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上半篇提到：時隔六十多年，我聽到了外公遇難的真相，非常震驚而且痛心。那天，溫婉的小姨觸景生情說出的秘密，令我的心久久無法平複。
書呆子外公
外公屈薰然是屈原的後代，原來家裏有完整的家譜（土改時被抄家，就遺失了）。母親說過，屈家在清朝後期曾經一門出了四位翰林，其中有一位特別被慈禧太後看重。不過到了外公這代，已經完全不想做官。外公是學問深厚、頭腦簡單的書呆子，精通數門外語，尤其是精通兩門少有人懂的梵文和藏文。
“五四”運動前後，外公在北京大學讀書和當助教，後來從經濟係畢業。
那段時間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外公不但與毛有過接觸，而且對毛的印象不錯，對毛鼓吹的新思潮也能理解甚至讚賞。外公本來可以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但是不知道為什麽，身為一名四川人，總覺得在北方“混”，不太適應，於是回到四川。
在親友的煽動下，外公去投資川江輪船公司，結果投資失敗；令他對大城市更加敬而遠之，就退回到家鄉，專心做學問：編撰漢藏、漢梵大字典。
外公一定沒有仔細讀過Mao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而且多年在大城市的文化界生活，不知道中國農村，乃是革命和暴力的溫床。他的獨門絕學，在鄉下人眼中不值一文，他的家產，才是他們窺伺覬覦的目標，當革命與金錢互補互利，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外公患有肺結核病（我母親年輕時也有），人很消瘦。我家裏原來存有外公和母親四姐弟的照片，外公著長衫，戴墨鏡，手握文明拐杖，坐在家中花園的假山下，三個女兒都剪著‘娃娃頭”，很可愛。文革中造反派為了查找“反革命”的證據，“抄走”了家裏的照片。“落實政策”後，歸還了幾大包照片，但都不知是誰家的照片；恐怕我家的照片也流落到他人家中。
兩位外婆的家族
外公有六個成年的子女，我的親外婆生了三女一男；續娶的孫/小外婆生了一兒一女，六姐弟關係極好。
上次說過：我親外婆姓高，是當地的望族，瀘州大曲最早的三口酒窖就有高家的一口。高外婆的四個兒女中，母親排第三，下麵還有一個弟弟。在兩家合並的大排行中母親排第十。在家書中，母親被稱為“十姐/十妹”。
高外婆在母親年幼時就過世了，外公又續娶了孫家的女兒，生了一兒一女，就是我們的十五舅和小姨（十六姨）。我以前聽說，小外婆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這次小姨說，小外婆一直活到了1970年代，而且對小姨講了不少當年的往事，與我們原來聽到的大相徑庭。
小外婆的母親姓劉，那位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的革命烈士劉國鋕（紅岩中的劉思揚）是她的侄子。
外公是大地主
盡管我的舅公劉國鋕是革命烈士，母親卻一直生活在“大地主”出身的陰影之下。母親解放前在北大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還差點被國民黨抓捕。當時黨請她“入”她猶豫未入；解放後她想“入”，黨說她出身不好、考驗了她一輩子。黨再次邀請她時(九十年代後期)，她已經連申請書都懶得寫了。
我從小看母親填寫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地富反壞右”屬於“黑五類”，地主排第一，前麵還有個“大”字，已經“黑”到無以複加了。還聽說在1949年，外公因害怕土改和農民運動而自殺。
到八十年代又聽另外一個說法，是我一個舅舅（劉國鋕家族）的版本：說是1949年解放軍進川之時，二野的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給地方幹部寫了一封蓋有公章的信，要求當地黨組織一定要保護好外公，理由是解放軍進軍西藏時，需要懂藏文的知識分子隨軍進藏，好對藏族的上層人士解釋黨的政策。
又說，在解放軍的大部隊解放四川之前，外公沒有機會看到這封信，他因害怕農民的暴力運動，就自殺了。母親因次而一直被黨懷疑、考驗，外公的其他子女也因此受到牽連，不能在重要的崗位和好的地點工作。
被隱瞞的死亡日期
這次從小姨收藏的外公1951年寫給五姨的信，和小姨自己的敘述，我才知道外公並非死在1949年，而是在1951年之後才死亡的。五姨媽一直保存了這封信，她過世之後，我才看到這封信的影印件，可見五姨是知道外公死亡的真相和時間的，隻是沒有告訴妹妹們（我母親），也許是為了保護我母親。
1951年時，共產黨已經掌握了政權近兩年，外公已經失去了土地和生活資源。外公在信中說到“我盡量坦白，然基本群眾尚少了解，不信（我言）…我不存金銀”。
小姨說，外公的土地被分給農戶之後，他的經濟狀況相當窘迫，過去那些年六個孩子三個上大學，三個上私立中學和小學，常常需要用現金交學費，他隻能靠賣掉家裏存的稻米，換錢來付學費和其它開銷。
農會主席要金子
不過當時的農會主席可不是這麽想的，他一心認為外公家裏藏了金子，非要把這金子挖出來據為己有，絕不肯善罷甘休。
母親在去世前幾年偶然提到，她記得小時候看到過家裏有許多“金葉子”，就是寫在鉑金片上的藏文佛經。
但是抗戰期間，遭到日本飛機轟炸之後，放“藏經”的房子被炸塌，金葉子也都遺失了（可能是被周圍的人挖走了，當時外公住在城裏）。莫非這就是農會頭子要找金子的消息來源？
外公染有慢性肺結核病，身體十分虛弱。農會主席為了得到的金子，給外公上酷刑，比如跪在鋪滿玻璃渣的地上爬，手腳倒背捆起來吊在梁上（俗稱鴨兒浮水），各種打罵折磨更是家常便飯。外公是解放軍二野的司令部要求保護的進藏人才，一個不識字的鄉下農會主席，為了金子，竟敢不理會最高層的命令（或者等金子拿到手之後再執行命令）。
外公慘死真相
後來外公實在不堪忍受日複一日的折磨，他雖然被關押在碉樓的某個犄角旮旯，但畢竟是自己的家，他很熟悉上頂樓的路徑。某一天他趁看守人鬆懈之際，就獨自上了碉樓，從窗
口跳下來。不知他是想逃跑、或自殺……
最恐怖的是，有人當場看見他跳下，因下麵的土地積水，外公落在一個小水潭中，並沒有死，民兵或者農會的人卻沒有相救，還當場開數槍打死了他。然後對外放消息說，他是因對抗土改而自殺。
此時外公的子女們，都在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建設，還有幾位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舍生忘死地“保家衛國”，
根本沒人想到父親會在家鄉慘死。當年的富家子女，一旦認同“階級鬥爭”理論，就對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產生很強的“負罪”和“恥辱感”，也會更拚命地表現出革命熱情。
幾個月之後，在城裏讀書的小姨和舅舅才聽到外公去世的消息。當時已有一位好心的長工埋葬了外公，就草草埋在家院外麵的小樹林裏麵，後來，不斷有人把死去的親人埋在外公的上麵或者周邊，以至於如今無法找出外公的真正墓穴了。
外公的哥哥屈歡然的結局更差，他直接被槍斃了。他唯一存活的兒子，我們叫他十四舅的，是一位物理學家。我們返鄉時，他與我的妹夫大談相對論，比我們這些小字輩顯得更加天真、樂觀。對生者而言，最好的生存之道，恐怕就是遺忘。
留在“要命的鄉下”
我們很難理解，外公為什麽要留在鄉下，他可以住在成都，當時還有省議員的名額專門留給他；他也可以到重慶找個閑差事做，不少和他類似身份的人留在城裏，都保住了性命，成了統戰對象（這些親友的事下次再談）。
外公在鄉間隻想專注地做一件事，就是編撰《漢藏大字典》；
他若在城裏生活，怕難以有充足的時間做學問。據說他寫的卡片有十多籮筐。在他死後多年，還有四川省和重慶市圖書館的人惦記著，專門派人來到華洞家裏，運走了當時還剩下的三籮筐卡片。
小姨說，屈家的家訓是不離開瀘縣家鄉。或許外公在去過北京、省城之後，並不喜歡城市的生活和人情世故，或許他一直有著在田園躲避戰亂的思想。外公應該知道，家鄉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所以莊園主們才會建起碉樓保護自己。他對部分農民的殘忍貪婪顯然估計不足，其實不少農民包括農會的頭目也可能當過土匪。
國之殤、人之罪
我們回程路過重慶，在山路行駛路過歌樂山，有人指著樹叢中的一條岔路，說進去就是白公館，是舅公被關押的地方，如今是重慶重要的烈士陵園，裏麵還有他的雕像，問我們要不要去參觀。
我拒絕了。共產農會逼死外公的碉樓還沒有遠去，我不想再參拜國民黨殺死舅公的公館。況且活著的人，就真比死去的人更幸運嗎？我們對殺戮已經麻木，這個民族自相殘殺了幾千年，並不反省。噩夢何時才會結束？！
人類獻祭時，選的祭牲都是最完美、溫順的牛羊；理想主義者就像這些祭牲，因為更趨近完美而被最先犧牲。惡者在踐踏和殺戮更優質的生命時，享受著滿足與樂趣；人與祭牲，差別甚小；曆史就在輪回的軌道和血跡中慢慢旋轉著……。
惟願在生我養我的土地上，有大光照耀，公義和仁愛被高舉，再沒有殺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