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風日下 （上）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上回說到袁世凱即無濟世之心，也無梟雄之膽，以致兩次錯失稱帝時機，最後抱恨而終。然而袁世凱出自李鴻章，而李鴻章又出自曾國藩。難道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為目標的曾國藩也是無行之徒？

 

按照蕭一山先生的總結，曾國藩不滿於漢學的支離破碎,欲以綜合的經世學來改造舊的社會文化。所以他說:“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核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原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

 

從他的治學方法和態度中,都可以證明他不是純粹的理學家，而是一個經世學家。他要“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舍經世的禮學而無由。因為經世的禮學，才是孔子的修齊治平一貫之大道。考據、詞章、義理都不免偏於一隅了。中國文化被他們割裂誤解,堆砌蹈虛,無裨實際。以致遺毒流傳,社會停滯腐化，而猶日事於漢宋頓漸之爭。他洞悉症結,標榜經世,在學術上先有一番改造,然後才能有他的偉大事功。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應從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製》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曆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湘軍雖有少數出身行武的大將，如塔齊布、多隆阿、鮑超、劉鬆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駕馭之中，不能“自立門戶”。能“自立門戶”的羅、王、李、楊,大半都是理學家，隻楊嶽斌(載福)一人是行伍，而專領水師,與彭玉共事。彭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節行均高,嶽斌受他們的熏染，早非武人氣概了。

 

他們帶勇都守國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臨之以主,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所以湘軍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他們以維護名教為主義，衛鄉衛國，必忠必信。將領都沒有功名富貴的念頭，把高爵厚賞“都看作枇糠塵垢”。彭玉麟始終不肯做官，辭安徽巡撫、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兩江總督乃至兵部尚書。有人劾他“抗旨鳴高，開功臣驕蹇之漸”。彭玉麟就是湘軍的表率，羅、李、王雖以節烈早死，而勵誌清苦與玉麟同，都隻有事業心而無功名心。

彭玉麟  玉麟萬點一齊開圖

 

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鬥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製方麵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製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製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麵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儒家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係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製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都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曆史，效法曾胡”。

 

然而如此近乎完美的人格，但竟然還是做出殺降甚至屠城的舉動，這離儒家的仁很遠了。1861年7月，曾國荃攻破太平天國在安慶菱湖的十八座營壘，俘虜8000人。在部下的慫恿下，曾國荃用一種陰毒的手段把他們全部殺掉，過後良心深感不安。曾國藩去信安慰。

 

當時，太平天國的將士糧食用盡，示意投降。曾國荃擔心他們詐降，就命令他們先交出兵器。7月7日，菱湖營壘的8000名太平天國將士交出所有武器：6000支洋步槍、8000支長矛、1000支抬槍、8000支明朝火繩槍，以及2000匹馬。繳械後，太平軍暫時留在原來營中，聽候發落。曾國荃不知道怎麽處置這批俘虜，因為俘虜的人數幾乎和他的總兵力一樣多，萬一發生嘩變，很難控製。

 

他手下一名營官獻計說最好全部殺光。曾國荃道：殺也要想一個萬全的辦法。營官道：可以打開營門，將俘虜一次帶進十個，逐批砍頭，神不知鬼不覺，半日即可殺完。這條計策非常陰毒，連曾國荃都不忍心親自執行，就交給那個營官去辦。營官回到兵營準備停當，然後監督斬殺了那8000名俘虜。事後，他還洋洋自得地說，從辰時殺到酉時，隻花了一天時間。可憐那些太平軍，以為隻是過去投降，完全沒想到等著自己的是鋼刀。

 

得知弟弟擊破敵營，曾國藩非常高興，覺得攻破安慶有望。接下來幾日，他寫了幾封信給曾國荃，第一封建議曾國荃想辦法埋掉8000具屍體，或搬上舊船任其漂流而下，免得屍臭在營裏引發疾病。曾國荃在信中說自己為殺了這麽多人而良心深感不安。曾國藩又寫信安撫他說，如果孔夫子在世，也會說殺光叛軍沒錯。在另外一封信裏，他的語氣聽來幾乎是惱火弟弟的過度疑慮。他寫道：“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誌，何必以多殺人為悔？”

 

“曾剃頭“真不是浪得虛名。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日夜間，太平軍郜永寬與程學啟、鄭國魁、英國常勝軍統領戈登密會於蘇州城外陽澄湖上，達成殺譚紹光並獻城投降的協定。程學啟請戈登作保，自己折箭起誓不殺降將諸人。二十四日，郜永寬等人刺殺守城主將譚紹光及其親信千餘人。是晚，郜永寬獻譚紹光首級並率兵卒三萬餘人降清。

 

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寬、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範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等八名太平軍降將到淮軍營中見李鴻章，程學啟率百餘人突入午宴，將八名降將殺死。程學啟提著八人首級入城，稱“八人反側，已伏誅矣！”戈登對殺降一事不滿，認為違背君子協定，痛罵程學啟不講道義，還追殺李鴻章。李鴻章急忙向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和馬格裏（Halliday MaCartney）求援，請他們代為調解；李鴻章在給朝廷的《駢誅八降酋片》中說：“惟洋人性情反複，罔知事體，如臣構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曾國藩竟然稱讚這種行徑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李鴻章向美、英、法等國駐上海使團發一個文告，說明戈登本意是要寬赦降將，殺降時未在場，係中國人自己決定的，與戈登無關；一方麵又給常勝軍發了六萬賞銀，其中一萬給戈登本人。戈登既保護了名譽，又得到厚賞，便再也不告狀、不辭職了。

 

李鴻章軟硬兼施駕馭戈登的手腕，得到了官場的一致稱讚，曾國藩對此深為滿意。在一次早餐席上，他欣喜地對幕僚們說：“少荃算是曆練出來了。馭洋人沒別的訣竅，就在於軟硬兩手交替使用，運用得法。”

 

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容閎在1860年對太平天國進行了實地考察。他在從無錫到常州去考察太平天國的路上看到太平軍對於人民很好。他們竭力保護人民，由此來得到人民的認同。“當忠王(即李秀成)在蘇州時，嚐竭力欲禁搶掠之風，懸重賞以募奇才。謂有能出力禁絕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並頒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許殺平民，二不許妄殺牛羊，三不許縱燒民居。有犯其一者，殺無赦”。

他的《西學東漸記》寫道：“河中。河之兩岸，道路猶完好。途中所見皆太平軍。運河中船隻頗少，有時經日不遇一舟。運河兩旁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有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必且以是歸昝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官軍之殘暴,實無以愈於太平軍。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之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極嚴之軍法。”

 

1864年7月，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破太平天國天京（今南京）後縱火殺掠，屠殺中國平民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國史綱》引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死亡人數有爭議）。”太平天國天京城破三十餘年後，譚嗣同在南京仍聽當地人說：“（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

隻是不知曾氏兄弟屠城之時，他們認為自己是漢人還是滿人？曾國荃的暴行，連彭玉麟都看不下去了。曾經三次要求曾國藩誅殺曾國荃。

 

當時，曾國荃率領湘軍攻克安慶後，立刻展開大規模的屠殺行動。不分百姓、敵兵，進行屠殺，甚至連幼孤病老也不放過。彭玉麟在得知曾國荃屠城的消息後，非常憤慨痛心，他要求曾國藩大義滅親，誅殺曾國荃，這是彭玉麟第一次請誅曾國荃，因為這件事曾國荃懷恨在心，借著自己是曾國藩胞弟的身份，處處與彭玉麟作對，二人矛盾不斷激化，在1864年曾國荃攻克江寧後。曾國荃又一次率部大肆屠殺平民，並且燒殺搶掠，彭玉麟得知後，感慨曾國藩用人不當，再次請求曾國藩誅殺曾國荃。

 

然而曾國藩迫於當時的局勢和自己私心並沒有按照彭玉麟的意願執行，隻是將書信轉交曾國荃，要求其內省自身，嚴苛治兵，曾國荃在接到書信後怒火中燒，決定除掉自己在湘軍中的頭號大敵彭玉麟，他利用自己是曾國藩胞弟的身份，將其手下心腹柳壽田安插到彭玉麟所在營中，讓其見機行事，破壞彭玉麟在軍中樹立的聲譽威望，柳壽田自恃是曾氏兄弟的親信，在彭玉麟營中胡作非為，散播謠言，擾亂軍心，這觸犯了彭玉麟最後的底線，他決定不再顧及與曾國藩之間的情誼，不僅撤銷了柳壽田職務，而且割去了他的耳朵，隨後第三次致信曾國藩，希望他以大局為重，誅殺曾國荃。

彭玉麟一生不慕名利、不避權貴、不治私產、不禦姬妾。雖然一生六辭高官，卻在國家危難之時，抱著年邁多病之軀，臨危受命，抵禦外敵。一生畫梅吟詩，紀念與他相戀早逝的梅姑，癡情重義，終生不悔。在權貴當道、腐敗之極的鹹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成為了一個罕見的清廉、正直、淡泊、重情重義的名臣。如他自己所述：“臣素無聲色之好，室家之樂，性猶不耽安逸，治軍十餘年，未嚐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傷，積勞多疾，未嚐請一日之假回籍調治。終年風濤矢石之中，雖甚病未嚐一日移居岸上”，“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歸”。

 

我們在再分析太平天國的對外貿易，英國人呤喇舉出在英國未對太平天國進行幹涉戰爭之前，當太平軍初克寧波的時候，英國駐華外交官夏福禮在公函中報告太平天國在寧波設立本地稅卡、設立海關，說“這是他們所喜愛的計劃，也是組成他們攻占寧波的計劃的一部分”，又說“太平軍具有正規的編製，可以從中選拔幹部核心，擔負各種特殊任務”等等的話，

 

他就舉出英國進犯太平天國的主要首腦陸軍提督斯狄夫雷在1862年7月8日自上海寄給英國陸軍大臣的公函中所說“為了進行貿易，前往叛軍轄區的歐洲人均受到了有禮的接待，最近兩周內，大量的絲運到了上海,貿易似處於興旺狀態”。又舉出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所說自1860年6月至1861年6月間，上海絲的出口總數達八萬五千包。

 

當時中國出口的商品以絲、茶為大宗，而從1860年後，全部產絲區都在太平天國轄境內，一部分產茶區也在太平天國轄境內。如果太平天國是一群“血腥劫掠"的“強盜”，一群“徹底破壞者”，在它的轄境內就斷不可能有生產，如果太平天國沒有組織政府的能力，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得到人民擁戴的政權，也就不可能發展生產。所以，從絲、茶出口的增長或減少,就可以有力地回答有關太平天國的種種問題。

 

為此，呤喇搜集有關當時中國絲茶出口的統計數字，編製了一個《中國出口的絲茶表》。這一個表說明了在太平天國統治的時期絲，茶出口年年增加，尤其是生產全部在太平天國轄境的蠶絲更為顯著地表現出出口激增的情況：計在1845年至1853年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前八年間，中國蠶絲輸出數量每年平均是16,000包至26,000包；自從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占領有一部分產絲區之後，蠶絲的出口就從25,571包飛躍地增加到61,984包。

 

1860年6月，攻克產絲首府蘇州，乘勝攻克浙江嘉興，在太平天國占領這一個地區後的第一個貿易年度，1860 至1861年度，蠶絲出口數量增漲到88,754包，達到了中國在以往任何一個年度中輸出數量的最高峰。到了清軍與英法聯合向江蘇、浙江進犯，太平天國被迫從產絲區撤退之後，蠶絲的輸出就立時比太平天國統治期間的輸出數量下降幾乎一半。

 

李秀成被俘後敘述英國派人到天京與天王交涉，提出幫助太平天國打倒清朝，平分中國，否則進攻太平天國，天王斷然了以拒絕的經過。雙方決裂後，英國使者回到上海，一麵趕調救兵，一麵敦促上海官紳趕緊向清朝皇帝奏請準借洋兵防守上海，急待與清朝結成軍事合作。後來英、法公使就急不可待親自向清政府提出軍事合作的要求。

 

曾國藩在《籌議借洋兵剿賊折》複奏說：奉三月初二日寄諭：近複據英、法兩國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釁，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剿賊，並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等語....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幹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

 

於是英法與清朝就結成軍事合作共同對付太平天國。同時1862年春，太平天國進攻上海。

 

英法這種兩麵同時支持賣軍火牟利，而最後選邊的手法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英國人的老謀深算，扶持太平天國壯大的策略造成大清權力移於漢人之手，由中央集權變成地方分權，另外上海公共租界的出現，則昭示著清廷部分行政、司法權的喪失。在財政經濟方麵，造成厘金製度的興起，致使海關管理權落入外國人手中；在貨幣製度上，朝廷萬般無奈之下實行貨幣膨脹政策，社會民生深受其害;長江流域的減賦，也可以說是同治中興的原因；同時使得朝廷開始舉借外債。這些都為他們以後真正控製中國打下堅實基礎。

 

還是錢穆先生評論精確：“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呂【晚村】諸儒之議論，早已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摧殘而泯滅。湘軍諸帥寄托在異族政權的卵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保存與發皇，豈異夢寐！因此一方麵【粵軍】（太平軍）隻注意到民族政權之爭取，一方麵【湘軍】（曾國藩）隻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們都不知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政權之不可分離，而結果乃演出同族相殘之慘劇。

 

太平天國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借助宗教來吸收人員並且發展壯大自身的農民起義，他最大問題是打倒孔子，失去廣大士人之心，不知振興華夏不能拋棄自己的傳統而已。而且洪秀全出生底層，當占據半壁江山後，已經德不配位，引至內訌。

 

曾國藩希望通過對叛賊大開殺戒甚至屠城的方式，得到清廷統治者的信賴，盡管曾國藩和李鴻章手握重兵，但是一直被清廷所猜忌，擔心這些漢人官僚掌兵後造反，如果他們大肆吸納降軍降將，是否有不臣之心呢？這個名臣說到底還是不敢邁出關鍵一步。

 

當然就算曾國藩想邁出這一步，也同樣麵臨洋人支持誰的問題，他的湘軍腐敗也相當嚴重，他如果舉兵湘軍會否分裂？曾國藩的悲劇可能是生於天下大變的過渡期，人力不能回天。或者從他屠城那一刻，他就決心做一個滿清奴才。

 

連所謂的“理學”名臣曾國藩也是如此名不副實，那麽他培養的接班人李鴻章又好得哪裏去？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