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且應摒棄以“反對專製”/“支持自由民主”包裝的針對中國人/華人的種族歧視

 最近數月，發生了多起引發中文輿論圈廣泛討論的、涉及種族歧視、與自由民主人權議題交織的爭議事件。

 

   去年12月，日本一家料理店的日籍店主張貼“中國人禁止入內”告示，有旅日中國籍視頻博主前去指責並報警。但此後一些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反而支持店主的行為。後來店主將告示改為支持“香港獨立”、“台灣獨立”等內容，及張貼“小熊維尼”畫像、六四事件中的“坦克人”照片等在中國大陸封禁的信息，一些中國反對派人士還前往飯店打卡、與老板合影。

 

   今年1月，英國倫敦一位鋼琴師與幾位手持中國國旗的中國人與英籍華人發生糾紛，鋼琴師在糾紛過程中多次發表暗示性的種族歧視言論。後來該鋼琴師同樣攜帶“小熊維尼”畫像、支持香港獨立及有關六四事件的宣傳品，在發生爭執的商場鋼琴前展示，同樣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中國政府的人士去打卡留影。

 

   同樣是1月，中國大陸出身、現居日本的中國記者王誌安，在采訪台灣大選期間，對執政的民進黨有所批評，並在一期節目上有調笑民進黨殘疾候選人的言行，遭到台灣官方與民間許多人的激烈指責。節目播出僅一天後，民進黨政府就以違反入境法規為由，對王誌安處以五年內禁止入境處罰。但對於同期節目上主持人提到“支那”、“支言支語”等嚴重歧視中國人（尤其冒犯中國大陸人）的內容，台灣從官方到民間都幾乎毫無批評，還有一些台灣本土派和中國大陸反對派讚同“支那”等歧視言語，反而激烈攻擊王誌安。

 

  此外，就在日前，阿根廷足球運動員、世界巨星梅西，在與其所在隊伍赴香港比賽時，麵對香港官方和民間的熱烈歡迎，卻沒有上場比賽，也未參加任何香港方麵招待的活動。但卻於次日在日本比賽時上場30分鍾，與球迷熱烈互動。此事在招致中國大陸和香港官方民間的激烈批評同時，也有人將之視為梅西“對抗威權”、“堅守自由民主”的可敬舉動。此事雖然與種族歧視沒有直接關係，但與另外三件事引發的爭議，頗有類似之處，也涉及到族群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民主與專製威權爭議、將中國政府與人民混淆問題。

 

  以上這些事件，都一度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爭議話題，尤其在中文圈子裏引發高度關注，不同觀點的人群形成尖銳的對立。對立雙方的每一方，在以上的四件事中，都持高度一致的立場。例如支持日本店主歧視、大罵指責歧視的中國博主的中國政治反對派、港台人士、日本歐美等外國人士，也普遍支持那位英國鋼琴師、台灣民進黨政府，同時還攻擊與鋼琴師爭執的幾位中國人/華人、記者王誌安。在梅西事件上，雖有不少自由派港人也表達不滿，但在前麵三事上支持歧視者，大多都力挺梅西，並且嘲笑因梅西“放鴿子”而憤怒的中國大陸人和港人。

 

   前麵的三個事件中，在日本店主/英國鋼琴師/台灣本土派均有較為明顯的歧視性言行時，中國政治反對派及部分港台日人士，卻無視這些歧視行為，乃至為歧視辯護，或認為“不存在歧視，或認為“就應該歧視中國人”。他們還認為這些涉嫌種族歧視者所作所為，是反對中共、反對獨裁專製、捍衛自由民主的正確、正義行為。而且經過這幾次事件及網絡輿論的反應就會發現，持這樣觀點的不是個別人，而是頗有規模。且在中國大陸及港台政治反對派中，持支持種族歧視者的立場的人，反而是多數和主流。

 

  而梅西事件中，沒有直接的種族歧視行為。但梅西在香港拒絕上場和進行活動，卻又在日本生龍活虎上場踢球、與觀眾互動，這種差別對待也是一種歧視。且綜合各種信息，梅西不止是客觀上造成差別對待，主觀上也是有意不在香港上場、在日本上場。這導致中國大陸和許多香港人的痛苦和不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中國反對派和一些香港人、台灣人和日本人，卻又支持梅西這樣的選擇性上場和互動，視為其蔑視中共和香港李家超政府、表達捍衛民主的勇敢行為。他們也對表達不滿的大陸人和香港人冷嘲熱諷。這其實也是歧視和偏見行為，且又混淆了中共和陸港人民、香港政府和普通港人的差別。如果梅西隻是拒絕與李家超握手，並無不妥。但他在香港不上場、也不與普通球迷互動，顯然不僅放了港府“鴿子”，也傷害了香港球迷和更多普通市民。

 

   無論是這些涉嫌歧視中國人和華人的言行，還是中國政治反對派對這些歧視的支持，筆者都是頗為厭惡的，對這樣的現象更是深為憂慮的。

 

   首先，種族歧視是國際公認的錯誤行為，性質嚴重的歧視更是醜惡和不應容忍的。即便一個族群內部有少數人有不道德乃至違法犯罪的行為，也不是對一個族群進行整體性歧視的正當理由。而上述三個事件，當事一方均有明顯的、公開的、在公眾場合的歧視行為。無論動機如何，即便有些歧視有複雜前因，歧視這一事實也應該被承認（而不應否認存在歧視），且應對歧視加以批判，更不能美化和支持歧視。

 

  而這些歧視事件及支持者的說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基於種族、文化、出生地的歧視，與“反對專製獨裁”、“支持自由民主”掛鉤，並將種族歧視包裝在“反專製”的皮層裏。哪怕這些事件起碼在一開始，都顯然是基於對特定族群的歧視，而和“反專製”、“自由民主”沒什麽關係。

 

  隻是後來，一些歧視者經人“指點”、“科普”，知道了中國體製和輿論的一些禁忌，利用中國政府對某些言論的禁製，傳播一些批判中國體製、涉及中國領導人、有關中國政治爭議的內容。這樣，反歧視者由於中國政府的輿論禁製，“啞巴吃黃連”，難以傳播和反擊。傳播這些涉及民主人權的信息，又能博得許多批判中國現體製的中外人士的好感。而此前的種族歧視行為，乃至在批判中國政治同時仍然繼續的、並存的對中國人種族歧視的言行，就這樣被“反對中共專製”、“捍衛普世價值”的表皮掩蓋了，焦點也被轉移了。

 

  而且，根據這些人日常言行，他們並不真的關心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他們往往隻是假借“民主”、“人權”來掩飾前麵的歧視行為，以及博得反共與反中人士的歡心、獲取流量和人氣，從中謀取金錢利益和反共聲名。

 

   而與這些歧視者有糾紛的、反對歧視行為的中國大陸出身人士，則都被冠以”五毛”、“小粉紅”之類政治身份帽子，被政治反對派人士口誅筆伐，乃至人肉搜索和暴力威脅。而根據可以輕易查核的信息，這些人並不是親中國政府的“五毛”、“小粉紅”，而隻是一般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

 

   舉報日本店主歧視行為的中國人，是美食視頻博主，此前並無任何支持中國政府的發言；在英國鋼琴事件中，那些與鋼琴師衝突的中國人/華人，手裏拿著中國國旗，是為了拍電視節目，而非表達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另外，因五星紅旗是中國國旗，即便不強烈支持中國現政權的中國人，在各種活動中也不免需要攜帶，這無可厚非；在王誌安事件中，記者王誌安是明確支持自由民主的大陸自由派人士，還因反對現體製不得不離開中國，算是政治流亡者。

 

   但在這樣的事實背景下，歧視者及支持歧視者，仍然有意混淆“五毛/小粉紅”和一般的中國人/海外華人，強行將“中共”和“中國”等同，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加區分的一體對待。

 

   顯然，無論從價值觀層麵，還是事實層麵，這些歧視者和支持歧視者及其言行，都是錯誤的、應被批判的。

 

   對於處於非民主狀態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無法選擇執政黨、不能真正自行選舉議會和行政團隊的。權利與義務是統一的，不享有權利的中國人，也不需要承擔政府所作所為造成物質與名譽損害的義務。即便中國政府的行為讓外國人反感，也與中國人民沒有關係（起碼沒有強烈的直接的關係）。

 

  按照中國反對派所說的，中國是專製暴政，那麽受害最大的顯然是中國人民尤其中國大陸人。那麽對於受害的人民，各國各地的人們，對中國人反而應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而非與中國政府一樣去損害他們的權利、踐踏他們的尊嚴。

 

  有人拿二戰時德國人和日本人遭遇歧視來類比中國人，這顯然是混淆了對外侵略擴張者與內部專製模式的巨大差別。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以民族主義、全民動員形式對外擴張，各國人士尤其被侵略國國民歧視他們，有著符合情理的現實原因。例如現在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厭惡、加沙人和以色列人相互反感，都情有可原。

 

   而如今中國顯然沒有侵略他國，中國政府也是一個自守型政權。況且，即便和侵略國日本本土關係密切的日裔美國人，戰後也通過狀告美國政府，得到美國政府對歧視的道歉和賠償。而即便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普通俄羅斯人也有不受歧視的權利。那麽，更無理由歧視沒有侵略他國的中國的人民。

 

  而將“中共”與“中國”混淆，將政府與民眾一體對待，且並不對每個中國人的具體政治立場和言行加以區分，而是對所有中國人包括中立者和政治冷淡者加以仇視、歧視、侮辱，顯然也並不能達到促進中國自由民主的作用。相反這隻會加劇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使得中國人不得已與政府更加捆綁在一起，還導致全世界華人群體更加撕裂。（相反，如果明確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五毛粉紅”和一般中國人，那反而可以有效分化中共統治集團和大眾，有利於中國變革）

 

   誠然，造成現在中國人被種族歧視、許多人為歧視辯護和叫好，有著複雜的前因和背景。而中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立場，也頗有一些曖昧和爭議。一部分“五毛”“小粉紅”的言行也確實令人厭惡。但這些，並不構成對中國人無差別歧視的正當理由。

 

   總之，這些種族歧視，以及混淆中國執政者與人民大眾，無助於中國人權和海外華人處境的改善，無益於自由民主，隻有撕裂各國和國際社會、加劇對立的負麵作用。而且，這些歧視並不會隻停留在言語上的侮辱，也會逐漸影響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現實利益。如言語侮辱若不能製止，下一步就有更多肢體暴力。如果不能防微杜漸，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處境將日益惡化，各種更加實質的物質與精神受害，將不斷出現、擴大、加深。

 

   但這些歧視，卻得到包括一些知名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在內許多人的支持，這是頗為令人不安的。這反映了許多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身份認同的混亂、價值觀的扭曲、與普世人權的背離。他們口口聲聲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可公然支持歧視的行為，恰恰違背了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每個人權利尊嚴都受尊重的普世人權原則。

 

  而且這些政治反對派，大多數自身就是中國大陸的漢族人/中華人，這種“逆向民族主義”比一般的種族歧視更為可恥和可悲。不誇張的說，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反對專製、追求民主，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正當訴求。但將反對政權延伸到對自己所屬族群的全盤否定，隻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另一麵，乃至更加卑劣和低賤。激烈的支持乃至親身參與對自己族群的歧視和仇恨行為，隻會使他們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並損害同胞、荼毒文明社會，其自身也奔向了悲劇的不歸之路。

 

  中國真正的民主人士，應當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同時，堅持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反對歧視，抱著愛護民族和同胞的態度發言行事，而不是為顯而易見的歧視行為張目、對偏見和仇恨推波助瀾。而世界各國的外國友人、非華裔人士，也不應歧視和助長歧視，而應更加同情和理解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對良莠不齊的中國人根據具體對象差別、就事論事對待，而非成為挑撥族群糾紛和居心不良者的工具。無論何種政治立場、何種族群和膚色，都應平等待人、公平論事，成為促進中外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有益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