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後第一次回國已經是1994了。當時在國內，餘秋雨正在形成一個文化現象。我非常喜歡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國內的主人很熱情，交流完後還組織我們海外華人去旅遊。正好去了幾處《文化苦旅》寫過的地方，我們一夥搞理工的，都不約而同地聊起了大才子餘秋雨，算隔岸附庸風雅吧。記得一位大陸籍台灣人更是觸景生情，說是餘秋雨先生，先把他帶到過這裏的，此次是故地重遊。
其實，除了他優美的文筆，餘秋雨能讓海外華人共鳴的是，他筆下故國的山水人文。
讓我多少有點吃驚的是，幾年後網上泛起的對餘秋雨的非議。說他是張春橋、姚文元賞識的寫手。我的第一反應是，文人相輕的八卦。最近有閑，也許也是因為太討厭張春橋了，我去網上查了一下。好像網上的指控是有根有據的。時間、地點、人物個個可考，畢竟隻是並不久遠的過去。
張春橋於1971年11月組班子，編寫《魯迅傳》和吹捧江青的《文藝思想鬥爭史》。由上海市委寫作組“總指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親自審定了十一人，其中有餘秋雨。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複旦大學學生宿舍，屬康平路寫作組下屬組織。他們以筆名“石一歌”（“十一個”），發表了84篇文章，“評法批儒”、“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反擊右傾翻案風”，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為江青露崢嶸當女皇大造輿論。
1969年21歲的餘秋雨就參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他執筆了《評坦斯尼斯拉夫斯基“體係”》，發表在《紅旗》上。破“斯坦尼”戲劇理論體係是為江青當“文藝革命旗手”開路的。餘秋雨用“任犢”筆名寫過轟動一時的《走出“彼得堡”》（載《朝霞》月刊1975年3月號。《人民日報》同年4月6日），把大批文藝工作者趕下鄉勞動改造。他還與寫作組用“羅思鼎”筆名合寫過《〈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習與批判》75年第11期），另又發表《賈府裏的孔聖人——賈政》（署名任犢，《學習與批判》74年第4期）。與梁效在《人民日報》上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紅樓夢〉裏的賈政》南北呼應，“批林批孔批周公”。
餘秋雨堅決否認曾為四人幫寫作班子寫過極左煽動文章，但又沒有對上麵的具體指控做出回應。有一個細節非常有意思。說是餘秋雨當年每天從上海戲劇學院步行到複旦或康平路寫作組上班，就為了吃一碗加班才有的牛肉麵。
我倒是認為，餘秋雨沒有必要對往事閃爍其詞的。當年那就是一份工作，不餓肚子不僅是剛需，也是尊嚴。他能妙筆生花的，為何不學習電影“The Pianist”的導演（Holocaust受害者），塑造一個光榮的survivor的形象?
下麵是我最喜歡的電影橋段之一。華沙被解放的早晨，鋼琴家Szpilman跑出去擁抱路人，但忘了自己還穿著德軍的軍大衣，於是招來了一通射擊。
Szpilman: No. Please. I'm Polish. I'm not a German.
Polish Soldier: Then why the fucking coat?
Szpilman: I'm cold.
那件軍大衣是一個喜歡音樂的德軍上尉送給這位猶太鋼琴家的。
這幾天，大家回憶江澤民。有留言提到江core曾是汪偽時期的偽大學生。我認為，這未免太苛求了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