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恩師(下)：愛心與謙卑 雲聊係列普通篇

…人們說起日據時期，都十分留戀。說那時市場充足，治安良好。逢年過節時，“課長”提著禮物挨家探訪員工…

遼寧財經學院曾有過最雄厚的師資陣容。到了1979-80年代初，中央財院、上海財院、天津財院等一線城市的財經院校相繼複校，很多優秀的師資（有些老師原來就是這些財院的老師），紛紛離開了遼財。

師資—數學
教基礎數學的俞詩純老師個子不高，胖胖的、剪著短發，從臉龐上還可以看出是典型的湖湘美女。 俞老師神情淡定，說話不多，誰能想到，她曾是全國模範教師（1950-60年代），曾去北京參加群英會。又聽說她的家庭在文革中遭遇極慘，他先生（也是遼財的教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他們是湖北人，也是名校畢業生。
俞老師是我遇到過的最佳數學老師，讓我這個初一水平的人直接輕鬆學會了微積分。
她那時專門為文革中沒有機會讀高中的同學補習初高中數學課。我也要參加這個補習班，她一直淡定地笑著說，你不用來。我還是硬要補課，後來她也沒有拒絕，她用三、四次課的時間，把幾何與高中數學講得明明白白，令我得益匪淺。
她最大的特點，就是能把很複雜的數學問題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表述出來，讓學生輕鬆愉快地、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數學知識。
相比之下，後來我在Ohio University 遇到的那些南亞裔數學老師，都是把簡單的數學邏輯繞著圈說，直到把你說蒙了（有時候他自己也蒙了），再炫耀、閃爍地說出解析過程（有時候過程還會出錯）。

師資—建築工程
一開始我幾乎被退課：學建築設計的基本功，是會看建築結構的“三維圖紙”：即平視圖、側視圖和俯視圖。 以一棟普通的平房為例：從正麵看是長方形的牆體加上梯形的屋頂；從側麵看可能就是正方形的側麵牆體加上三角形的兩側屋脊；從上麵向下俯視，則隻能看到整個屋頂的形狀。在看建築圖紙的時候，一定要把三個維度描繪的平麵圖紙立體化，讓那些紙上線條能站立起來，組成完整建築模型。
我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從平麵變立體的建築圖紙，第一課下來我就昏了頭，連最簡單的桌椅的三視圖也看不明白。班上有在工廠幹過活的男生，用他們在工廠看三視圖的的經驗給我補課，我一直不開竅。以至於當時的輔導員專門來安慰我，甚至提到讓我轉係去學純財務專業。（其實到了78級，我們係就被算作理工科院校來招生，據說78級學生素質在數學工程方麵就比我們更強）。
授課老師：教建築工程課的老師，對我這樣的學生十分頭疼，上課時常常拿自己打北方，讓我們從正麵、側麵和上麵看他的外在輪廓線有什麽不同。可惜這對我毫無幫助， 我怎麽看他都是同樣的一個小老頭。我是怎麽開竅的，自己也說不清：大概在第二個星期的某一天，我眼前那些亂七八糟的線條和圖紙突然都站立起來，片片相連，組裝成房子的立體模型。我樂開了花，這事太神奇，有人以為我一開始是裝傻。
這位老師的課不太精彩，雖然是幾個班一起上的大課，似乎也不必那麽喊叫。有一次他大概用力過度，在課堂上竟然短暫休克倒下（當時食品供應不足，營養可能不太夠）。
我大概也因營養不良，每天上午前兩節課，必會打瞌睡二十分鍾。筆記就變得字跡模糊、斜竄下去好幾行，然後斷了。多年後同學聚會時，有人說起我當年的“臭事”：我通常坐前三排（看黑板清楚些），那天正睡得酣暢，老師突然提高聲線，我一下子驚醒，順口就說“課講得不好就算了，還那麽大聲，讓人覺都睡不踏實”。據說前排的同學都強忍著不敢笑出聲，後排同學就沒忍住； 老師也聽見了，但是竟然沒吭聲。我記憶中完全沒有此事，大概是睡夢中的小插曲。
期末考試的時候，老師比學生還焦急，還好他出的題，都事先幫助我們複習過，隻要認真聽課，應該沒有大困難。後來有1/4的同學都得到滿分。

師資—會計學：教會計學的X老師學養非常深厚，是解放前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畢業生，不但課講得清晰詳細，每節課必是滿滿的板書兩三遍，常常一節課沒講完，就要值日生同學上去擦黑板。我自然要十分認真地抄寫板書筆記。
那年放假回北京，搭乘電車時， 我居然上錯了車，把108路誤看成106路；又發現去商店時，很多價目標簽都模糊不清。一查視力，才發現視力已經從1.5降到0.7,我隻好去配了一副眼鏡。老師的板書“威力”實在強；等到下個學期，不再上他的會計課，我的視力漸漸又恢複到1.5。
老師為人嚴謹，卻非常善良，記得期末考試時，他見我用筆在紙上計算，小數點後麵留到八、九位，一遍遍地出錯，不能得出最後的整數值（大家都知道，如果最後得到整數值，就可以得100分）。急得他數次從我身邊走過輕聲歎氣；最後我自己找到計算錯誤，一氣嗬成完成考卷，聽見他在我身後長出了一口氣（後來他也告訴我說他當時很著急，甚至有點後悔，不該出這麽一道計算大題，小數點後麵有七、八位數字，讓沒有計算器用筆算的同學吃了大虧）。

師資—英文老師：教英文的楊老師，是北京人。家住北京東四X條胡同。楊老師原來是駐外參讚，一口帶著卷舌音的美式英文。我那時以為美式英文不標準且很土，天天聽英語教學廣播，費勁巴拉地想扳回成標準的倫敦音，沒想到最後還是到了美國。楊老師在課上教我們唱電影《音樂之聲》裏麵的歌曲“do-re-mi”，還點明讓我領唱。後來有機會看了這部美國電影， 才明白楊老師的審美是很高雅的，雖然他當時穿著邋遢的破棉襖破棉鞋。
盡管我不願意跟他學美式英文發音，他還是對我很好，他喜歡提問我、美滋滋地聽我那別扭的英語發音。我去北京他家探望他時，他還鼓勵我一定要留學美國。楊老師後來被中山大學挖走。
接續他教我們英文的，是位人高馬大的上海人，是當年到東北插隊的上海知青。他自稱能被推薦上大學， 是因他整天打架，打遍鄉裏無敵手，又常常偷雞摸狗，隊裏實在拿他沒轍，就推薦他上大學離開。他學了英文（鄉下人以為他像西方人的性格，很粗野）。

師資—日文和黨史：教日文的X老師，我旁聽他的課，常常笑得岔氣，所以日文沒有學好。老師和我差不多高，又胖又壯，自稱“一立方”，高、寬、厚均等；又個性爽朗，得意地吹牛說，在大連人當中，他雖然顯得矮，可他在日本早稻田留學時，常常被人“仰望”；在電車上他拉著車頂垂下的扶手，從腋下俯看一車的日本人。
他留學應該是在四十年代吧，當年日本人真的都這麽矮嗎？魯迅先生身高隻有1米58，好像在日本也沒有顯得矮。這位老師或許還真是標準身材。而且厚實魁梧，快可以參加相撲項目了。
東北在日據時期，通行日語教育。我在大連外貿局實習的時候，那些老員工都講日語。有一位師父是日本孤兒（後來他去了日本，走之前還到北京和我道別）。
他們說起日據時期，都十分留戀。想到如今東北幾乎成了中國的墊底省份，真是無限唏噓。那時關東州（旅大）的人口中有超過40%的日本人，市場充足，治安良好。逢年過節時，“課長”提著禮物挨家探訪員工。當因此日本人戰敗回國時，東北的百姓自願收養了很多日本孤兒。

教我們黨史的老師，好像姓“戰”，當然他並不具備戰鬥性格，我們就是從他口得知，Mao曾被敵人逮捕、當了逃兵。當風向轉左，他也得跟風。有一次我聽他講紅軍曆史時，突然昏了過去（可能營養不良），被用一杯速溶奶粉救醒，那節課中斷。後來同學遇到不想聽的課，就調侃說，該妳出場了（意思是我故意昏倒，打亂老師唱頌歌的節奏）。

係主任和其他老師：我們的係主任是關連升老師。我沒有修過關老師的課，隻聽說他的學問很紮實。在1970年代末，彎腰駝背的關老師，走在馬路上就像一個泥瓦匠，衣服又髒又破，完全沒有知識分子氣質。後來的係主任韓雙林老師是“鮮族/朝鮮族），教建築預算。記得他曾經在全校聯歡會上用韓文演唱“抗日聯軍軍歌”，我旁邊一位平常家裏說韓文的同學問我：“他用的什麽語言，我一句也沒聽懂。”
我們上大學時文革剛過去，很多老師都穿得過分“樸素”。有的老師上課時拿粉筆的手上還沾著煤屑，指甲縫裏有麵嘎巴，我們看見了都忍不住笑，老師卻不以為杵，還借題發揮說“我從一大早起，排隊買菜買糧做飯、送孩子參加活動、拖地板、洗衣服…，那就是戰鬥的星期天，比上課可忙多了”。 

文革中東北極左路線暢行無阻，知識分子受到的踐踏、蹂躪尤其強烈。（不像山西，大部分人對極左那套都是陽奉陰違）。他們經曆了十年文革，背負著“臭老九”的身份，謹慎顫兢地給工農兵學員上課，言不由衷地唱些“革命高調”；否則可能會被舉報。一旦迎來了第一批高考入學的學生，政治空氣又開放，他們都傾心盡力地教書育人。
還有許多沒提到的老師，都是極其優秀和謙卑的育人者。今天的學校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他們的信息。就像今天的社會一樣，把虛假的吹捧上天，腳踏實地教書育人者，反倒被埋沒在塵土中。不過，他們教過的學生，一定會記得他們、感謝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