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上海"疫情"瘋狂之時,我曾經記起以前讀書看到過納粹以抗疫為屠殺猶太人借口的故事。但那時因為心情過於沉重,幾乎到了影響看劇聽音樂旅遊以及工作的程度,就沒有去書架上找。現在既然上海已到了歡慶清零勝利之時,並預計會在可預期將來多次歡慶再次清零的勝利,我自然要發揚中國知識分子不識時務的傳統,把舊書找出,發點感慨。對毛粉來講,這大概再次印證了潤之先生的名言: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這本舊書叫“最後一百天”(The Last 100 Days, by John Toland, published in 1965),說的是納粹投降前最後一百天的曆史。那時美英加拿大盟軍從西麵,蘇聯從東麵兩路夾擊。納粹除希特勒外的首腦們自知德國必敗,便各自聯絡美英方麵尋求體麵結束戰爭的方法(因為他們最怕蘇聯紅軍占領德國)。納粹二號人物,黨衛軍領袖,屠殺猶太人的主持者希姆萊(Himmler)此時竟然找上了世界猶太人組織,以幫助部分猶太人為籌碼,希望美英網開一麵。
希姆萊在會見世界猶太人組織代表Masur時,先把歐美在戰前不接受被驅逐的猶太人作為第一借口,然後發表了如下抗疫高見:
”猶太人群裏各種瘟疫流行,最嚴重的就是斑疹傷寒。我本人就因為這些瘟疫喪失了數千名最優秀的黨衛軍戰士 。。。為了控製瘟疫,我們必須建造焚化爐,來燒掉大量因瘟疫而死的屍體。而現在,我們竟然因此而被譴責!“
我和習博士的最好朋友普京先生不同,不是輕易把他人稱作納粹的人。我說這段故事,也不是想把中共比作納粹,把中共抗疫等同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也許我太天真,我還是以為中共和納粹是有些區別的,也願意相信中共的抗疫政策是想要保護人民健康生命的,是蠢大於惡(維護自身終身統治的惡意是必然存在的,但主動測試二次文革就有點高估了他們的智商和能力)。但是,在專製體係下,愚蠢和罪惡,包括罪大惡極,隻是一步之遙。做蠢事壞事嚐到甜頭了,又不受任何製約,那哪怕最初是無心之惡,最後也必然會把作惡養成習慣,直到惡貫滿盈。
順便說一句,希姆萊先生在這次會見中還有一段名言:“猶太人集中營之所以有壞名聲是因為集中營這個詞本身帶有貶義。其實這些集中營應該叫做教育改造場所。“ 這自然讓我想到新疆的事。我不知道新疆到底發生了什麽, 作為911的經曆者我也對恐怖主義充滿憤怒, 但我要送中共一句免費建議:和西方人打交道,光用教育培訓這種好名稱就想糊弄過去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更增懷疑。即便你確信美國是存心搗亂,是將你的軍,即便你確信西方媒體和民眾充滿偏見,你也隻有全麵透明開放新疆管製場所,才能回答世人的質疑。
當然,我知道中共不會接受這種建議,就像它在二十大前不會停止清零政策一樣。那我隻能說,人們,你們要警惕,納粹並不遙遠。
6月3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