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自己的一個孩童死在中國，就激起日本人這麽大的情緒，亞洲當年一切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人民又是什麽感受？
將心比心，日本法院至今仍以“國家無答責”為由，搪塞當年中韓受害者的家屬，請問受害一方的家屬又是什麽感受？”
最近，在九一八這個特定的日子，中國發生一起涉外的黑天鵝事件：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日籍男童，在上學途中遭一名44歲中國男子持刀襲擊後，不幸離世。事發後，日本國內輿情洶洶，並被部分日本媒體解讀成中國仇日情緒的一種反應。
中國民眾普遍彌漫一種仇日氛圍不假。除了因曆史問題，更因近年日本追隨美國印太戰略，和美印澳等國家結盟，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之故，且說什麽“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但仇日不等於中國民眾就失去理性。往昔，善良的中國民眾曾以德報怨，收養二戰戰敗國日本的大批遺孤，如今也不會將怒氣撒在普通的日本民眾身上，更不會撒在天真爛漫的無辜日本兒童身上。三個月前，蘇州的中國大媽胡友平為救日本母子，甚至還搭上自己的生命——這是稍微有點理性的人憑常識就可判斷的。
隨著中國國內各種矛盾交織、衝突、困頓，公共安全，特別是中小學生安全，一直就是中國必須嚴加防範的突出問題。如今中小學乃至大學都有保安和校衛隊，即便是學生家長都不能隨意進出中小學校大門辦事，須要先和校方聯係征得同意。這在筆者那個時代是聞所未聞的。
即便如此，有時還是防不勝防。前兩年，在陝西省米脂縣小學門口，一趙姓暴徒就一口氣手刃八九個小學生，原因竟是他自己在社會上混得不好，就將一腔邪惡怨毒之氣傾瀉在一群沒有防衛能力的孩子身上。因此，九一八深圳日童遇害事件，怎麽看都隻是一起偶發的、帶有反社會明顯特征的刑事個案。要說有些特別，就特別在它恰恰發生在九一八這個敏感日子，發生在日本小學生身上，又恰恰發生在中日關係高度敏感時刻，且此次襲擊沒有胡友平。
這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無關，也與中國國恥日的設立無關。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至少在日本對二戰期間侵害中國和亞洲民眾的罪行沒有深刻反省，真誠謝罪之前，在日本沒有停止染指台海，挑釁中國之前，中國永遠也不會停止這種愛國主義和九一八國恥的教育宣傳。日本不是也把8.15戰敗日暗暗視為“國恥日”，每年都在紀念嗎？隻不過，這是一種扭曲曆史的“國恥”觀——中國常常將之視為日本政府企圖廢除和平憲法、複活軍國主義的危險信號之一。
當然，事件發生後，中方也不是沒有值得反思之處。可能是出於不想影響中日關係大局的考慮，隻是對事件低調淡化處理，沒有及時回應相關方的關切。另外，對網絡少數蹭“愛國流量”的無知淺薄之徒的行為，管控和懲戒的強度還不夠大。在很多情況下，這類事件即便是個案，也須高度警惕，嚴防發酵為非理性的民粹情緒。最近據傳四川一掛職副縣長，疑似在網上宣揚“殺個小孩兒多大事兒？”“沒濫殺無辜啊，殺的小日本仔”的極端言論，在中國民間輿論場就受到關注和譴責，可見仇恨言論在中國同樣沒有市場。雖已被官方追查，但官方仍須深刻反思：副縣長這樣的職位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如此沒素質且冷血的官員是怎麽選拔上來的？倘此人日後爬上高位，將把中國引向何方？
據報，對於中國政府此次九一八案件的回應，日媒仍不罷休。認為將“這一事件輕描淡寫地視為一宗簡單的街頭行凶案，那麽會大錯特錯”。這種過度解讀顯然是非理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非不可理解。畢竟死的是自己國民，何況還是孩子。但是不是也該推己及人想一想，自己的一個孩童死在中國，就激起日本人這麽大的情緒，亞洲當年一切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人民又是什麽感受？
將心比心，日本法院至今仍以“國家無答責”為由，搪塞當年中韓受害者的家屬，請問受害一方的家屬又是什麽感受？九一八，一個令全體中國人哀痛至今的日子。但中國絕不希望在79年後的今天，又把它變成日本孩子忌日和普通日本人的哀痛，變成中日普通人民的共同哀痛。竊以為，這才是所有正常的中國人心底的所思所想。
（本文發表於《聯合早報》。作者楊建業是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原題：《楊建業：九一八“黑天鵝”事件亟須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