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的何去何從

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戰要達到的目的，平衡貿易隻是一個表象。貿易平衡的結果是對美元需求的平衡（達到一個常數），那麽美國一直以來的高投入高消費高回報經濟模式就會呆滯。因為外國政府和企業在（可能出現的）貿易平衡的情況下，不需要持續不斷且也沒有必要擴大購買美元和美元資產（政府債券等）以增加（商品和貨幣）流通性。這是一個需要高超的平衡技術的工作。作者相信美國商界和學界有足夠的人才來設計和完成這樣的工作。但另一方麵，不確定的因素是不知道各國政府有多少是願意配合的。至少在明麵上，中國政府已從美債最大的購買者和擁有者的身份發生了變化。

其二，關稅的直接效應是進口物品的價格上升，給國內生產的商品提供一個有利可圖的空間。這就涉及到兩個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美國國內的生產流通領域的係統；第二是作為尋求最大利益的私人企業願意降低自己的利潤。對於前者，美國在生產領域的外移不是在中國加入世貿以後這近20年的事，所以不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中國是一個大的受益者。而是從1960年代就開始的，美國將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先是外包到日本，香港，韓國，和台灣。隨著上世界80年代90年代日本，香港，和台灣再外包給中國大陸，從2000年左右，美國就跳過這些國家，直接將技術密集型的工作也轉移到中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從一個簡單和直接的工作接收方（兩頭在外來料加工），轉變成一個產業的再創造的投入方。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產品還是供應鏈，在中國大陸這近20年的發展中，得到紮根，從而本土化。這裏且不討論，美國的產業外移的本質是不斷推升的員工成本和工會的抗爭，因為美國國內在這半個世紀以來並沒有解決這些。相對於前者，後者的問題似乎更容易解決。例如蘋果手機的90%的利潤是在蘋果公司。你可以想象蘋果公司將手機降到$400的世界嗎？但這是一個“一人一把木頭槍”的不可能（小時候的一個笑話，不知道有多少讀者聽得懂這個笑話）。

其三，通過關稅，來重塑世界經濟模式和逼迫各國和美國進入談判，這兩個題目就實際而言，就是談判的技術應用的問題 – 增加談判的不確定性而取得優勢。但問題是，這個不確定性，不會隻停留在談判中，而是會外溢到經濟的各個方麵。

世界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