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的婚姻和個人的愛情

我在大學時的政治輔導員李梅經常教導我們要杜絕自私，學會奉獻，舍棄小我，成就集體。隔三差五，她就會端出那碗從讀者文摘裏免費獲取的陳年雞湯，讓我們一起品嚐。雞湯裏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地獄裏的人無不饑腸轆轆，憤怒焦躁，因為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拿著一把長勺，但就是不能把鍋裏的湯羹舀到自己的嘴裏；而天堂卻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片歡歌笑語，其樂融融，他們每個人也都拿著同樣的長勺，但他們並沒有自顧自地隻想著把湯送到自己的嘴裏，而是你喂我，我喂你，既解決了勺把過長的困擾，又賦予了每一個人快樂。

同大多數政治輔導員一樣，李梅總是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激動時說話的語調會變得尖利高亢。我們有時在宿舍裏，會偷偷地猜測她是不是個老處女，或者即使結了婚，也沒有得到老公的周期性滋潤，不然，怎麽會沒有一點女人味，整天那麽沮喪著臉，跟每一個人都有仇似的？宿舍裏睡覺前的閑聊甚至讓我暗下決心，以後一定不要找這樣的女人度過一生。但往往造化弄人，到了大三時她竟然同我漸漸地親近起來，甚至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同學們既嫉妒又調侃地譏諷我說，這並不是因為我表現得多好，也不是因為我會說話，隻不過是我長得帥罷了。無論如何，我們那時的關係已經超越了師生的友誼，乃至有一堂政治課上她又在用那把天堂地獄裏的長勺來敲打我們時，我連手也沒舉，就調侃似地跟她鬥起嘴來：“你說的那個不就是天堂裏的大鍋飯嗎！隻有那麽一鍋湯，而分食的人又那麽多，你怎麽能保證我喂給別人一滿勺，而別人不喂給我半勺呢？怎麽能保證我喂了別人，還有剩下的湯來喂我呢？”

“這個你放心，既然是天堂，肯定不會少你吃的。”李梅正在黑板上書寫，頭也沒回地迅速回道。

“即使真像你說的那樣，我也不願意一輩子要靠別人喂才能活下去，更不願意隻有喂了別人，自己才有吃的。我倒寧願回到地獄，想法子把勺把給截短嘍，可以自食其力。我不覺得一個自己都不獨立、自己不能照顧自己的人，可以去照顧他人。”若在平時，李梅一定會因為學生的挑釁而長篇大論，直到把被教育者說得痛哭流涕為止，最後還要讓他寫篇思想匯報才會善罷甘休。但那一天，她轉過身來，隻是怔怔地看著我，沉默了半晌，才轉移了話題。

幾天之後，從她聊天時的淚光中，我才明白，為什麽那一段她總是心事重重，而那一天更是一反常態。雖然結婚已經十年有餘，但婚姻的幸福甜蜜隻是曇花一現，不到兩年，另一半便開啟了老夫老妻的搭夥過日子模式，很少與她說話，不願照顧她的情緒，更是斷了肌膚之親。梅同他談過，與他吵過，但一切都無濟於事。她痛苦於這種冷暴力的婚姻，但又覺得既然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除了自己鬧鬧之外，老公從不罵她，也不打她，同有些雞飛狗跳的離婚夫妻相比，也許她應當感到知足才對。自己的父母就是這樣勸說她的。但她知道自己沒有哪一天不在抑鬱和煩躁中度過，這樣下去，遲早不是自己了斷自己，就是被病魔抓住帶走了事。終於有一天，她鼓起勇氣，去看了一個稍有名氣的婚姻谘詢師。“你知道她的建議是什麽嗎？”李梅鼓著她那雙不大不小的雙眼，瞪著我問，“她要我去找一個情人！”

“什麽！”我也瞪大了眼睛，用她平時教育我們的口吻說，“那不是學資產階級搞生活腐化嗎？”

“她倒真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李梅回答：“我倒是覺得她說的有一點點道理。她說，我可以離開老公開始一段新的婚姻，但這未必能保證比現在更美滿。她說既然你還愛著丈夫和孩子，一種解決辦法是你可以去尋找心靈的甚至肉體的伴侶，但不解散家庭。所有的症結是在這個家裏你自己不快樂，而你的丈夫和孩子倒是覺得一切都很好，或者他們感覺到了你不快樂，但他們覺得那是你自己的問題。所以，你可以試著先讓自己快樂起來。如果你覺得與丈夫沒有多少交流，那就在網絡上找一個柏拉圖式的知己時不時地聊聊天；如果你的痛苦是丈夫不願意盡他的責任不願意給你肌膚之親，那就懷著戀愛的心態，尋找一個可以相親相愛的人。這些聽起來與我們東方的文化有些相悖，但隻有在你自己快樂起來之後，你的家庭才會不受你的負麵情緒影響，丈夫和孩子也才能感受到你的快樂，讓家庭一起快樂起來。”

“我的媽呀，你這找的是什麽專家呀！那你被說動了？你不會真要去搞婚外情吧？這不是為了一己私欲而損害家庭集體嗎？”對於當時還在讀大三的我來說，這種建議確實有些離經叛道、難以接受。三年之後，當我已經工作了兩年，再從新聞裏讀到大學腐敗風波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討論時，方才明白，我當時嘴裏的所謂家庭集體純粹是鸚鵡學舌、不知所雲。

結束了半年的實習回到校園之後，再次見到梅姐時，她的滿麵紅光似乎回答了我臨行前問她會不會搞婚外情卻沒有得到回複的詢問。我當時甚至很自戀地私下懷疑，她與我走的很近會不會就是因為貪圖我的美色。畢業工作之後，我們漸漸地斷了聯係。她不主動聯係我可能是因為有了甜蜜的愛情；我不理睬她是由於在單位裏起早貪黑，沒有哪一天不是身心俱疲。雖然得益於梅姐的大力推薦我進的是人人羨慕的國家機關，但單位的要求很是奇葩。我們每天必須在太陽升起之前，順著樓梯爬上三十層的樓頂，然後沿著樓頂的邊緣一字排開，對著天空高喊口號。領導說這樣我們每一天就會充滿革命的精神，懷著對民族國家和單位集體的神聖使命感，滿懷激情地工作。我有天生的恐高症，每一天早晨爬上高樓呼喊，對我來說都是無比痛苦的煎熬，但在所有人都積極地參與， 甚至領導自己也身先士卒時，我不能逃避、更不能拒絕。我不能因為自己的先天缺陷而破壞了大家的情緒和領導的威信。

就這樣煎熬了兩年之後，我終於主動給梅姐打了電話，這倒不是我要去向她訴苦，而是出於對她安全的擔心。當時我的母校因為一起集體腐敗大案名噪一時，幾乎所有的政治輔導員都被牽扯了進去，他們被揭發利用組織活動或捐助貧弱的名義，把上麵撥下的大部分經費和收來的很多善款都中飽私囊。梅姐在電話裏聽出是我之後，爽朗地大笑起來：“沒想到你還惦記著我，看來我當初沒有看錯人哈。哈哈哈。不過，你畢業的時候，我就辭職了。不然，你梅姐還真給搭進去了。說起來也挺可笑的，他們貪的那些在我眼裏都是些小錢。”忽然，她話鋒一轉，又恢複了當初的說教口氣：“你打電話過來，我挺感動的，不過，我跟你說，千萬不要再去摻和這件事了。現在整個案件的性質變了，上麵關心的根本不是什麽貪汙，而是對國家政策的重傷和攻擊。有些人借機詆毀集體主義，說什麽一個不能讓個體受惠的集體就是無效的集體，一個隻有益於某個群體而犧牲另一部分群體的集體是偽集體、惡集體。甚至還有人說，如果集體的代言人故意隻提集體而不談個人，隻說公而不認私，那麽這個集體就是某些利益集團暗偷明搶、中飽私囊的借口和托詞。”

她說的這些討論我當然也都知道，給她打電話隻是想聽聽她現在的個人狀況，她的公開的家庭和她那私密的愛情是否還相安無事，甚至相得益彰。但我還是沒有深問下去，從她的口氣裏我知道她現在活得很好。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決定，從明天開始，再也不去爬樓，再也不會隨同他們一起對著空無一物的天空呼喊，讓吐沫像細雨一樣落在樓下那些吃早點的顧客的盤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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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杜絕自私，學會奉獻，舍棄小我，成就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