少穿,還要避免讓家裏人擔心。在一中上學的時候,冬天沒有毛褲、棉褲,衣著過於單薄,下課後從教室走到食堂,然後端著飯菜走到宿舍,好幾次凍得全身篩糠,心跳好像都要停止。隻有馬上蓋上棉被,待全身暖和一點之後,才能開始進食。這樣的經曆,我從未給人講過。
到美國來之後,秋天跟柳第一次去蘋果園摘蘋果。看到滿園的樹都結滿蘋果,滿地都是主人來不及摘、熟透掉下來的蘋果,可以隨便摘、隨便吃。自然會聯想到,為什麽自己在十一歲才第一次吃上蘋果,而且還是在親戚家裏。自然會思考,同樣是人類,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今天回憶以前的艱難歲月,心中泛起的不僅是酸楚,更多的是屈辱和悲憤。那種生活,實在不是人過的。我能夠理解,為什麽大哥寧可挨餓,也拒絕吃糠,他隻是在捍衛人的尊嚴。糠,隻是豬食。
我從來沒有真正怨恨過自己出生在農村,怨恨也沒有用。父親是公辦教師、吃商品糧,母親是農民,製度規定戶口隨母,所以我們一出生就是泥巴腿子,就是賤民,就要過那種不是人過的生活。這跟你出生後,是俊是醜、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機靈還是笨蛋、是勤奮還是懶惰,統統都沒有關係。戶口製度在你出生前就決定了你的命運。為了改變這一命運,大哥花了二十年,二哥花了十八年,我花了十七年。我們一二十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取得的隻是城裏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錯,當然不在一般的城裏人,而在於那實行了數十年的戶口製度。戶口製度根本違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限製、剝奪了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數十年來億萬農民被其限製為二等公民,其中許多人過著非人的悲慘生活。這項製度的罪惡,罄竹難書。基於人生經驗,我對這個萬惡的製度深惡痛絕。直到今天,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替這項製度辯護、粉飾,我都要不留情麵地猛烈抨擊。
在我成為“城裏人”甚至是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之後,每當看到路邊等候工作的農民工,我就會想到我自己。人不應該忘記自己是誰,從哪裏來。剛來美國時,跟一位同事談起自己出身於農村。這位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的同事,立即表達了對我的尊重,並且提到另一位同事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出身於農村。我能夠理解,農村生活苦難的深重,使很多人在脫離農村多年以後,都沒有勇氣麵對自己卑賤的出身。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曆。中學時代,母親和二姐有時來看我。按照城裏的標準,她們的外表當然是土氣的。也許她們從未察覺,但是我在同學們的眾目睽睽下,感到羞愧。這種感受是自然的,但卻是錯誤的;是她們養活著我,我應該為我的羞愧而羞愧。我也是在好多年以後,才積攢了足夠的勇氣,正視自己的出身,返樸歸真。
我要感謝多年來的同學、朋友,他們未曾因為我的農村出身而歧視我,起碼我沒有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沒有被世俗的塵埃所汙染。沒有成為馬加爵,是我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