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深山老林
熱帶雨林是蠹蟲猛獸的天然故鄉，大致是不適宜人居住的。到20世紀末，仍有個別人被迫居住在其中。1970年代初，我在邊疆農場“接受再教育”時，每天坐在南溪河岸邊，望向河對岸無邊無際的暗綠色的原始森林，尤其在晚間聽到野獸的嚎叫，總是心生敬畏，覺得能在那野山林子裏生存的人，實在很勇敢。
通常百十裏山林中可能隻住著幾家人，他們選擇隱匿野山中，大概是深刻體會到“苛政猛於虎，漢人奸似狐”，或者是喜愛深山老林的自由自在，才離開了人聚居的壩子，進入野獸的地盤。進入野獸地盤後，人也越來越似獸，居無定所，語言退化，自生自滅。
一次為探望朋友，上高山連隊（要爬三個多小時的山），火車到的晚，沒有趕上農場的拖拉機，隻好步行。我不善行山路，老王為了陪我，也不得不減慢速度。剛過河的時候，一位苗族蘆笙手與我們同行，他是去一個山寨的喜慶宴會演奏蘆笙。同行時，蘆笙手一邊繞著我走，一邊吹蘆笙，吹繞得我頭暈耳鳴。後來不知道老王對他說了什麽，還是他受不了我的慢速爬行，道一聲先走，像猴子一樣，一眨眼就湮沒在老林中。老王解釋說，“民族”青年都很重感情，看見自己喜歡的女子就會繞著她連吹帶唱。聽起來是我不解風情，隻能默默地在黑暗和野獸叫聲中爬越洪荒。
曾經問過住在高山上的“民族”（雲南人對山地民族的簡稱），“你們每天爬山種地累不累呀？”他們反問說“在平地幹活老得彎腰，不是更累？”想想也有道理，在45度角的山坡上挖地，確實不太需要彎腰。
刀耕火種
熱帶的土壤鬆軟肥沃，茅屋與外麵一樣潮濕，我睡覺的床下麵就常常長出比手掌還大的蘑菇來。我們山坡上種木薯的時候，與“民族”的方式一樣，一個人拿把鋤頭，鋤頭挖下鬆軟的黑土，另一人把短短的木薯杆（苗）丟進挖開的裂口中，拔出鋤頭，切開的土壤自動合攏，就完成了播種。然後就等兩個月之後去收木薯了。
山上的少數民族種地比我們更加簡單，他們往往隻用刀，因為刀的用途更廣，可以砍樹砍草對付野獸，也可以種地，隻消把刀插人泥土，塞進種子或苗，就完成播種了。
1971年底，好友高人的父親來雲南招生，順便看望女兒。他看到我們的生產狀況時說“你們這是刀耕火種”，把我們嚇了一跳。“刀耕火種”是多古老的說法，讓人聯想到原始社會。在新中國的國營農場，由新老工人辛苦建立的橡膠園中，怎麽還有“刀耕火種”呢？我以為伯伯在開玩笑，反複地問，伯伯反複肯定地說“你們這就是刀耕火種”。
這讓我們非常失落，難道我們努力工作，卻回到原始社會了？這位伯伯是我很敬佩的一位長輩，他當年因為說實話被打成右派，那次又對我們說大實話。可見能一直說實話挺不容易的。他是一位真誠愛國的科學家，後來創辦了寧波大學。
熱帶地區的草木生長十分迅速，靠人鋤草根本趕不上草的生長速度。我管理的橡膠林地，通常有七到八層的林帶，“林帶”就是通常說的梯田。每一層林帶大約有幾百公尺長，我從東頭鋤草或砍草，還沒有到到西頭，東頭已經又長出新草了。
以上說的是“刀耕”現在該說“火種”了。通常開發新的橡膠林地，是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3月。先去砍光一片野山，把砍下的草木曬幹之後後，再放火燒荒。如果有些超大型的樹木，粗到要幾個人合圍才能抱住的，就直接用炸藥炸。所以現代的“火種”已經包括用火藥了。
在原始林子最幽深的地方，常見一大蓬一大蓬腐爛的竹子，爛竹根已經化成了晶瑩粘稠的液體，中間長出了靈芝，靈芝的傘蓋黑紅發亮，像鏡子一樣可以照出人的五官。在今天的中藥店裏，可以見到那種暗淡無光的靈芝，標價都是幾十萬美金。那時候我根本不懂靈芝的價格，隻覺得靈芝的色彩好像紫檀雕塑一樣，挺貴氣，就采了一大把。可惜野山沒有路，下山是從砍下堆積得很厚的野草垛子往下溜，好像溜滑梯一樣，人常常會被樹墩絆一下，打個滾。人摔跤不打緊，手中一大把的靈芝都摔得斷了梗。
言歸正傳，被砍下的草木曬了一兩個月之後，已經基本曬幹，就可以點火燒山了。“刀耕火種”之後的荒山，就可以開挖平行的橡膠林帶（梯田），植入橡膠樹苗。
憨直的“民族”
我們雖然參與了“刀耕火種”，其實從來沒有進入過深不可測的深山老林，我們所進到的山，都在三個小時之內的路程，真的老林子是幾天走不到頭的。
我曾經接待過一位住在山裏的苗族阿媽。有一天吃過了晚飯，我看見一位穿著黑色衣裙、綁著黑色纏頭的大媽在場部的空地上走來走去，在地上挖東西往嘴裏放。我過去問她怎麽回事，原來她是從高山老林中下來，過河搭車去老範寨賣雞蛋，也同時換些鹽巴。那天因天已晚，來不及趕回山上，肚子餓得不行，就在附近挖東西吃。
我讓她不要亂挖了，然後跑去夥房，給她打了一斤半米飯（我的45斤定量根本吃不完，離開連隊時剩了八百多斤飯票，都送人了），她呼啦啦地都吃了，可見實在很餓。我又留她住宿，其實不過是拿了床席子和毯子，加上一個枕頭，放在老工人火塘旁的地上。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感激不盡地離開，並且邀我去她家作客。
我問她家在何處，她根本沒有地址的概念，隻說從河對岸哪裏上山，怎麽走怎麽走，走到天黑之前就到了。真的是“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我想想，按照他們的爬山速度，應該有五十裏以上。我那種蝸牛一樣的爬山，恐怕要走三天。她為了感謝我，後來再下山時，帶給我一條鹿腿和一大罐蜂蜜作為報答。住在隔壁的老工人發現這個買賣合算，後來不斷跟她要東西，我倒沒有機會繼續跟苗族大媽來往了。
其實住在“壩子/盆地”的漢人，一向欺負少數民族，把他們逼進深山老林。住在深山的“民族”，除了需要下山買些鹽巴，基本上自給自足。他們弄不清貨幣的價值，一直都活在“以物易物”的階段。
他們曉得去供銷社買鹽巴需要用鈔票，就賣掉一些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好換些錢去買鹽巴。我們住在河邊，常常看看見對岸的小路上有下山的“民族”，可能去趕街賣些蔬菜什麽的。雲南人通常比北方人個子小，我身高1米63，在全隊幾百人裏麵，是第三高的女生。雲南男人有我一樣的身高，就是很標準甚至魁梧的男子漢了。我的好友高人有1米75，排全隊第一，我比她矮12厘米，居然排到第三。
少數民族的身材比雲南的漢人還要矮小些，從河對岸的大山出來，先要過一座吊橋。我們常站在橋頭往對岸瞭望，盼望有“民族”能帶來一些新鮮的蔬菜或者雞蛋。一次見到一位苗哥背著個大背簍往這邊走，走到吊橋的那一頭，就停止了。我在這頭問“有哪樣好東西拿過來賣？”他不回答也不動地方，高人又問了兩句，幹脆上了吊橋想走過去看，那位苗哥撒腿就跑，他從沒有見過這麽高的人，嚇得不敢過橋了。後來但凡需要向“民族”弟兄買東西，都由我一手經辦，高人不再出場。
但是有一次我也“栽了”，栽在太老實上。有一天聽見外麵有馬鈴聲，出門果然看見一位苗哥趕著馬來賣菜。我問他價錢，他說不清楚，我問他“2分一根可好？”他點頭，我就從馬背上馱的筐子裏麵拿了五根黃瓜，這時候許多人都圍攏來，很快他帶來的東西就拿光了，有些人拿了沒給錢，有些人說回家去拿錢，也有人給了他幾個一分錢的硬幣，我拿了一張一毛錢的紙票給他。他發現貨被拿光了，錢沒拿到，正在惱火，看見我這一毛錢就對我發火，說我沒有給夠他錢，我試圖解釋說著一張紙幣等於10個硬幣，但是他根本不聽解釋，一定要我給他硬幣，我費盡巴拉回找到幾個一分錢硬幣給他，他仍然不依不饒說我騙他。這位苗哥從此記住了我，以後再不賣給我東西，逼得高人不得不親自亮相。大約過了半年多，苗哥漸漸息怒，才讓我走進他的馬兒和背簍。
1994-95年，我和當年的戰友再回農場，也去大理旅遊。黑綠色的野山已經退到很遠的地方，農藥代替了“刀耕火種”，黑色的濕土已經褪色板結。在越南那邊，有人問我要不要買小孩；在大理，三歲的孩子都在做生意，而且賣的多是假貨。今昔對比，還真懷念那些沒有商業頭腦的大媽和苗哥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