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數難逃 （中）

二十世紀初，時任洛克菲勒基金會秘書長的蓋茨曾這樣評論傳教士做出的貢獻：“對外傳教事業應當引起愛國者和慈善家們、一切有宗教信仰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們、一切我國的商人、企業主、財政家、銀行家和進出口商們和一切心目中懷有對本國的幸福關注的人們的興趣。我認為從長遠的觀點看，英語國家的人民所從事的傳教事業，所帶給他們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

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業和製造業，在文學、科學、哲學、藝術、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並在未來的世界裏將在這一切生活的領域裏取得收益，其發展將比目前的估計更為遠大。“

讀過《劫數難逃（上）》的諸君一定會對這句話重新理解。傳教士傳播的不隻是基督福音，可能是用基督福音包裝的左翼鴉片。

上回說到，康有為終於與李提摩太見麵。兩人可謂誌同道合，雙方都以挖自己祖墳為己任。李提摩太可以為一個他自己以為更崇高的信仰容忍屠殺基督徒和燒教堂；而康有為也是打倒孔家店的先鋒。隻是在下一直搞不明白，為何義和團殺基督徒，燒教堂就是野蠻與愚昧，而法國大革命的暴民做同樣的事就是前進道路中的一個錯誤？而且是錯誤不是罪行。

康有為著有《新學偽經考》，其中主要觀點是曆代封建統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經典，如《周禮》、《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因此都是“偽經”。而劉歆製造偽經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西漢的政權、建立國號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一朝之學，隻能稱之“新學”。

康有為寫這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拿今文來對抗古文，拿學校和策論來對抗科舉和八股，所有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變成托古改製，拿孔子來對抗孔子，因此減輕了非聖無法的壓力。用現代的話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認為此書“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

很明顯，康梁忽略了滿清入主中原以來對儒家學說的閹割，故意引導大家愚忠愚孝。如通過戲曲強調一句翻遍儒家經典也找不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下就以大家最反感的三綱五常為例。

三綱：

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

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

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

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

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

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

五常：

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

三綱五常不僅沒有強調愚忠愚孝，相反是強調責任與權力相匹配。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如果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則君與臣，國與民，父與子，夫與妻的關係也就不成立了。中國傳統的機製設計就是以儒生掌握道統，而科舉就是保證相信儒家道統的人占領官僚係統，從而確保皇帝盡愛臣民的責任。

從前做皇帝，外麵送給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來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為政治該公開，而六部尚書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呀。這在明代還是如此的。那時大官的任用還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則隻經過吏部。事關教育，則一定要經禮部的。而滿清則是皇帝私下決定，不再給政府行政長官預聞就可辦。這絕不能說是一種製度，也不能說它是習慣法，隻該說它是法術。為什麽？因為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則絕不能形成出製度。

明朝皇帝比滿清懶的就是這個原因。大明朝最懶的皇帝應該是萬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曆史上絕無僅有。不過這是在皇權與文官製度發生了劇烈衝突，皇權受到壓製的情況下發生的，不上朝是萬曆帝的消極對抗。皇權受到壓製？不是說明朝很黑很專製的嗎？事實是清以前的皇權一直受文官係統製衡。所以皇帝才用宦官或者外戚與文官係統抗衡。詳細大家可以重溫《蠱惑人心 滿清篇》。

康有為公然以滿清愚民之術為儒家正統，不是他學養不足，而且居心叵測而已。1929年，錢穆先生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鳴驚人。錢穆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120年間的五經異同和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梳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

《劉向歆父子年譜》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錢穆根據的僅僅隻是一部《漢書》。《漢書》人人都可以讀，未必人人都會讀。現代一般治經學的，通常不講史學；治史學的，通常不講經學。錢穆認為，經學上的問題，也即是史學上的問題。《劉向歆父子年譜》依據《漢書》談《周官》、《左傳》，他所持的就是這個觀點。

錢穆以客觀史實來解決今古文之爭，摧陷廓清道鹹以降常州學派今文學家散布的某些學術迷霧。《劉向歆父子年譜》不但結束了清代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同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的不白之冤。自從此書問世以後，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之間的鴻溝已不複存在，學術界已不再固執今古文誰是誰非的觀念。

錢穆舉證詳實，立意明確，凡是康有為曲解史文，抹煞反證之處，均一一曆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劉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為的錯誤曲解一目了然。自錢穆發表此文以後，名聲大噪，學術界均佩服錢穆慧眼獨識，碩學通儒群推之為劃時代的傑作。

胡適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昨今兩日讀錢穆（賓四）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七月）及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清華學報》六 ·一）。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顧說一部分作於曾見錢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為、崔適之說，殊不可曉。”這是《向歆年譜》初問世時的反響，是有關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手史料。

可見李提摩太與康有為都以顛覆自己的傳統文化為己任，當然惺惺相惜。當時康有為創辦主張變法維新協會稱的“強學會”，康有為知道廣學會的月刊《萬國公報》多年以來在高級官員之間廣為流傳，從未遭到過反對，便發行同名報紙。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報紙的內容都是從廣學會的刊物上轉載的。唯一不同的是，廣學會的報紙是在上海用金屬字印刷的；而他們采用的卻是政府的《京報》所采用的木雕印刷術。這樣從外表上看，與政府的機關報沒什麽區別。但在內容上，它介紹的卻是廣學會所宣傳的西方的觀念。

梁啟超聽說李提摩太需要一名秘書，立刻自告奮勇去協助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間都是梁啟超做他的助手。梁啟超開始辦報時，同樣與李提摩太主筆的《時報》有著關聯。梁氏一生辦了很多報紙，著名的有兩份，一份是《時務報》，一份是《時報》。前者隻比李提摩太的《時報》多了一字，後者完全相同。這絕不是巧合，它充分說明了李提摩太對梁啟超的影響。

《時務報》是維新派在華東的重要輿論陣地，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由梁啟超任總撰述。《時務報》初期，編撰工作由梁啟超一人負責，每天要寫4000多字的評論，還要撰寫、修改2萬多字的文稿。他隻能夜以繼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這樣，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數十篇政論，為變法維新而呐喊。其中最為著名、也最有影響的是《變法通議》。

這篇長文，在《時務報》上連載43期，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麵的問題，第一次全麵係統地闡明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時務報》大膽而新穎的言論使朝野大為震動，所譯外報文章又使讀者大開眼界，因而“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尤其是梁啟超撰寫的文章，更是風靡一時，以至於“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梁啟超在編撰《時務報》期間同樣開創了一種新的文體，後人稱為“時務文體”。

後來梁啟超前往凡爾賽參加和平會議，代表中華民國進行遊說活動。但他在倫敦首先拜訪的第一個人是李提摩太。這剛好是李提摩太去世前不久。

李提摩太與康梁關係之深可見一斑，因此深度介入“百日維新”運動也是理所當然了。按照他的自傳《親曆晚清四十五年》記載，他提議光緒：

（1）皇帝聘請兩名外國顧問；

（2）成立由八位大臣組成的內閣，其中滿人與漢人占一半，通曉世界大勢的外國人占一半；　　

（3）立即進行貨幣改革，奠立堅實的財政基礎；

（4）立即興建鐵路，開采礦山，開辦工廠；

（5）成立教育委員會，在全國廣泛引進西方現代學校及專門學院；

（6）成立處理信息的通訊社，由外國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培訓中國的編輯記者，以啟蒙社會大眾；

（7）為保衛國家安全，訓練足夠的新式陸海軍。

據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有一個更詳細的版本：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麵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後：“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後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幹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

簡單說來李提摩太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

雷書指出，慈禧太後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可見所謂“百日維新”隻不過是從原來清一色滿清占據董事局變成清美英日共治。這樣的變法相當於把滿清江山斷送他人，慈禧如何能接受？本來中國市場隻是滿人獨占，以前的廣州十三行隻是點綴，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市場，但讓外國人經商盈利與江山共管是另一回事。所有邪惡政權都相信權力才是一切，與外人分享權力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當年乾隆本來也想與英法貿易，但聽說法國大革命後，就立刻嚴防歐美這些更為邪惡的政權。他以為距離遙遠，加上幅員遼闊，隻要封鎖邊境貿易即可，對內還是嚴防漢人為主。當然正途是延續宋明開放貿易，與海外互相交流。但極端自私與自卑的滿清，害怕科技與貿易的發展是強漢，強漢意味弱滿。故此乾隆死後幾十年就發生鴉片戰爭，從此滿清再也沒有機會與歐美平起平坐。詳情可重溫《妖魔治術》與《拿破侖與乾隆》。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變後，光緒皇帝被囚，慈禧太後訓政。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後懿旨，溥儁入繼穆宗同治為嗣，號“大阿哥”。隨後大阿哥在弘德殿讀書，師傅為同治帝的嶽父、承恩公、尚書崇綺和大學士徐桐。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一日，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禮。

慈禧預定庚子年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舉行光緒禪位典禮，改年號為“保慶”。但京師內外，議論紛紛。大學士榮祿與慶親王奕匡(kuāng)以各國公使有異議，各種勢力也反對，建議此事停止。不久，義和團事起，載漪篤信義和團，認為義和團是“義民”，不是“亂民”。

五月，載漪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同時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七月，八國聯軍進逼京師，慈禧太後同光緒等一行西逃，載漪、溥儁父子隨駕從行。慈禧逃到大同，命載漪為軍機大臣。十二月，以載漪為這次事變的禍首，奪爵位，戍新疆。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等回鑾。途中，以載漪縱容義和團，獲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做“皇儲”，宣布廢除“大阿哥”名號。

在下認為，義和團事件隻是慈禧對“百日維新”，各國想平分大清的一個反擊，慈禧再笨難道不明白義和團不能抵擋外國軍隊，隻是當時真正能打的軍隊都在漢人督撫手中，因此慈禧隻能借助義和團這股力量。她希望利用義和團的人多勢眾鬧事，從而與各國談判而已，這點從清廷的宣戰詔書並未提名向何國宣戰，也未將宣戰文告遞交外國使節，在戰爭中，清朝與列強始終保持外交關係可見。隻不過慈禧並不能有效控製義和團的力量，最後導致八國聯軍入京城，自己倉惶西逃。

滿清與現代的左翼一樣，權力才是他們的根本，任何人想挑戰他們的權力，一定引起激烈的反應。前有斯大林想自立門戶而排猶，而最後被暗殺。現在如果認為拜登是老人癡呆，同時執行弱化美國，搞亂中東之策就以為有機可乘。那麽必須知道拜登的弱隻是說明猶太人不想隱瞞他背後執政的事實，如權臣喜歡扶持小兒做皇帝一樣。

《The Intercept》7月6日發表報告披露，拜燈已將超過15名前“WestExec”成員安置在他的政府內部的關鍵位置，從而將腐敗“合法化”。

WestExec是2017年成立的一家谘詢公司，它將自己推銷為“獨特的地緣政治和政策專業知識，以幫助商業領袖……國防、外交政策、情報、經濟、網絡安全、數據隱私和戰略通信。” 自稱跟美國政府內部有很深的“內部聯係”，並承諾向客戶提供第一手信息，或幫助遊說政府部門。該公司涉足了一係列谘詢工作，其中有涉及很多大國和俄羅斯的業務。

報道指出，“WestExec”的顧問人脈廣泛，出身顯赫，以至於他們擔任多個職位、任命和頭銜，曾在WestExec工作過的知名人士:

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

國務卿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

國家情報局局長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

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大衛·科恩(David Cohen)

副總檢察長麗莎·摩納哥(Lisa Monaco)

國家網絡總監克裏斯·英格爾斯(Chris Inglis)

可見一直以來這家公司才是美國真正的內閣，現在隻不過把這個猶太內閣推向前台而已，他們並不需要一個總統去指揮這個內閣。

慈禧用義和團挑戰西方失敗，最後隻能延續光緒維新的政策，隻是她利用她個人權威，努力維持在她生前董事局清一色代表滿清，也算是對得起滿清的列祖列宗了。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