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1868年1月3號，日本明治天皇頒布了《王政複古》的詔書，明治維新正式開始。明治維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在形式上擁立年輕、尚不成熟的明治天皇，實質上卻是一個由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佐賀藩等舊雄藩勢力所組成的聯合政權。但無論日本誰執政，都無法避免麵對日本是個四麵環海的島國，國土麵積不大，自然資源匱乏。再加上日本人口眾多，大家都擠在有限的土地上，日子過得可不輕鬆。更要命的是，日本還經常遭受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的襲擊，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到了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大力發展工業。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可是日本本土實在是太貧瘠了。這就好比想開一家大工廠，卻發現自家後院連塊鐵礦石都找不到，那滋味肯定不好受。麵對這種困境，日本的統治者們可不甘心坐以待斃。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亞洲大陸。
不過日本謀求在亞洲大陸立足是唐朝就開始了。朝鮮半島，東亞地區自古以來的火藥桶。如果從現在，時間向前追溯，從明朝抗倭援朝到中日甲午戰爭，中日之間的較量始終圍繞朝鮮半島展開。日本企圖將朝鮮半島作為跳板進攻中國，而中國一直將朝鮮看做自己的附屬國，不允許其他域外勢力染指朝鮮半島。中日地緣戰略利益的矛盾注定兩國衝突不會停止，唐朝與日本的白江口之戰作為兩國第一次戰略博弈，也是以朝鮮半島為爆發點。
當時的朝鮮半島共有三個國家，分別是高句麗、新羅和百濟。其中高句麗位於半島中北部，是三國中麵積最大、實力最強的國家，新羅和百濟分別位於半島東南和西南，實力上半斤八兩。
隋末唐初，高句麗實力壯大，不斷侵襲中國東北邊境，隋煬帝楊廣、唐太宗李世民均調遣大軍攻打高句麗。從李世民到李治，唐朝在與高句麗的戰爭中，不斷拉攏半島上與其為敵的新羅，新羅也樂於傍上唐朝這個強大的靠山。而百濟這邊也沒閑著，公元645年，倭國（日本）國內實行大化革新，開始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國力的增長使日本有了向外拓展的意圖。百濟在地理上與倭國較近，經過幾次眉來眼去，百濟成為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代表。由於高句麗與唐朝作對，於是聯合百濟對付新羅。
655年，兩國聯軍攻打新羅，連奪三十餘城，幾近亡國的新羅緊急向唐朝求救，唐朝經調解無果後，李治於660年派遣大將蘇定方率兵出征百濟。此時的唐朝軍力處於巔峰時期，小小的百濟哪是唐朝的對手，大唐軍隊以摧枯拉朽般將其橫掃，史書記載:“平其國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戶七十六萬”。
可憐的百濟就此滅亡，而在此期間百濟雖向倭國求助，但因倭國內發生內亂，革新派大臣被反革新勢力清算滅族，致使倭國無暇他顧，隻能眼睜睜看著喪失了在朝鮮的僅有的一點威信。
661年，蘇定方攻打高句麗，遇到大雪酷寒，唐軍主力不得不班師回國，隻有劉仁軌帶領少量軍隊留下繼續堅守在百濟。百濟雖然滅亡，但以盤踞在白江口一帶的百濟王子扶餘豐等殘餘勢力一直尋找機會複國，眼看大唐主力回國，扶餘豐自認為唐軍守備力量空虛。於是再次寫信向倭國求救，此時倭國朝廷已趨向穩定，為恢複往昔威信，決定舉全國之力出兵朝鮮，至此白江口之戰正式拉開序幕。
鏖戰白江口，一場實力懸殊的無情碾壓。倭國經過近兩年的戰爭準備，於公元663年八月征調全國80%的兵力，包括海陸軍4萬人，戰艦1000餘艘，浩浩蕩蕩駛離日本本島，殺向白江口。而唐朝這邊並沒有舉國動員，僅靠駐守在新羅的劉仁軌率1.3萬人，戰艦170艘率先進駐白江口，迎戰倭軍。
從表麵上看，唐朝與倭國規模相差懸殊，從軍隊數量看，倭國是唐軍近四倍，從戰艦數量看，倭國則是唐朝近十倍。但當時的唐朝如日中天，史稱“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
從微觀上，即白江口之戰的雙方實力對比則集中體現在海軍軍事技術和戰術層麵。當時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種大小船隻，尤其是“俞大娘航船”、南海船，船長十餘丈，這在當時都是巨無霸般的存在。在白江口的唐朝軍艦很多都是高數丈的樓船，無一不是艨艟巨艦，體型巨大，船體堅固，設計精良，而倭國都是舢板小船，雙方的戰艦噸位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據稱有四百多艘木船被唐軍連發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
公元662年8月17日，唐朝的水軍與日本的水軍同時抵達白江口，兩軍立即投入了戰鬥。當天，雙方戰船交織在一起，箭矢如雨，射出的火箭映紅了海麵。在三個回合的較量中，仍未分出勝負。
直到18日，雙方發生第四次大戰，由於日軍高估了自己的兵力優勢，輕視了唐朝軍隊的作戰實力，盲目拚殺。唐朝軍隊統帥看到日軍毫無次序地直衝過來，立即變換船隊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日軍圍困起來，使日軍船隻相互碰撞，400餘艘戰船相繼被毀，士兵大多數溺亡。
此役，日軍損失上千或溺死，或被斬殺，盡皆沉於白江口水底。海軍大敗，百濟陸軍也抗不住唐、羅聯軍的進攻。扶餘豐逃亡高句麗，周留城內拒守的百濟王室扶餘忠勝、扶餘忠誌兄弟率城內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死的倭軍兵將，“一時並降”。
陸戰方麵，倭軍同樣擋不住唐軍的淩厲攻勢，當時倭軍所用的刀還是漢朝時期的製作技術。而唐軍已使用精煉強悍的雙柄陌刀，倭國弓箭也是竹弓，威力較弱，士兵披的甲大部分是皮甲，防護能力很差。從戰術上看，本就實力羸弱的倭軍騎兵尚未掌握長矛衝鋒和馬上衝陣的要領，隻會陣地前對射和揮舞軍刀進行小群戰鬥。這與馳騁在草原，打敗強大突厥的唐朝騎兵相比，如同孩童與青壯年的格鬥，最終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倭軍在陸戰中幾乎全軍覆沒。至此這場持續僅幾天的白江口之戰以唐朝的大獲全勝而告終。
白江口海戰勝利後，唐朝軍隊繼續攻打高句麗，日軍再也不敢支援了。668年，唐朝與新羅聯軍攻陷平壤，留下大將薛仁貴等2萬多士兵鎮守，這個存在了705年的高句麗就此滅亡。
這場戰爭對於唐朝來說，規模雖然不大，曆數整個大唐對外戰爭，白江口之戰都是排不上號的，不過這場戰爭的結果卻影響未來東北亞的地緣戰略格局。白江口之戰後，倭國軍力大損，其勢力全部退出朝鮮半島，百濟王子扶餘豐逃亡高句麗，百濟正式宣告滅亡。朝鮮半島三足鼎立局麵被打破，唐朝趁此機會於668年派遣大將李績一舉踏平高句麗，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未竟之事業，收複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同時設置安東都護府，留薛仁貴等二萬餘兵馬鎮守平壤，存在705年的高句麗最終被納入唐朝勢力範圍。
對於倭國而言，影響也極其深遠，668年，天智天皇繼位，意識到與唐朝的巨大差距，開始恢複與大唐的交往，承認大唐的東亞霸主地位，並派遣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來華學習政治製度、農業生產技術、語言文化。
公元669年，倭國決定把對外國號改為日本，意為日出之國，但直到701年，武則天執政時期，大唐才正式承認日本這個國號，而倭國改名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抵消其在白江口之戰的影響。但倭國內心早已被大唐的強盛和赫赫武力所折服，使得日本在此後近一千年不敢再起幹戈，直到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戰爭，明朝才與日本在朝鮮半島再次兵戎相見。
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令日本看見英國比中國更強大。1854年，美國海軍準將、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帶著軍艦來到了日本神奈川港口，逼著日本簽了《日美和好條約》。日本更是開始親身感受到歐美的強大。而明治維新政府發現依靠大英，則有機會實現日本千年以來的夢想 – 立足亞洲大陸。
福澤諭吉為日本的殖民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
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對於日本人來說，福澤諭吉可謂是鞠躬盡瘁，一生致力於教書育人，思想啟蒙。但對於中國來說，福澤諭吉極其鄙視，認為日本是文明，中國是野蠻。在這樣一係列思想簇擁下，福澤諭吉成為了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福澤諭吉的思想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脫亞入歐，侵占中國”。他的主要主張：
（一）鼓吹日本主宰東亞的“東洋盟主論”
在明治政府大搞維新運動之際，為了支持日本明治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福澤諭吉一方麵宣揚西方的民權主張，但另一方麵，他又認為在日本，人民無需有獨立思考和評議政府的自由，更不可有保留抗議政府暴政的權利，而隻應有擁護明治政府的 “國民職責”，以求“官民調和”之後達成“一國獨立”。這就是他後來所概括的“內安外競”論的淵源，亦即“國權擴張論”的淵源。
1878年他寫了《通俗國權論》，強調國際競爭的強權規則，認為名目甚美的親善條約、萬國公約，隻是國交之儀式，而國交之實質乃是憑借實力去爭奪權利；貧弱小國決無可能靠條約公法來維護其國權獨立，隻有實力強大才能確保國權獨立，並能兼收國權擴張之利。他甚至極為偏執地寫下了這樣的格言：“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箱彈藥。”他告誡民權派不要隻談民權而忘記國權，必須先把國權裝在心裏，並且努力追求國權之擴張。
在1885年以前，福澤諭吉還積極宣揚日本的“東洋盟主論”。他曾在《時事小言》中斷言：“方今東洋列國，為文明之中心且與西洋諸國抵抗而為他之魁者，非日本國而誰也?保護亞細亞東方，乃我責任也。”他建議日本政府積極采取行動，充當東洋文明的“指導者”，對落後的鄰國朝鮮“以武力保護之，以文明引導之”。1882年，他寫了《論朝鮮交際》，宣稱“日本已進入文明，朝鮮還是半開化”的落後國家，“因此我日本對朝鮮國的關係，應是當年美國對日本的那種關係了”。福澤諭吉還把中國清朝政府視為日本“引導”朝鮮進入“文明”的最大障礙。主張日本應以武力製衡中國，加緊對朝鮮的思想滲透。他派親信弟子牛場卓藏等人赴朝鮮積極 “以文明引導之”，支持金玉均等親日的朝鮮獨立黨人。由於朝鮮先後發生了“壬午兵變”( 1882年)和 “甲申政變”( 1884年) ，朝鮮的親日勢力被親中國清朝政府的勢力壓倒，致使福澤諭吉的“東洋盟主論”在朝鮮落空。但是，他的“東洋盟主論”則為不久以後在日本出現的“興亞論”提供了思想淵源。
（二）謀求日本征服東亞的“脫亞入歐論”
1885年3月16日，痛感其“東洋盟主論”失敗的福澤諭吉又地寫出了《脫亞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先用溢美之詞標榜“日本優秀論”，然後又用蔑視的語氣咒罵中國和朝鮮兩個鄰國是“野蠻”國家，是日本的“惡友”，叫囂“我日本國土雖位於亞細亞東邊，但其國民精神已脫離亞洲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他還說：“為今日之謀，我國不能再猶豫地等待鄰國開明，以共興亞洲了。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這明顯就是主張日本要像西方列強那樣去侵略征服東亞鄰國。
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一出，即為日本政府提供了可以對外大肆侵略擴張的“理論”根據，迎合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侵略需要。1894年，日本悍然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侵鄰謀霸的特別重大行動。
（三）他傲稱日本為“文明國家”，蔑視中國為“野蠻國家”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已是西洋化的文明國家，他對此有優越感，並因此而肆意蔑視中國。1884年，他寫了《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蔑視中國“不究其(西洋文明)主義而單采用其器”，所以“沒有進步的希望”。不如“我日本人一旦開國，人心為之一新，脫掉數百年的舊套，而追求新文明”。因此，“必須防止鄰國(指中國)的弊風汙染我(指日本)文明”，所以，必須摒棄支那色彩的一切東西。他在《脫亞論》一文中還宣稱：“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支那卻仍然“戀戀於古風舊習”而“不知國家改進之道”。他蔑視中國為還未“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的“野蠻國家”，是“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幫助”的“亞細亞東方的惡友”。因此，他建議：“不必因為他們(指中國和朝鮮)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其言外之意，就是鼓動日本要學習西方列強那樣武力侵略中國，以攫取其所需要的各種利益。
福澤諭吉設想，日本要實現“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即稱霸東亞的強國夙願，不能坐等國際時機來參與列強對“支那分割”，而是要直接發動對華戰爭，才是日本“擴張國權”的最好選擇。
1884年，他列出一張《支那帝國分割之圖》，把中國的東北地區、山東、河南、湖南、江西、福建、台灣等地分別標注為俄羅斯、德國、法國、日本各國的分割地。同年12月，他又寫出《戰爭一旦發動就應有必勝之信念》一文，聲稱“如果打勝的話，則我日本的國威不僅可以炫耀於東方，也會令遠方的歐美各國所敬畏。取消製外法權不必說，作為（與西洋列強）萬事平等的文明富強國，會永遠被東方奉為盟主。”他還鼓動說：“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願直接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也不足愛，願全部充作軍費。舉日本全國之力即可達到目的。此次朝鮮事變若果真引發日支兩國的戰爭，則我輩可以斷言：日本必然勝利。”
（三）以“文明”作幌子，極力鼓吹武力侵華的殖民主義理論
福澤諭吉大肆宣揚“文明戰勝野蠻”的“文明進化論”，叫囂“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他以“文明”作幌子，為日本武力侵華製造理論根據。早在1875年，福澤諭吉就在其《文明論概略》一書裏，認定日本已成為西洋各國那樣“文明開化”的國家了，而此時的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則還是“半開化”的“野蠻”國家。因此，日本對中國采取侵略行動，也和西洋各國侵華一樣屬於“文明”的戰爭。
1894年7月25日發生了日本軍艦偷襲中國清政府運兵船的豐島海戰。福澤諭吉就此寫了《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一文，宣稱這次“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因為“戰爭雖然發生在日清兩國之間，而如果要問其根源，實在是努力於文明開化之進步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的一方的戰爭，而絕不是兩國之爭”。這已經毫無疑義， 福澤諭吉就是要把“文明”變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托詞。
仔細分析福澤諭吉的理論，諸君不難發現，福澤諭吉的理論沒有脫離日本種姓製度的框架。隻不過以前被大唐與大明打服以後，維持中國代表文明。但歐美崛起後，變成以歐美代表文明而已。而福澤諭吉的理論是日本盡快在歐美幫助下，脫亞入歐，成為所謂歐美“文明”體係的高種姓。然後，代表這個歐美“文明”體係，改造與領導亞洲這些低種姓野蠻民族。
二戰之後，美國出於牽製中國與蘇聯的需要，延續日本薩長聯盟為核心的明治維新體係。因此，福澤諭吉的理論依然主導現在的日本政府。而福澤諭吉的頭像還在10000日元的鈔票上。隻要福澤諭吉的頭像還在日本鈔票上，日本依然以殖民統治亞洲為目標。
細究起來，日本“天皇”這個名稱本身就是要獨立於中國朝貢體係而設的。中國古代史學者西島定生認為，古代“天皇”製的日本，為了維係其自身的向心力，向國內顯示其統治地位的權威性，有必要製造一個假像：日本國對朝鮮半島諸王朝（新羅等）具有支配地位，而與中國曆代王朝則是處於對等關係。公元720年的日本首部史書《日本書紀》，就把朝鮮半島諸國描述為效忠天皇的國家（神功皇後征討新羅、三韓朝貢）。朝鮮史專家吉野誠指出，類似這樣虛構和創作的假像對於維係國內統治不可或缺。古代日本在天皇統治開始，就借著對朝鮮.中國和日本的定位，來彰顯天皇對國內統治的權威性。
1946年8月14日，昭和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一周年，天皇邀請前任首相鈴木貫太郎、現任首相吉田茂等人召開茶話會，會後，天皇侍從長稻田周一記錄了昭和天皇的發言。這個發言充分代表了日本的心態：
“輸掉了戰爭實在抱歉。但是，這並不是日本第一次戰敗。過去向朝鮮派兵，在白村江戰役中一敗塗地，最後從朝鮮半島撤兵。之後推行新政，成了日本文化發展的重大轉機。（諸君）考慮到這點，自然會領悟這次戰敗後，日本應走的道路吧！”
所謂“白村江之戰“”，是前文提到的，663年倭國（日本）軍大敗於唐帝國和新羅聯軍的一次戰役。昭和天皇就戰敗的責任向身邊有關人員致歉的同時，卻提出一千三百年前的白村江之戰，這點很值得關注。
追根溯源，“日本”這個國號是702年日本恢複派遣自669年以來長期陷入中斷的“遣唐使（朝貢使）”時，不再自稱“倭”而使用“日本”這一說法後確立的。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史書，煞有介事地將日本和唐朝之間的關係描述為對等關係，當然這是虛構的。
如此可見，盡管日本與唐朝的關係實際上並非對等，但天皇和他的官員卻一直以“唐為鄰、新羅為藩“”這樣的對外意識為前提進行統治。不僅如此，日本長期向唐朝派遣朝貢使（遣唐使），卻不願進入唐朝的冊封體製，它所持的理由也值得注意。這是因為，一旦日本進入了唐朝冊封體製，就不得不與同樣受中國冊封的朝鮮（新羅）處於同等地位，如此一來，日本支配新羅這個虛構的故事就會土崩瓦解。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石母田正認為，從根本上講，日本製造出“天皇”這個稱號的動機，就是為了要模仿中華帝國，製造出一個“東夷的小帝國”。既然仿照唐朝的皇帝號稱“天皇“”，就必須有朝貢的國家才對，如果要在周邊諸國裏麵找到這樣的國家，隻能是朝鮮半島的新羅。所謂“天皇”，“這一稱號本質上隻有在支配他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天皇之所以為天皇，朝鮮的從屬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每次變身都非常華麗，但日本還是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