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事在天 猶太祭司的煩惱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華爾街通過多年高通脹之後，美國國債隻占GDP的26%。話說二戰之後，經曆馬歇爾計劃，韓戰，越戰與冷戰，美國國債不斷升高達到已經無法維持金本位。終於尼克鬆總統下令脫離金本位，用大通脹的策略稀釋國債。

 

此時“凱恩斯理論”派上用場。凱恩斯主義認為失業隻會存在於經濟低迷的時候，這時候生產停滯，利率降低。而通膨則隻會存在於經濟高漲時候，這時候生產發展，利率提高。凱恩斯認為失業與通脹這二者絕對不會並存，由此提出了解決失業問題的“妙招”——增加貨幣供應以刺激需求。凱恩斯主義對失業零容忍，但卻對通脹有極高的容忍度。印鈔解決失業短期有效，長期明顯是忽悠，但高通脹解決國債確實是良方。

 

 

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凱恩斯主義”流行的四十多年間，通過不斷刺激需求，失業問題被有效控製了，但因為過度刺激，通貨膨脹愈演愈烈。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中期，出現了兩輪通脹帶動的利率上漲周期：貨幣刺激——拉動經濟高漲——通脹上升——利率被動提升——經濟回落——進入下一輪周期，符合“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但是到了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美國出現嚴重的“滯漲”，即更高的通脹和更高的利率，卻伴隨經濟衰退和嚴重的失業，通脹與失業同時出現，“凱恩斯主義”徹底失靈了。

 

回顧“凱恩斯主義”盛行的這四十多年，利率和通脹波浪式上升。至1980年，反映美國通脹的CPI爬升至14%以上，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被動跟隨，在1981年6月達到曆史最高值19.10%。有意思的是，這40多年間，伴隨利率水平波浪式攀升，美國聯邦債務與GDP的比值卻逐級下行，合理的解釋是，通脹拉升了名義GDP，而高企的利率抑製了借債需求。

 

裏根經濟學的秘訣是不斷印鈔的同時拉高股市與樓市，讓印出來的錢首先進入股市與樓市，同時迫使中產階級為了解決住房與投資需要，不斷增加負債，這樣就限製了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支出，有效限製了通脹。

 

在此基礎上，“裏根經濟學”采取的是主動加息，未雨綢繆式的加息。美聯儲盯住事先設定的通脹目標，並且昭告天下，接近或超過此目標美聯儲一定要加息，直至通脹被遏製，市場已經對此形成統一的預期，CPI被牢牢地控製在設定目標之內。所以，美聯儲近40年的6輪加息都是虛張聲勢的加息，一半靠打提前量“漸進式”小幅加息，一半靠恐嚇市場。因為央行太過強大，市場自是忌憚，每輪加息不用加到上一輪加息的高點，便能奏效。

 

反而“裏根經濟學”的降息是被動的。當出現危機或者經濟衰退，美聯儲以降息拯救經濟，降息沒有下限，直到經濟複蘇為止，所以降息周期的低點一次比一次低。即便如此，降息的效果也一輪比一輪差，零利率直至負利率，經濟尚不能複蘇，近40年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處在一個巨大的下行通道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看下圖就可以理解以上的分析。以1981年為分水嶺，之前的40多年，美聯儲的曆次加息，高點一次比一次高，分水嶺以後的近40年，美國曆次加息的高點卻一次比一次低；分水嶺之前，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逐年下降，而分水嶺之後的近40年，聯邦債務卻逐年攀升。為什麽？答案很簡單，因為分水嶺之前是“凱恩斯主義”，分水嶺之後是“裏根經濟學”。

 

 

圖中，第一條曲線為美國利率長期走勢，第二條曲線是反映通脹率到CPI走勢，第三條曲線是債務比率圖表（美國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雖然圖表是反映的是美國的情況，但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大同小異。

 

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81年（紅色豎線處）是一條分水嶺：1981年之前是“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利率和通脹率都運行在一個巨大的上行通道中，債務率則在一個下行通道內；1981年之後是“裏根經濟學”當道的時期，利率運行在一個巨大的下行通道內，通脹率被牢牢控製住，波動越來越小，而債務比率則不斷攀升，一浪比一浪高。

 

原來裏根這個所謂保守主義的領袖，是高利貸經濟的推動者。同時經過華盛頓沼澤的多年策劃，令到產業鏈不斷遷移。從而不斷在美國製造鐵鏽區，複製底特律模式。

 

這些政策的後果早在1977年，已經由中國現當代最偉大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家錢穆先生在《再論中國社會演變》中指出：“日本為中國文化之一支，其社會形態亦屬中國型。其男女關係夫婦製度，更屬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來，社會經濟飛躍，整體人生，隨而生變，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礎動搖，幼童老年，全受影響。此實以物質繁榮，人情易趨涼薄。群體渙散，社會組織轉以工商團體之事業經營為主，不以人與人相處感情上之交融互洽為本。財富日增，人生情味日減。繼此以往，不加警惕糾挽，實有人倫道喪，天下將亡之憂……而當前中國社會，則亦順此潮流，奉為榜樣，向之邁進。其最後歸宿，豈不已彰灼在目。”

 

 

在高利貸經濟的壓榨之下，全球包括我們東亞各個經濟體越來越多的年輕男女喪失了組建家庭和生育的能力，香港甚至一半的青年人不能結婚，日本30歲女性中還有一半的人是處女，韓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全世界倒數第一，還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內地2020年新生嬰兒僅1003.5萬，這裏麵恐怕還有相當的比重是少數民族作出的生育貢獻，如果扣除少數民族嬰兒，漢族新生兒數量可能就是800萬左右，這對於一個13億人口的大民族來說，基本上等於是喪失生育能力了。

 

同時產業鏈的喪失，也是國力的喪失。一場疫情測出了全球供應鏈的各種問題和各國生產力的彈性，以及擴張能力。在這場比賽中，美國隊大敗而回，大陸成了全球供應鏈的樞紐。2008年開始，大陸已經在平視美國的經濟製度。（這是保爾森的回憶錄裏說的）。

 

2020年，在極端的情況下，美國依然無法快速回複並擴容他的生產力。而且比較悲催的是，美國給老百姓發補助，轉手通過amazon就交到大陸手裏了。

 

消費拉動內需，拉動產業複蘇，解決就業，增加普通人收入的傳統經濟理論上的方法在美國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在很多產業上，大陸已經初步掌握了定價權。如果你分析一下過去一年日常用品漲價幅度，就會明白我在說什麽。

 

這也是在阿拉斯加峰會上的底氣。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後麵怎麽辦？會不會分手？如果沒有爭霸之心，老實做一個可控的對手，現狀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3月24日，瑞典服裝品牌H&M發表在官網上的一份聲明，聲明表示，H&M不與位於新疆的任何服裝製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采購產品/原材料。這是從原材料開始分手。

 

像蘋果公司及其代工廠最近兩年一直靜悄悄的在東南亞、印度、墨西哥培養符合要求的組裝工人，並且未來5年將加大力度培養上百萬符合要求的組裝工人。伴隨每年在海外培養十萬級數量的工人，與此同時代工廠不斷關閉在牆的生產線，若想實現轉移幾乎全部產能需要5年左右的時間。離開的再不會回來了，不論5/10年後會否發生全麵變革。

 

另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開始實施川普任期行將結束時通過的法律，SEC在周三的一項聲明中表示正在采取初步措施，迫使會計師事務所讓美國監管機構審查其對海外公司的財務審計。根據國會去年12月通過的一項法律，連續三年不遵守該規定的公司將被逐出紐約證券交易所或納斯達克。

 

目前大量急著上市的ipo公司，不是說他們成熟了，可以上市了。而是美元資本為了退出，才那麽著急一窩蜂衝過去。從這個角度看，跨國資本是認為脫鉤會發生的。

 

如果要把供應鏈搬離之後怎麽辦？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由於美國人口素質和結構的問題，短期內很難把產業鏈重新建起來。但是一些可以通過自動化，不依賴人力的產業，還可能有機會。其他的轉移到東南亞印度也是他們的選擇。

 

猶太祭司的多年謀劃，往往在最後關頭出問題。問題出在他們慕容複策略已經人盡皆知。當年斯大林已經把華爾街當初是如何同時扶持蘇聯與希特勒，而在最後關頭拋棄元首，看在眼裏，當然不願意步元首後塵。難道現在又可以騙其他人？他們要弱化美國，同時培養一個敵人的策略，當美國喪失軍事科技與經濟優勢的時候，他們自己培養的敵人難道還聽話？華盛頓沼澤好像希望拉自己頭發把自己拿起來一樣。

 

下回我們一起回顧裏根與戈爾巴喬夫的故事，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