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製

美國主導的“繁榮衛士”紅海護航行動，之前向39國發出邀請，現在說有20國參加了，但其中8個國匿名加入紅海護航行動，而澳大利亞之前就表示“不會派一艘軍艦或一架飛機”，隻派了11人前往巴林。不過好笑的事西班牙公開表示非常憤怒，稱美國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名字加入聯盟。西班牙副總統尤蘭達·迪亞茲 (Yolanda Diaz)在向 Cadena Ser 廣播電台發表的聲明中說：“國際社會急於保護紅海商業利益是極其虛偽的。但當談到保護加沙平民時，他卻保持沉默。”“不要利用我們來保護以色列。”

目前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退出了“守衛紅海”行動。拒絕將其軍艦置於美國指揮之下。荷蘭、挪威和丹麥拒絕派遣軍艦

而美國海軍表示，他們沒有足夠的軍艦來啟動針對胡塞武裝的“繁榮衛士行動”。據海事記者約翰·康拉德報道，美國已經建造了24艘瀕海戰鬥艦用於沿海地區作戰，但美國拒絕部署。胡塞武裝的反艦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是美國的擔憂。

因此，外界評論說，美國的紅海“繁榮衛士”行動實際上已經崩潰。

美國海軍曾經以為10艘核動力航母可以包打天下，這個戰略理論在幾十年後，已經破產。現在別說地區強國，連也門人都不把100架噴氣式艦載戰鬥機當回事。我們正在目睹人類軍事史上的再一次偉大變革，影響是非常深遠。因為導彈是未來海戰的藍海，與美國為敵的波斯占據了先手，拚命發展導彈，而不是去搞航母，當然伊朗也搞不起來。赫魯曉夫的未來戰爭理論其實是對的，隻是太超前了，數十年後被應驗了——導彈決定海戰，而不是航母決定海戰。曾經美國隻要在發展中國家的海域停靠兩艘航空母艦，就可以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局勢和整個地區的戰略格局的曆史，一去不複返了！

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約旦等多年來已經犯下了巨大的錯誤，在以色列和美國的幕後主導下，讚助針對伊朗的代理人戰爭，這讓中東地區一片火海。但他們什麽都沒得到，隻得到了失敗和仇恨。沙特阿拉伯與伊朗/敘利亞/也門之間來之不易的和平岌岌可危。

沙特已經在拚命轉軌，想專注於發展本身，離開地緣政治爭奪的戰爭。沙特知道自己打不過，買什麽武器都打不過，有美軍直接幹預也打不過，2021年就開始戰略收縮，如申請加入金磚，滿足做個富家翁。但是不夠，和他們過去的罪惡與導致地區被美軍控製的錯誤相比，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遭遇屠殺的情況下，他們更難置身事外。

最新的沙特民意調查顯示，高達96%的人反對以色列，支持哈馬斯，而沙特皇室隻能以拖待變。大多數阿拉伯王國的統治者並不具備很高的政治智慧。他們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榮華富貴，而在實質上不敢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但是由於國內民眾的巨大壓力，以及自己執政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君權神授”，所以也必須在表麵上去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他們將其歸結為宗教兄弟和阿拉伯人兄弟。但他們其實是對巴勒斯坦人沒有什麽感情的，隻是自己的統治來自於宗教而已。

現實是，他們其實希望巴勒斯坦人消失，這會簡單得多，他們可以繼續吸引投資者，繼續收取石油租金並在沙漠中央建造他們自我奉承的陰莖塔。現在他們遭遇了厄運，就是他們發現原來美國和以色列滅不掉巴勒斯坦人不說，地區戰火還可能要燒到自己。這一切都表明當年沙特王子費薩爾主導的泛伊斯蘭主義運動，因為他們的虛偽，領導權已經被伊朗與穆斯林兄弟會奪去。

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發展為二十世紀的新泛伊斯蘭主義，是在民族、民主運動中逐步實現的。該思想最早在19世紀由阿富汗尼提出，奧斯曼統治者哈米德二世視為穆斯林分裂國家的政治運動。在二十世紀前半期，還是弱小的世界穆斯林大會提出泛伊斯蘭主義，到了二十世紀60年代費薩爾國王重新掀起了泛伊斯蘭主義運動。代表新泛伊斯蘭主義主要來自三個世界性的泛伊斯蘭組織：世界穆斯林聯盟，伊斯蘭世界聯盟，伊斯蘭會議組織。在這三大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60年代以後國際性伊斯蘭活動日益增多，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穆斯林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伊斯蘭國家間認同感的增強，也標誌著戰後伊斯蘭世界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費薩爾與基辛格，中間是其繼任者哈立德

伊斯蘭會議組織就在尊重各國主權的基礎上強調：“促進成員國的伊斯蘭團結；加強成員國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和其他重要領域的合作，並安排參加各國際組織的成員國之間的磋商。”此外，新泛伊斯蘭主義也熱衷於在非伊斯蘭世界的宣教活動。傳播伊斯蘭教，壯大穆斯林隊伍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一項重要任務。《古蘭經》明確宣布“對於宗教，絕無強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伊斯蘭教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在西歐、北美地區，穆斯林人口也在迅速增加。

其次，新泛伊斯蘭主義既有來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導，為了吸引群眾的自下而上的支持，沙特與二戰前已經成立的穆斯林兄弟會結盟。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人哈桑·班納一直主動接觸沙特，1932年至1953年,在沙特的有限許可下，穆兄會在沙特得到了初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穆斯林兄弟會標誌與創始人人哈桑·班納

第一，哈桑·班納與時任沙特國王伊本·沙特建立了友好的私人關係，穆兄會受到沙特政府的資助。1932年，哈桑·班納在沙特朝覲並為建國不久的沙特國王祈福。這一姿態在當時尤其具有象征意義。一般來說,在伊斯蘭教中，隻有哈裏發才是被祈福的對象。為感謝哈桑·班納,伊本·沙特國王命令時任財政次大臣穆罕默德·蘇魯爾·法爾罕(Mohammed Srour al-Farham)向穆兄會提供資金支持。1948年，沙特國王還向躲避埃及政府追殺、逃亡到沙特的哈桑·班納提供出行車輛和私人護衛，暫時確保了班納在沙特的安全。

第二，穆兄會成員獲得沙特政府許可，可在沙特旅行、短暫居留並教沙特人讀書識字。同時，沙特也借助穆兄會製衡國內保守的瓦哈比派勢力。沙特建國之初，社會發展落後，亟需引進現代物質文明，但遭到瓦哈比派保守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該派認為引進現代設施即為“不信道”，穆兄會的支持由此為沙特國王推行現代化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

然而，即便當時沙特對穆兄會態度友好，也不意味著沙特允許穆兄會在其國境內建立分支機構。1936年，伊本·沙特就以禁止建立政黨為由，拒絕了哈桑·班納在沙特建立分支機構的請求。當穆兄會介入1948年也門軍事政變、參與刺殺也門伊瑪目並試圖在也門建立哈裏發國一事敗露後，沙特國王便開始將穆兄會視為威脅，同穆兄會斷絕官方聯係。這一情況一直延續至1953年。

埃及強人納賽爾上台後，出於抵製埃及納賽爾世俗民族主義政權，沙特主動接納大批被埃及政府鎮壓的穆兄會骨幹、成員，以及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同樣遭受打壓的穆兄會成員。大批逃亡到沙特的穆兄會成員進入沙特教育領域，獲得了擴大影響力的機遇。這一態勢一直持續至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

當時穆兄會許多著名人物進入沙特中小學及高校擔任教職。20世紀50年代，沙特國內中小學師資匱乏，文盲率高達85%。大部分從埃及逃亡的穆兄會成員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這批人很快在文化水平低、師資匱乏的沙特教育機構占據重要地位。1961年，沙特王室將整個麥地那伊斯蘭大學當做禮物送給了穆兄會，允許他們進行慈善活動，並向他們提供了活動經費。

1969年至1973年，來自敘利亞的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al-Mubarak)在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麥加分校的沙裏亞學院擔任領導。穆罕默德·庫特布(Muhammad Qutb)以及後來成為阿富汗“聖戰”組織主要領導者的阿卜杜拉·阿紮姆(Abdallah Azzam)也曾在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講學。

後來穆兄會成為沙特國內修訂教材和製定課程的一支重要力量。1964年，沙特當局授權穆罕默德·穆巴拉克為麥加的沙裏亞學院設計教學課程。由此，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成為“伊斯蘭文化(Islamic Culture)”這門新學科的創始人。他在這門新學科中教授現代伊斯蘭史和伊斯蘭體係這兩門專業課，將穆兄會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植入教材。學習經濟學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在“伊斯蘭文化”這門學科中受到穆罕默德·庫特布和阿卜杜拉·阿紮姆的政治影響。

奧薩馬·本·拉登

1965年,沙特費薩爾國王成立了一個旨在提升國民教育的專家小組，其中許多穆兄會人士即為該專家小組下屬的委員會成員。委員會主導製定了沙特教學大綱《沙特王國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該教學大綱對伊斯蘭概念的解釋摻雜了穆兄會的意識形態。隨著新教育政策的施行，穆兄會推動了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的伊斯蘭化。一些高校成立了伊斯蘭經濟學係、伊斯蘭心理學係和伊斯蘭社會學係，穆兄會成員在其中參與教學或組織活動。

除了在伊斯蘭文化和伊斯蘭社會科學領域外，穆兄會還對宗教學領域發揮著顯著影響。當時，有不少穆兄會成員在沙特高校教授經注學和伊斯蘭法學。1977年至年，埃及穆兄會成員成為沙特伊瑪目大學經注學係的領導人，該係其他8名來自埃及和敘利亞的教師也讚同穆兄會思想。僅有教義學這門學科由瓦哈比派烏裏瑪絕對掌控，沒有穆兄會成員參與。20世紀70年代，沙特高校出現兩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教學中心，一個是瓦哈比教義學中心，另一個是聚焦於伊斯蘭文化的穆兄會中心。

但“兩強並立”的時間並不長，穆兄會中心將其影響力擴大到其他係，甚至滲透進瓦哈比教義學中心。薩法爾·哈瓦利(Safar al-Hawali)就曾對穆罕默德·阿明·馬斯裏(Muhammad Amin al-Masri)稱讚道：“他做出巨大努力，才使得‘現代思想流派(Contemporary Schools of Thought)’被確定為教義學的指定教學內容。教義學這門課本應由具有現代伊斯蘭思想的穆罕默德·庫特布教授來授課”。20世紀80年代，由穆罕默德·庫特布指導畢業的學生也在各自任教的學校教授“現代思想流派”，繼續傳播穆罕默德·庫特布的思想。

總的來說，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費薩爾國王時期，沙特高校聚集了一批從敘利亞、埃及、約旦等國流亡而來的穆兄會教師。此外，沙特王室還支持穆兄會成員參與創建由沙特資助的伊斯蘭慈善組織和機構,其中包括1961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1972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會”(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

可見穆斯林兄弟會不是一個野蠻落後的恐怖組織，相反是一群有誌改革伊斯蘭，以適應現代化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

因為有官方在40年代末和整個50年代的支持，到了60年代，在官方的直接倡導下，加上穆兄會遍布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的社會網絡，就形成了官方自上而下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泛伊斯蘭組織。

另外，新泛伊斯蘭主義有著雄厚的經濟基礎，形成幾個重要的活動中心。由於這些中心都得到了不同國家的經濟資助，尤其是70年代以來，獲得生產石油的沙特、海灣國家、利比亞等國石油美元的支持。它們都有著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這是各種泛伊斯蘭中心得以宣教、傳播並支持各國伊斯蘭事業、進而從事其社會、政治活動的經濟基礎。目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沙特阿拉伯的吉達是它的重要中心。

最後，新泛伊斯蘭主義不再提出狹隘的反基督教主張，而是開始與其它宗教展開對話活動，希望通過宗教力量進一步團結全世界穆斯林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和猶太複國主義的侵略，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全。提出世界各宗教在平等、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對話與合作，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1924年沙特占領了希賈茲後，沙特人以穆斯林聖地麥加與麥地那守護者的身份自居，這對費薩爾的世界觀產生了重要影響。費薩爾世界觀的形成也離不開沙特與外部世界的交往，與外部世界交往總體上有利於沙特。在費薩爾看來，二戰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麵臨兩種威脅：一種威脅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東的傳播，這種理論是無神論的，強調追求物質的和世俗的目標，和伊斯蘭文化追求的目標相違背。因此，他號召所有穆斯林遵循《古蘭經》，放棄世俗的法律；第二個威脅是1948年建立的猶太國家，費薩爾認為這是對阿拉伯領土的侵占，號召所有穆斯林為捍衛他們的真理和信仰而戰鬥。

在費薩爾的眼裏，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信仰一神”，是“有經典的人”，而不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他認為西方尤其是美國出於政治利益和道德義務的考慮，應當保護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內的整個自由世界。

費薩爾國王決定推行新泛伊斯蘭主義政策，源於阿拉伯統一的鬥爭和沙特一埃及圍繞阿拉伯領導權的爭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版圖折射出一場意識形態革命：鬥爭的一方是激進勢力和阿拉伯社會主義力量；另一方為保守勢力。雙方之間的心理戰、政治宣傳攻勢此起彼伏，埃及處於阿拉伯政治舞台的中央。結果導致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阿拉伯冷戰”和“阿拉伯熱戰”。

新泛伊斯蘭主義的蓬勃發展首先應歸功於沙特出色的宣傳、組織和領導作用。沙特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伊斯蘭教的兩大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在其境內，使沙特便於借朝覷機會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聯係，伊斯蘭世界聯盟和世界穆斯林大會皆由沙特領導；二是沙特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是世界石油輸出國組織和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重要成員，巨額的石油美元收入使之有能力發揮領導作用。

費薩爾的泛伊斯蘭聯盟的三大國際目標是：伊斯蘭政府間的合作，消除蘇聯和激進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動員穆斯林世界站在阿拉伯一方反對以色列。費薩爾的新泛伊斯蘭主義更側重於在伊斯蘭旗幟遮蓋下的政治目的，即通過呼籲穆斯林的團結一致和支持伊斯蘭運動，不斷擴大沙特王國的影響，進而確立他在伊斯蘭世界的盟主地位。

其實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都是因為西方殖民而產生的。從1799年拿破侖入侵埃及開始，隨著西方殖民的深入，傳統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崩潰造成了社會脫節，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建立公正體係。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教各國人民反對西方殖民壓迫和內部封建統治的鬥爭日趨高漲，各種意識形態思想紛紛湧現。它們將奮鬥目標鎖定為：一、力爭創建一種新秩序，新秩序要能達到當代文明的物質和智力標準，能夠解決在社會機體內的衝突，並以此作為現代國家的基礎。二、試圖通過一係列的經濟和教育措施來鞏固國家的社會政治，以經濟為例，中東的幾乎所有思想都主張國家統治經濟。三、在曆史的基礎上，開闊中東社會的文化和知識視野，力爭重新解釋曆史，以建立對以往曆史的自豪以及對未來的自信心。

伊斯蘭改革主義是穆斯林知識精英麵對伊斯蘭世界的內憂外患所做出的一種反應，是以一批先進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伊斯蘭理論家為核心，以伊斯蘭教和社會政治改革為基本內容和曆史使命的社會文化思潮。目標在於試圖通過改革來協調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使伊斯蘭社會適應從以封建生產關係向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轉變。伊斯蘭改革主義力圖通過協調伊斯蘭教與科學、民主、理性的關係，完成伊斯蘭社會傳統與現代的協調與轉換，進而實現伊斯蘭社會的現代化。

伊斯蘭現代主義是指為使伊斯蘭信仰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而提出的各種主張，應采取的各種措施。核心是實現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為此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伊斯蘭教改革運動，統稱為現代主義運動。

伊斯蘭改革主義和現代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為賈馬魯丁·阿富汗尼（1837 - 1897）及其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 - 1905）等人。他們主張以理性和科學精神“堅持和改革伊斯蘭教，反對殖民主義、提倡理性、崇尚科學”，吸收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古蘭經》為基礎複興宗教，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並指出穆斯林是一個民族，呼籲伊斯蘭世界的統一同時推崇共和製和君主立憲。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的思想具有“托古改製”的濃厚色彩，並且在其思想框架內己經涉及到宗教和世俗、傳統與現代化的各種關係，為伊斯蘭社會接納現代化進行了有益的思考。

這個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與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根源。

現代主義的思想一方麵存在世俗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另一方麵又有返璞歸真、主張回歸原始教義的要求，因而與伊斯蘭改革主義相通。伊斯蘭改革主義和現代主義思想植根於伊斯蘭文化和社會之中，其思想中傳統文化的一麵成為泛伊斯蘭主義的重要思想源泉，但是其崇尚理性和科學的態度以及探索伊斯蘭社會道路的思想無疑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阿拉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地區政治文化，在思想淵源上同伊斯蘭改革主義相交融而生，在政治背景上同阿拉伯統一運動應運而發，在經濟基礎上同民族經濟的成長而成長，在文化上隨著現代化與傳統的矛盾的發展而發展。在這中間，伊斯蘭改革主義的先驅者傳給它由此出發的特定思想材料，成為它產生的前提。近代伊斯蘭改革主義就成了阿拉伯民族主義重要的源頭和出發點。

既然雙方的思想都是共同誕生於同一個土壤，加上兩國都處在轉型期或轉型末期。埃及剛建立共和國不久，而沙特也處於從一個部落酋長國擴展為現代化民族國家的轉型末期，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有賴於同周邊國家，特別是阿拉伯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其次，倡導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有利於樹立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再次，兩國都麵臨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和東方共產主義的威脅。最後，他們都受到以色列的擴張威脅。因此他們都盡量克服分歧開始合作。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信仰的顛覆（一百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