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外國朋友圈子裏,Joshua是唯一一個會說些中文的美國人。認識他源於一次偶遇。當時,我正坐在進城的早班地鐵裏翻看著隔夜的微信,忽然聽到有人問:“你好,你是來自中國嗎?”我抬頭一看,一個雖然居高臨下卻並不顯得高大的家夥站在我的座位前,非常友好地看著我和我手中的手機。聊上之後,才知道他上班的公司與我的單位都在市區,且隻有一街之隔。他曾在國內的一個三線城市做過幾年英語外教,“漂亮的研究生”中國老婆就是在那裏認識的。雖然他現在是做物業管理,與我的工作完全不同,但在互加好友之後,我們還是聊得很是投緣,而且我也明白了他為什麽要找一個像我這樣的華人朋友。
同所有跨國婚姻一樣,Joshua夫妻之間也有著種種雞毛蒜皮的文化衝撞。從生了孩子女方家送了大禮而男方父母卻一毛不拔,到孩子一歲後要樹立規矩、養好習慣還是讓他光著屁股四處亂爬;從妻子要求有上進心、要努力升職漲工資而老公隻想輕鬆愉快地過好每一天,到應當享受當下還是存錢想著未來,如此等等,總是有無論如何一起努力卻總是填不平的觀念溝豁,和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固執己見。有時候我想,他交上我這個朋友,可能就是為了找一個中式樹洞,來吐槽他東方老婆那些難以苟同的看法和作為,這些不滿和埋怨他是無法向他的那些娶了白人老婆的美國朋友們傾吐的,不然隻會招致他們的諷刺和嘲笑。我有一次調侃地問他,你不是覺得自己非常了解你老婆和中國文化嗎?我看你不要再叫裘知華了,應當改名為攪屎娃。他給我發了一個憤怒的表情,然後莫名其妙地寫道:“不,我知道你們肚子裏的蟲蟲。”
雖然我們有時互相嘲弄譏諷,但我一般還是更為認同老裘的思維和觀念,他對我們某些傳統文化的鄙視也並沒有讓我覺得是一種冒犯。直到最近新冠病毒也在美國肆虐蔓延開來。
同其他各地一樣,隨著感染曲線和死亡率的上升,我們州也頒布了居家令。我們華人因為了解國內疫情的緣故,更是早早地就大門緊閉,堅守不出。大約兩周之後,我接到了Joshua老婆的電話,她的語調滿含著憤怒,同時又隱含著希望,讓我勸說老裘好好呆在家裏,不要出去逛悠。“他死了沒事,不要把孩子也給害了!”她說。我知道這個任務有些艱巨,因為在此之前,我剛剛讀到一篇關於紐約市長的報道,他呼籲人們不要出門,並踴躍舉報那些違規者。但就在他做完電視講話沒有兩個小時,人們看見他和老婆一起出現在了離家較遠的一個公園裏。可笑的是,也在公園散步的當地人並沒有質問他為什麽自食其言,而是指責他跑到他們那兒的地盤來,造成了擁擠。果然,裘知華並沒有給我勸說的機會,也許他同老婆已經就這件事翻來覆去地爭執了很久,並不想再為要不要出門浪費口舌,他一開口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來質問我,可能也是為了故意說給他老婆聽:“蔣,你們中國人為什麽要做葉公好龍,口裏喊著要自由,但遇到了一個小小的病毒,就害怕得要死。為什麽你們都這麽膽小懦弱?”
在慷慨激昂的英語裏夾雜了一個中文成語,讓我感到有些好笑,但我沒有出聲。我知道他要出去“逛悠”不是因為無聊或者衝動,因為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所以才有全國性的示威者上街抗議居家令的施行。我甚至想起了不久前的一次小爭執。他認為忍受胯下之辱的韓信和獻妻吃屎的勾踐都不能算作男人,更不應當成為英雄,而我卻覺得為了活命什麽都可以忍受。他當時有些氣憤,把洋腔洋調的中文切換為流利順暢的英語,教導我說:“那不是我們的風格。保命確實是動物的本能,但我們不是動物,我們更高級,我們有文明,自由是文明!”
我有些恍惚,一度忘了為什麽在同他通話;對於這場瘟疫,我覺得它起於愚昧無知,發於蒙蔽打壓,盛於傲慢自私;這些人類的弱點和權力的齷齪正是大自然反擊的最好切口,也是我們的社會從未完美仍然醜陋的元凶。我甚至預感到這個小小的潛伏病毒還會演化為巨大的公開衝突。回過神來,我趕忙打斷了裘知華居高臨下的說教,讓他把電話還給我的同胞姐姐,由我來自下而上地開導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個人的觀念如同樹根既深又廣,所以你很難去改變別人,我們有時候甚至都不能改變自己。現在政府公開地推行軀體隔離,而病毒又在私下擴大思想隔閡,你就別再火上澆油了。你以前不是說最喜歡老裘的浪漫嗎?那就讓他給你朗誦一遍裴多菲吧。”
“算了,算了,還讓他念詩,人家這一眨眼早就跑得沒影了!”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