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眼看人生
每當我貼出一篇博文，屋後形單影隻的鳥兒便唱出啾啾的歌聲
當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鬧醒時，心裏非常地氣惱，平時睡眠一向很淺，一旦被攪醒，便再也不能繼續入睡。如今疫情嚴重，我封閉在家無法出去散步鍛煉，黑白顛倒更是昏頭昏腦，偏偏現在有人非要三更半夜地乘人入睡時騷擾。我決定不予理睬，伸手去抓床頭櫃上兀自震動不已的手機。但就在我把它拿到準備關機時，眼睛的餘光看到的好像是姐姐的名字。我心頭的怒氣連同睡意頓時消了大半，趕忙打開燈，接通了電話。剛一接通，就聽姐姐一邊嚎啕大哭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叫道：二弟耶，出事了出事了！你快救救蟲蟲！他們要把她抓走了，正在用斧子砸她的門喲！
我是家裏兄弟姐妹中唯一讀到了高中並考上了大學而且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小到我們家，大到整個村鎮，乃至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親戚，隻要有什麽牽扯到官老爺的事不能解決，就會找我，因為北京對他們來說就是大官們為民做主的地方，何況我還在中央工作？他們不知道我其實隻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部門的一個無權無勢的小職員。但對姐姐我有著特別的感情，即使事情沒有這麽嚴重和緊急，我也會竭盡全力地滿足她的請求。
姐姐是受過傷害的人，我曾親眼看見她像動物一樣被殘忍地虐待。
那時我剛上高中，有天放學回家，驚訝地發現媽媽在做晚飯，平時這個時間她不是在田裏就是在地裏，做晚飯是我放學後該幹的活。我正要詢問，發現姐姐正坐在灶台後添柴加火。原來是她從婆家回來了。晚上吃飯時聊了什麽，我已不記得了，留在記憶裏的隻有我和媽媽後來的對話。我們有這個對話是因為媽媽做了兩個蒸雞蛋，但不允許我吃，她自己也一口未沾，都給了姐姐。姐姐走後，媽媽歎了口氣，對我說：“你姐姐又懷孕了，饞得慌，家裏一天三頓盡吃鹹菜，她回來是想討口葷的。我們家現在哪有錢去買葷菜？隻能蒸兩個雞蛋給她吃。我知道她也沒吃好。”我當然知道我們家的底子，自從父親英年早逝，我們就落到了社會的底層，就連與別人換勞力耕種收割都會遭受白眼，因為我作為男孩還沒有多少力氣。但我完全理解姐姐嘴饞。我當時正在發育，長身體，每天上課總是因為想著吃的而不能專心聽講，早餐倒是吃了泡水的鍋巴因為不好消化並不會饑餓，但到了下午和晚上，往往會餓得心慌。有一次做晚飯時，我偷了一個雞蛋，塞到柴灶裏，想把它燒熟了吃，沒想到它在柴火裏會爆炸，我趕忙把它扒拉出來，連灰也來不及吹幹淨，就塞進嘴裏，把喉嚨燙得晚飯也沒怎麽吃。幾天後，媽媽準備拿幾個雞蛋去換鹽巴時，才發現少了一個，她隻是問了問我，並沒有再追究。我當然知道雞蛋是我們家的最大財產，母親用它來換取油鹽，也用它來預備我下一個學期的學費。
那天晚上，我從媽媽的愁容裏看得出，她肯定還有別的什麽心事，如果隻是因為姐姐沒有吃到葷腥，她不會在姐姐離開後就一直愁眉不展。答案是在四個月後解開的。那一天深夜，我正在做作業，媽媽在做針線。我忽然聽到窗外有人在小聲地喊我的小名，我有些害怕，去告訴了媽媽。開了門，是姐姐。我正納悶她為什麽這麽晚還要過來，而且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樣，卻發現她的肚子比往常大了好多。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她是為了不被抓去墮胎到我家來躲藏的。姐姐已經生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名叫童童，但姐姐的舌頭有些殘缺，說話漏風，總是把她喊成蟲蟲，所有同村的孩子也這樣叫開了。姐姐不止是舌頭有些殘疾，她的右眼也看不見。有一年冬天，那時她才三歲，我們村長的兒子為了搶著取暖，把她推倒在火盆上，等到媽媽聽到哭聲跑過來，把她嘴裏和眼裏炙熱的木炭撣掉時，她的舌頭和眼珠已經被燒壞了。姐姐最終嫁到了幾十裏外的山溝裏，丈夫是個老實巴交的光棍，但他的哥哥已經有了一個兒子，所以姐姐家即使第一胎是女兒，按照計劃生育政策，也不準再生第二個孩子。
一個月後，也是在吃晚飯的時間，一夥不知道什麽身份的人來到我家，說要找姐姐。媽媽說，你們找她不去她家，來我家做什麽？領頭的很不客氣：她沒有家了！她的家已經被抄了被拆了！你要不把她交出來，你這個屋子我們也要拆。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姐夫已經被抓走關到了派出所的號子裏，童童被送到了她奶奶家。我也不知道，是姐姐的嫂子把她報告給了鄉政府的計生辦，因為她是村裏的婦女主任，平時就用贈送免費衛生巾來掌握村裏所有育齡婦女的生理周期，知道誰沒來例假誰懷了孕。據姐姐說，計生辦的人已經騷擾她有兩個多月了，要強行把她抓到鎮上去做流產和結紮。“你生下童童不就已經結紮了嗎？”媽媽問。姐姐說她也不知道怎麽又懷上了，既然這是天意，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
那夥人沒再理睬媽媽的爭辯，推開我們，開始在屋裏翻箱倒櫃地尋找起來。他們當然找不到人，因為姐姐躲在屋後的豬圈裏，平時三餐都是我們送過去。“你跟你女兒說，她要不來自首，她老公就會一直關著沒吃沒喝直到餓死。再過一個禮拜，我們也要把你抓走，再把你這兒子抓走！還要把你們家的屋子給拆了。”我當時被巨大的恐懼壓抑得喘不過氣來，但媽媽覺得這夥人是虛張聲勢，還在說：你們找不到人，跟我這做娘的來較什麽勁？
姐姐覺得在這裏躲下去會連累我們，於是在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她獨自離開了。但這並沒有洗清我們的嫌疑，媽媽還是連同家裏所有的雞和值錢的東西一起被帶走了。我真的很擔心，再過兩個禮拜，他們要是再找不到姐姐，真的會把我也抓走，把我們的屋子給拆了。一個月前，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姐姐一家的。媽媽進了號子，我隻好輟學照顧田地，以免秧苗和豆苗旱死。就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姐姐乘著月色又回到了我家。她說這一段她就住在屋後的一個山洞裏，靠泉水和野菜野果子活命。回來後，她還是躲在豬圈裏，但平時會在我忙活田地時幫著做飯。沒想到炊煙暴露了她。我在門口的田裏幹活，竟然沒有注意到有那麽多人到了我家，聽到哭喊聲才知道他們已經破門而入，把姐姐按在廚房冰冷的水泥地上。姐姐拚命反抗，但那些身強力壯的男人就像叉著一頭豬一樣把她抬到了鎮上的衛生所。
再次見到姐姐是兩個月後，媽媽用紅布包了六個藏在米桶裏的雞蛋，帶我去看她。當她從床上坐起來吃雞蛋時，我才發現不止是臉上她的手臂也都是抓痕和大片的青紫。她一邊吃一邊又哭了起來：孩子流下來還是活的，都成了人樣了。接著她又抹了把鼻涕：要是不流，今天就是她的預產期。媽媽沒有看她，隻是說：隻要大人沒事就好，你看我們村老龔家的媳婦，墮胎後人都瘋了，整個成了廢人，家裏人都把她當作丟人的累贅。
當我半夜聽到電話裏姐姐的哭喊，說有人正在用斧頭砍童童的房門要把她帶走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童童懷孕了要被抓去墮胎？但又覺得不對，因為童童剛剛結婚，還沒有孩子，而且她曾明確地跟她媽媽說，她不想要孩子，“城裏頭什麽都貴，我連房子都買不起，哪有錢養孩子？”即使姐姐說可以送到老家幫著帶，童童也毫不動搖，“我好不容易從老家跑到省城，在這裏活下來，還把孩子送回那個山溝？那我們祖祖輩輩命運不還是改變不了？”
我定了定神，把嘴靠近手機的話筒：“姐，你說清楚一點，童童她到底怎麽了？”
“蟲蟲要被抓到方艙裏去了！”
“她是陽性了嗎？”
“她說每天都測了核算，都是陰的，但上門的警察說，他們得到防疫辦的命令，說她是陽性，必須馬上送到方艙隔離。”
我有些不高興，加重了語氣：“既然防疫辦說是陽性，要她去方艙，那她去不就得了！”我之前已經聽說了童童那幢樓兩周前檢測出了一個陽性感染者，整棟樓已經被隔離起來，封鎖的那一天，童童的新婚丈夫正好從外地回來，家近在咫尺，卻不得其門而入。姐姐可能聽出了我口氣裏的不快，便說：我也不清楚，她剛剛給我電話，聽著聲音像是要出人命，我就趕緊給你打了。我掛了，你給她打過去問問。要是真陽性，就勸勸她。
童童的電話剛一接通，嘈雜的吵鬧聲混雜著劈劈啪啪的砸門聲還有什麽鐵器的敲打聲震得我耳朵都跟著鳴叫起來，我趕忙把免提打開，將手機放到被子上，可著嗓門喊道：童童，你那怎麽了？你媽說他們要送你去方艙？
“舅舅，我天天測，報告都說是陰性，門外這些警察非說我是陽性，非要現在這深更半夜地就把我抓到方艙去。”
“那你跟他們對抗也不是辦法。你就先跟他們去方艙，然後再想辦法，是不是會好點？”
“我不能去，舅舅！你沒看那些轉播還有圖片嗎？方艙根本就住不了人，上廁所要搶，吃的喝的睡的都要去搶，我一個女的，哪搶得過別人？吃不飽睡不好都不要緊，我本來陰性，進去不就被感染真的成陽性了？即使治好了，回來也是什麽都沒了。我樓下江西那個男的，前兩天拿著方艙給的證明回來，房東不讓他進門，說房子不租給他了，居委會當然幫著房東，根本不讓他進樓，他現在還住在對麵的馬路上呢。我一個女孩子可不能。。。。。。”
話沒說完，我就聽見一聲巨大的聲響，然後是童童的尖叫，還有好像是洗腳盆被敲打的聲音。我對這個聲音很熟悉，那是我們家的一個搪瓷腳盆，是爸爸去世前被評為勞動模範得到的獎品，姐姐出嫁時帶去了她們家，童童結婚時又給了她。我小時候曾用木根敲打它嚇走了一隻試圖抓走小雞的老鷹和一條狼。我抓起手機，把嘴貼在屏幕上可勁地喊：喂！喂！童童！你怎麽了，童童？
這時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問：“你誰呀？”
我降低了嗓門，用正常的語氣回到：“我叫蔣中子，是她舅舅。”
“哦，你是中子吧？”
“是，是我。您是？”
“我是努柴呀！”
我想起來了，努柴是姐姐嫂子的兒子，自從被強行墮胎後，姐姐就與這個親戚斷絕了來往，但這位婦女主任倒是找過我不少次，請我幫忙給她兒子找個好工作。努柴甚至到北京在我這兒住了幾天。我當然無法給他找一個有編製的有頭有臉的光鮮職位，介紹的那些零工他幹了幾天就跑了，最後還是她媽媽通過關係讓他在家鄉派出所當上了輔警。他現在怎麽跑到省城執法來了？
“叔，現在疫情緊，我們從地方借調到省城了。蟲蟲呢，她在陽性名單上，我們必須把她送進方艙。我隻管抓人送進去，到裏麵我就不管了。”
我一宿未睡，第二天決定去找老同學，他在一個權力更大的中央部門工作，雖然也像我一樣是個無權無勢的小人物，但他說不定能給我一些建議幫到我的外侄女。天剛麻麻亮，我就戴好口罩，拿上核算檢測證明，坐進了地鐵。我以前也去過老同學那兒，隻要四五站路就到了。走出地鐵口時，我看見外麵站著一排警察，已經有兩三位外地人模樣的老者被拷上了手銬，蹲在地上，我正納悶他們是不是違反了防疫規定，自己也被攔了下來：“身份證！”我連忙解釋：“不好意思，忘了帶了。出門走得急，就記著帶核算證明了。”
“我是問你要身份證，別給我扯什麽證明。沒有身份證，戶口本有嗎？”
“實在不好意思！我是集體戶口，單位從來沒給我發過戶口本。”
“你聽聽！還‘單位’！給我蹲下！把手放到腦子後麵！”
“大哥！我在這兒工作，真的！單位是中央。。。局，不信你打電話核實一下。”
“就你這農民模樣，什麽身份都沒有，還吹牛在中央工作！你以為我們都是傻子，是吧？”確實，我來自農村，身形樣貌仍然是個農民工的樣子，穿著也極其普通，在天子腳下工作了四年，也依然沒有學會北京人的卷舌，走在街上或者進了商店，經常受到白眼，我也知道在這個城市的眼中我就是個農民。
被關到拘留所後，我才知道，跟我一起被抓的都是來京的上訪者。夜裏，睡在拘留所冰涼的地板上，我輾轉想著童童在方艙裏會怎麽樣，姐姐到現在既沒有女兒的音信，也沒有我的回音，她是不是很焦急。到了後半夜，我開始思考自己，琢磨著將來的出路。這麽多年來，我從山村走進城市，又從城市走進首都，但依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像姐姐在鄉村被捆綁著挖去肚子裏的小生命，像外侄女在省城被砸破門扭送到方艙，我們甚至都不能掌握自己的身體。看來，我還要繼續前行，尋找另外一個所在，那裏，每一個生命都會受到愛護，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那裏，軀體的自由伴隨著思想的解放，常識和良知就像陽光一樣射進每一個角落，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
現在，這種絕對的粗暴的政策又應用到了防疫上，同樣又有流行的觀點認為為了集體的利益，貼封條立籠子把居民像動物一樣關起來是必要的，跟不不理睬專家們的觀點和建議。那些以前把上訪者被抓被打被遣返隻當作新聞而已的人，如今嚐到了被同樣對待的滋味。
說是7、8個月大的嬰兒活生生被膛出來，
丟在他上學經過的水塘有不少。
天那！這是要遭天譴的國家啊！
不是嗎？又要號召多生孩子，你不生，大隊幹部幫你生！
真是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