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那個冬天，凱撒率兵渡過了盧比孔河，直逼羅馬，統治了羅馬幾百年的最高政治機構元老院四散奔逃，羅馬共和國自此名存實亡。雖然凱撒沒有稱帝，但已從事實上終結了延續了幾百年的古羅馬民主政體。
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曆史的興趣，始於赴美初期對民主政體的思考。當時我很想知道，西方古代文明巔峰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臘式和古羅馬式民主政體為何最終走向消亡。不過這個問題探討起來很複雜，以後有時間再詳述。 今天想說的，是作為大獨裁者的凱撒的身上，自始至終都能看到的一種人性中的光輝品格 - 寬容。
“Vercingetorix throws down his arms at the feet of Julius Caesar,” by Lionel Royer, 1899 (Musee Crozatier, Le Puy-en-Velay, France)
在針對異族的一係列的擴張戰爭中，尤其是凱撒在高盧長達九年的征戰，凱撒始終都是以寬厚之心對待敵人，包括那些被自己戰敗的對手。在凱撒心裏，羅馬軍所到之地，當地人如果選擇拚死抗爭，本非這些人的錯誤。敵方戰敗，大多時候凱撒允許俘虜自由選擇去向，可以降順，可以出走，甚至可以選擇回敵營繼續抵抗。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以攻心為上的政治需要，但這與我們所熟悉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維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凱撒也有例外，就是對已降順者的再次反叛會嚴懲不貸。因為凱撒一貫忠實古羅馬的契約精神，對他來說歸順是一種契約。一旦毀約，就已經超出了文明的底線。在高盧戰爭的決定性戰役阿萊夏之戰戰敗後，主動將自己交予凱撒處置的高盧叛軍主將Vercingetorix六年牢獄後還是被凱撒處死，大概就是因為凱撒心中最終還是難容這種叛變行為。
“The Victory of Julius Caesar Over The Belgians,” by Engelen Louis van (Belgian Academic Classical artist, 1856 – 1940)
在凱撒的著作《高盧戰記》中，有很多關於高盧地區宗教和風俗的描述。凱撒從來沒有跟羅馬文明相比較來指出其落後，而是客觀地將它們視為當地的文化並加以尊重。文化是個人的東西，個人的自由。 文明則是不同文化的人接觸時的必要規矩，是共同生存必須遵守的禮節。對凱撒而言，隻有不當拘留羅馬使者或背棄誓約，才是違反了民族之間接觸時必不可少的規矩，才是不文明的野蠻做法。
在對待內戰和羅馬政治的對手時，凱撒對同胞的寬容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內戰剛剛開始時，即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之後的第五天，凱撒的副將拉比埃努斯也渡過了盧比孔河，但不是追隨凱撒，而是投奔了凱撒的對手龐培。拉比埃努斯是凱撒當年赴任高盧總督時親自點選的副將，多年來一直得到凱撒的重用和栽培，但卻在這個重要關頭選擇投奔自己的舊主龐培，這次站錯隊也直接導致了他在後來的蒙達會戰中兵敗身死的下場。但此刻得知副將反叛消息的凱撒，卻沒有派兵追擊或堵截，唯一做的事情是派人把倉皇出逃的副將沒來得及帶走的行李全部送還。
內戰打響，凱撒的軍隊在意大利半島連奏凱歌，龐培軍節節敗退，大批來不及逃走或在戰場上戰敗的龐培軍的將領和士兵被俘。每次凱撒都是將被俘的將領和士兵悉數釋放，讓他們自決去留。科菲尼昂城被攻取後，駐守科菲尼昂城的龐培軍高級將領，一度被稱為“凱撒接班人”的阿赫諾巴爾布斯也被凱撒俘虜。凱撒也把他無條件釋放。阿赫諾巴爾布斯去希臘重返龐培軍中，繼續也凱撒為敵。
Depicted in a fresco by Cesare Maccari, Cicero（西塞羅） denounces 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喀提林之亂） in the Roman Senate. Palazzo Madama, Rome.
西塞羅，這位羅馬共和國晚期的著名哲學家、政治家、律師、作家、和雄辯家，一直是元老院政體的忠實維護者，凱撒政治上的死敵。喀提林之亂被平定時，凱撒主張關押叛亂分子而不殺害，而西塞羅則堅持不經審判便處死這些叛亂者。凱撒在高盧戰爭時期，竟然可以不計前嫌，重用西塞羅的弟弟為前線最高指揮官之一。即使是為了拉攏西塞羅，這種委以軍權的做法也是需要及其強大的內心。西塞羅的弟弟驍勇善戰，功績卓著，也算是凱撒用人用得其所。內戰伊始，西塞羅跟隨龐培逃跑，後被凱撒追上，勸其留在羅馬。西塞羅未從，之後逃脫並渡海至希臘再投龐培。龐培在希臘法薩盧斯會戰被凱撒擊敗後逃亡並命喪埃及，逃至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布林迪西的西塞羅惶惶不可終日，心想這次凱撒無論如何也不會再原諒他。而凱撒回國在布林迪西港口登陸後，看到人群中情緒低落與周圍格格不入的西塞羅，特地下馬當街擁抱西塞羅，並親熱交談一道走過數百米長的歡迎夾道，讓西塞羅感到什麽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The Death of Cato the Younger (of Utica)” (小加圖), by Jean-Paul Laurens, 1863 (Musée des Augustins, Toulouse, France)
小加圖是凱撒在政治上另一個死敵。龐培死後，小加圖和殘餘的龐培和元老院派死黨在北非負隅頑抗。戰敗之刻，死意已決的小加圖把城中要員和家人交給自己陣營中凱撒同族人路奇烏斯（路奇烏斯·凱撒），但沒有讓路奇烏斯帶領這些人逃離，反而勸他們前往凱撒營地。自殺之前的小加圖用這樣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親人和餘黨，是因為他確信凱撒會無條件地護送他們回國。但他自己從未想得到凱撒的寬恕，因為他既不想讓凱撒享有寬恕自己的特權，更不想看到凱撒寬恕自己時的愉悅。他對凱撒這種不惜生命的恨之入骨也算是極致了。小加圖自殺後第二天，凱撒入城，未等路奇烏斯求情就允諾保證小加圖子女及龐培兒孫的安全，沒有處置城中的任何一位龐培餘黨， 更沒有將小加圖的首級掛在烏蒂卡城中廣場示眾。小加圖不惜以死來譴責凱撒這種反共和製的“寬容”，而凱撒仍然用這種“寬容”精神來對待他所有的敵人。
“The Death of Julius Caesar,” by Vincenzo Camuccini, 1806 (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 Rome)
西塞羅得知自己昔日的盟友小加圖死訊後，大概是出於慚愧，忘記了自己是因為凱撒寬恕才得以生存，寫下並發表了讚美小加圖的《論加圖》一文。我想即使是宰相肚裏能撐船的凱撒，讀到此文之刻也定會氣得七竅生煙的。難能可貴的是，此時如日中天的凱撒，對此所采取的唯一的抗爭竟然隻是寫了篇《反加圖論》予以反駁，既沒有禁止西塞羅文章的發行，更沒有用其他任何手段懲罰西塞羅。不僅如此，凱撒出任終身獨裁官時，有人在羅馬廣場牆上張貼斥責凱撒的大字報，凱撒也沒有對此追究。凱撒的內心，無疑是崇尚言論自由的。作為普通人，崇尚言論自由很容易，而作為在政壇和戰場上出生入死征戰了幾十年才取得唯我獨尊地位的凱撒，如果要想碾滅這些對自己不利的言論和發此言論的人，應該是易如反掌，甚至僅僅給手下人一個暗示就足可以達到目的。但凱撒沒有選擇這樣做，甚至禁止了其他人去這樣做，即使是在2000年後的今天，都令人感歎不已。
凱撒的對敵人的態度，與早前的蘇拉截然不同。蘇拉帶兵回羅馬政變後，曾製定了幾千人的黑名單，凡是反對他的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殺掉。即使凱撒後來的馬克·安東尼和屋大維，清洗異己也是毫不手軟。多次被凱撒寬恕的西塞羅，最終就因為馬克·安東尼而身首異處。凱撒重來沒有黑名單，在那個可以隨意殺掉俘虜的年代，也幾乎從來不行使這種戰勝者贏來的權利。凱撒一邊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可能再度成為他的敵人，卻一邊還是會無條件地釋放他們。正如他在一封給西塞羅的書信中寫道：
“從我手中重獲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劍指向我，我也絕無後悔可言。不管麵臨何種狀況，我始終要求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而活，因此我也認為別人也當以此為準則。”
“Caesar,” by Adolphe Yvon, 1875 (Musee des Beaux-Arts, Arras, France)
《羅馬人的故事》一書的作者鹽野七生，高度評價了以上這段凱撒的話，稱之為比18世紀思想家掀起的人權運動早了1800年的“人權宣言”。美國國父們在建國之刻，也曾大量參考了當年古羅馬的藍本。縱觀西方世界幾千年的曆史，有兩個最光輝的時期，一是古羅馬時代，二是文藝複興後的現代西方社會，這兩者之間有很多東西其實是貫穿和傳承的，這也是我對古羅馬曆史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以凱撒為代表的這種寬容或包容，其實是融化在西方社會的根基裏邊的，這一點還需要國人，包括在西方生活的國人去用心體會。
（古羅馬感懷係列01 – 原稿寫於2020.04.25 by 雪山草地）
謝謝分享。
I also like the books too.
就憑這，就可以理解蘇拉直流為何對敵對之人那樣殘酷：
對有些人來說，今天你不收拾他，明天他就會收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