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少年時代，中國是沒有情歌的。私生活極不檢點的毛將情歌，這個音樂史上最古老最靈動最世界的分支，通通打入了淫類。諷刺的是，被稱為世界最強音的《東方紅》，事實上的中國國歌，其實山寨了陝北情歌《白馬調》的曲調。《白馬調》的詞有很多版本，色譜橫跨從sensual到explicit。以最低藝術標準，情歌《白馬調》的輕佻風格也與後來神聖頌歌的創作初衷，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留過法的周公公，親自下場忙進忙出西式大型“史詩歌舞”《東方紅》時，也絲毫沒有意識到其主旋律與他拍的超高調政治響屁的違和。
達爾文和他後麵的不少學者，如弗洛伊德，認為人類對音樂的衝動乃至對一切藝術的本能，都有sexual的潛在屬性，即the peacock’s tail argument. 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歌曲都是情歌，也不是太牽強。達爾文的假說是引申他對鳥兒歌唱的研究。人類沒有孔雀那樣花姿招展的翅片，於是進化給了我們歌唱的天賦，其原始功能當然是求偶。不過，達爾文再有科學權威，他對音樂起源的生物學和遺傳學的解釋，人們很長時間還是不以為然的。第一，你稍微觀察一下，猴子好像隻會吼叫，正好與浪漫對立。第二，遠古部落的音樂傳統在社會形式上都是群體的，不是男女成對的。非洲的drum circle chanting 那種。音樂更多的是為了社會組織而不是romantic love。顯然從延安魯藝到紅衛兵唱的“要革命的就站過來，不革命的就滾TMD蛋”，中國音樂是反達爾文的。
到了本世紀初，對達爾文假說的辯論出現了對正方有利的轉機。科學家們發現了硬核證據：音樂可以讓人體分泌與性興奮和性行為相關的霍爾蒙。有研究報告說，貝多芬音樂可以讓小雞們放下拘謹，樂於社交。音樂史學者Ted Gioia甚至說,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survival of the most melod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