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間為什麽要打大型的戰爭？傳統的回答是一個關於挑戰者崛起和霸主衰落的故事。一個對現有秩序規則感到不滿的崛起的大國，在既定的大國——製定這些規則的國家——的基礎上取得了進展。於是國家之間的緊張加劇；隨後就有了強度的測試。最後的結果是恐懼和敵意的螺旋型地上升，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衝突。 古代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寫道： “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警報，使戰爭不可避免。” 這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現在被用來解釋美中之間的競爭。
由哈佛政治學家Graham Allison推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論點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並取代衰落中的美國，戰爭的危險將急劇上升。 就連中國習近平主席也讚同華盛頓必須為北京騰出空間的觀點。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緊張局勢的升級，認為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迫在眉睫的“權力過渡”——即一個霸權被另一個霸權取代——已成為經典論點。
但這個熟悉的模式，卻是錯誤的。
修昔底德陷阱並不能真正解釋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起因。它沒有捕捉到經常驅使修正主義大國——無論是1914年的德國還是1941年的日本——引發一些曆史上最具破壞性衝突的動力。它也不能解釋為什麽戰爭在今天的美中關係中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可能，因為它從根本上錯誤地判斷了中國現在所處的發展軌跡的位置——那就是相對實力已經到頂並很快即將下滑的位置。
美國和中國確實有一個致命的陷阱。賽迪說，這不是修昔底德陳詞濫調談論的國家權力的轉換。 其實它最好應視為“國家國力頂峰陷阱”。 如果曆史可以作為指導的話，那就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即將到來的衰落可能導致其崩潰。
有一整套文獻被稱為“權力過渡理論”，認為大國戰爭通常發生在一個霸權崛起和另一個霸權衰落的交匯處，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基礎，誠然，這個想法有其基本的真實性。新興大國的崛起總會不可避免地破壞穩定。在公元前5世紀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預備階段，如果雅典沒有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並成為一個海軍超級大國，它對斯巴達就不會有如此大的威脅。 如果中國仍然是貧窮軟弱的國家，華盛頓和北京就不會陷入競爭。新興大國擴大其影響力的做法確實會威脅目前統治的大國。
但引發戰爭的演算，特別是促使修正主義大國(企圖尋求改變現有體係而猛烈衝擊的國家)的演算是更加複雜的。 一個相對財富和實力不斷增長的國家肯定會變得更加自信和雄心勃勃。在一切平等的情況下，它將尋求更大的全球影響力和威望。但如果它的地位正在穩步改善，它應該推遲與當權霸權的致命決戰，直到它變得更加強大。這樣一個國家應該遵循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冷戰後為中國崛起製定的格言：它應該隱藏自己的能力，等待時機。
現在想象一個不同的場景。一個不滿的國家一直在增強自己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地緣政治視野。可能因為它的經濟放緩，可能因為它自己的自信引發了一個由堅定對手組成的聯盟，或者可能因為這兩件事同時發生，隨後這個國家就到達了頂峰。 未來看起來相當可怕；迫在眉睫的危險感開始取代無限發展的可能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修正主義勢力可能會采取大膽甚至激進的行動，想在為時已晚之前攫取一切。世界政治中最危險的軌跡是國力開始有長期上升，然後是急劇下降的前景。
正如我們在即將出版的書《危險地帶：與中國即將發生的衝突》中所展示的那樣，這種景象比你想象的更為普遍。例如，曆史學家Donald Kagan指出，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的幾年開始表現得更為好戰，因為它擔心海軍力量平衡出現對它不利的變化，換句話說，因為它到達了相對斯巴達失去影響力的邊緣。 我們在近代的案例中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
在過去的150年中，登峰大國——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然後遭受嚴重長期減速的大國——通常不會悄然消失。相反，他們變得魯莽和咄咄逼人。他們在國內壓製異見，並試圖通過在國外建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來恢複經濟發展的趨勢。他們向軍隊投入大量資金，並使用武力以擴大影響力。這種行為通常會引發巨大的權力緊張和爭鬥。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引發災難性的戰爭。
這並不奇怪。快速增長的時代會使一個國家的雄心壯誌更加強大，提高了國民的期望，也讓競爭對手感到緊張。在持續的經濟繁榮時期，企業利潤不斷上升，公民也習慣於富裕的生活。這個國家會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然後，經濟陷入停滯的狀況。
經濟增長放緩使國家領導人更難讓公眾滿意。經濟不佳表現削弱了該國針對其對手的競爭力。由於害怕動亂，國家領導人會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拚命地遏製地緣政治上的敵國。擴張似乎是一個解決方案——一種攫取經濟資源和市場的方式，讓民族主義成為受傷政權的拐杖並擊退外國威脅的方式。
許多國家都曾經走上這條道路。 當美國內戰後長期的經濟繁榮結束時，華盛頓用暴力鎮壓了國內的罷工和動亂，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藍海海軍，並在1890年代進行交戰和帝國擴張。在快速崛起的俄帝國在20世紀初陷入深度衰退後，沙皇政府在國內實施大力鎮壓的同時也擴大軍隊，尋求在東亞的殖民利益，並派遣了大約17萬士兵占領滿洲，這些舉動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俄帝國與日本對抗，在20世紀第一次大國之間戰爭中日本擊敗了俄羅斯。
一個世紀後，俄羅斯國在類似情況下變得咄咄逼人。麵對2008年後的嚴重經濟放緩，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了兩個鄰國，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歐亞經濟集團，想得到資源豐富北極的主權，並將俄羅斯引向了更深的獨裁製度。 在1970年代戰後經濟擴張結束後，民主法國也進行了焦慮性的擴張。它試圖重建其在非洲的舊勢力範圍，在其前殖民地部署了14000名士兵，並在未來20年內進行了十幾次軍事幹預。
所有這些案例都很複雜，但模式是明確的。 如果說快速崛起給了各國采取大膽行動的手法，那麽對衰落的恐懼將成為更急迫的擴張的強大動力。 當快速崛起的大國受到敵對國家聯盟遏製時，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 事實上，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戰爭就發生在修正主義國家認為他們通往光榮的道路即將被堵住的時候。
德意誌帝國和日本帝國就是曆史教科書上的例子。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與英國的競爭通常被認為類似於現在的美中競爭： 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個專製挑戰者威脅著一個自由霸權國家。但更令人警醒的比較是： 當陷入困境的德國意識到它不能不通過戰爭而超越對手時，戰爭就爆發了。
在1871年德國統一後的幾十年裏，德國飛速發展。它的工廠大量生產鋼鐵，超越了英國的經濟領先地位。柏林建造了歐洲最優秀的陸軍和戰艦，威脅著英國的海上優勢。到了20世紀初，德國已經成為一個在歐洲大陸上尋求巨大的影響力範圍的歐洲重量級國家——一個中流砥柱或中歐。在當時的皇帝威廉二世統治下，它也在推行一項旨在保護殖民地和全球權力的“世界政策”。
但在戰爭的前奏階段，德國皇帝和他的助手們並不自信。德國的魯莽行為導致其被敵對勢力所包圍。倫敦、巴黎和俄羅斯聖彼得堡組成了“三重協約”（Triple Entente），以阻止德國的擴張。到1914年，時間不多了。德國在經濟上正在向快速增長的俄羅斯失利；倫敦和法國正在通過阻止德國獲取石油和鐵礦石以尋求經濟遏製。柏林的主要盟友奧匈兩國因內部種族關係緊張而變得四分五裂。在國內，德國的專製政治體係也陷入了困境。
最不祥的是，軍事平衡正在發生變化。法國正在擴充軍隊；俄羅斯增加了47萬人的軍隊，並縮短了戰爭動員所需的時間。英國宣布柏林每建造一艘戰艦英國就會建造兩艘戰艦。 當時，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到了1916年-1917年，它將被沒有希望地被超越，結果是一種“要麽現在做，要麽永遠不做”的心態，總參謀長Helmuth von Moltke宣稱德國應該“在我們還有獲勝機會的時候打敗敵人”，即便這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挑起一場戰爭”。
這就是1914年6月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暗殺奧地利王儲後發生的事情。德國皇家政府敦促奧匈帝國打爛塞爾維亞，盡管這意味著與俄羅斯和法國開戰。然後它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時，這是施列芬兩線戰爭計劃（Schlieffen Plan）的關鍵，盡管有可能激怒英國。Moltke承認：“這場戰爭將演變成一場英國也將介入的世界大戰。”。德國的崛起賦予了它為創造偉大國家而賭博的力量，而德國即將到來的衰落則促使整個世界陷入一場大戰。
日本帝國也遵循了類似的軌跡。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半個世紀裏，日本一直在穩步崛起。現代經濟社會的建立和強大的軍事力量使東京贏得了兩場大戰，並在中國、台灣和朝鮮半島獲取了殖民地特權。 其實日本原不是一個超級好戰的掠奪者：在20世紀20年代，它與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在亞太地區建立了合作安全框架。
然而，在那十年中，事情開始分崩離析。日本經濟增長率從1904年-1919年間的每年6.1%下降到20世紀20年代的每年1.8%；全球經濟大蕭條又關閉了日本的海外市場。日本失業率飆升，破產的農民甚至賣掉自己的女兒。 與此同時，在中國，日本的影響正受到蘇聯和當時中國領導人蔣介石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挑戰。東京的答案是在國內實行法西斯主義和在國外進行侵略。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軍方發動了一係列的慢動作政變，並利用國家資源進行“全麵戰爭”。 日本開始大規模軍事集結，並以軍事暴力建立了廣泛的勢力範圍，1931年占領了滿洲，1937年入侵中國，並製定了征服亞太地區資源豐富的殖民地和戰略島嶼的計劃。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結果是給東京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個戰略絞索。
日本進軍中國最終導致了一場與蘇聯進行的被懲罰的戰爭。日本對東南亞的設計計劃使英國感到震驚。日本爭取地區主導地位的努力也使其成為美國的敵人--日本幾乎所有的石油都是從美國進口的，而美國的經濟規模遠遠大於日本。日本選擇和勢不可擋的國家聯盟為敵人。然後，日本承擔了一切風險，而沒有接受羞辱和衰落的命運。
促發戰爭的原因也是機會之窗的關閉。到1941年，美國正在建設一支無與倫比的軍隊。7月，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對日實施石油禁運，威脅日本以阻止它的擴張。但由於日本早期的重新武裝，日本在太平洋地區仍然擁有暫時的軍事優勢。因此，它利用這一優勢，閃電般地攻占了荷蘭東印度群島、菲律賓以及從新加坡到威克島的其他屬地，並轟炸了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從而奠定了自己最後毀滅的命運。
當時日本東條英機將軍（Hideki Tojo）承認，日本的勝利前景黯淡，但別無選擇，隻能“閉上眼睛跳下來”。 一個修正主義的日本看到時間不多時變得最為暴力。
這是美國應該擔心今天中國的真正陷阱--一個有抱負的超級大國達到頂峰，然後拒絕承擔下降的痛苦後果的陷阱。
中國的崛起並非海市蜃樓：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給予北京全球實力的經濟力量。中國對關鍵技術和通信基礎設施的重大投資在爭奪地緣經濟影響力的鬥爭中取得了強有力的地位；中國正在利用多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讓其他國家進入其軌道。 最令人震驚的是，多個智囊團評估和美國國防部的報告顯示，中國日益強大的軍隊現在很有機會在西太平洋地區贏得與美國的戰爭。
不足為奇的事實是，中國也開發了一個超級大國的雄心。 習多多少少地宣稱了北京要對台灣、南海和其他有爭議的地區行使主權，成為亞洲最卓越的大國，並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然而，如果中國的地緣政治機會之窗是真的，那麽它的未來已經開始變得相當嚴峻，因為它正在迅速失去推動其快速增長的優勢。
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在糧食、水和能源資源方麵幾乎實現了自給自足。它享有曆史上最大的人口紅利，每65歲或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0名工作年齡的成年人。（在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平均每名老年人有5位工作年齡的成年人。）中國有一個安全的地緣政治環境，很容易得到外國市場和技術，但所有這些都以與美國的友好關係為基礎的。 中國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這些優勢，實施了經濟改革開放，同時也將政權從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時期的全麵極權主義轉變為其繼任者時期的更明智但仍具有深層壓製性的極權主義形式。從1970年代到2010年代初，中國擁有了社會繁榮所需的各種天賦、環境、人才和政策。
然而，自2000年代末以來，中國崛起的那些驅動因素要麽是停滯不前，要麽完全被扭轉。 例如，中國正在耗盡資源：水已經變得稀缺，破壞了自己的自然資源，該國進口的能源和糧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因此，經濟增長的成本越來越高：根據星展銀行（DBS Bank）的數據，如今產生一個單位的增長所需的投入是21世紀初的三倍。
中國也在接近人口懸崖：從2020年到2050年，中國將失去2億勞動適齡的成年人——相當於尼日利亞的人口規模，並將增加2億老年人。財政和經濟後果將是毀滅性的：目前的預測表明，到2050年，中國的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將占GDP的比例會增加兩倍，從10%增加到30%，以防止數百萬老年人死於貧困和忽視。
更糟糕的事實是，中國正在放棄促進快速增長的一攬子政策。在習的統治下，北京已經回到極權主義。習已任命自己為“一切的主席”，摧毀了任何集體統治的外表，堅持“習近平思想”（日益僵化政權的思想內核）。他還以犧牲經濟繁榮為代價無情地追求權力集中的目的。
國有僵屍企業正在得到支持，而私營企業則缺乏資本。客觀經濟的分析正在被政府宣傳所取代。在意識形態一致性僵化的環境中，創新變得越來越困難。同時，習近平殘酷的反腐運動遏製了創業精神，一係列由政治驅動的法規從中國領先科技公司中抹去了1兆多美元的市值。 習並沒有僅僅阻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的經濟自由化進程，他已經把它推向了反方向。
這些趨勢所造成的經濟損害正在開始累積，並加劇了隨著快速增長的經濟成熟就會發生的經濟減速。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中國官方增長率從2007年的14%下降到2019年的6%，而更加嚴格的研究顯示，中國真實增長率現在僅僅接近2%。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增長來自政府刺激支出。根據會議委員會（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2008年至2019年間，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每年下降1.3%，這意味著中國每年都在加大支出，減少生產。這又導致了嚴重的債務問題： 2008至2019年間中國的總債務激增了八倍，在COVID-19之前超過了GDP的300%。曆史上任何一個接近中國當前積累債務速度或減少生產力的國家，隨後都至少經曆了一個經濟增長接近零的“失去的十年”。
此外，所有這些都是在中國麵臨日益敵對的外部環境時發生的。COVID-19、持續的侵犯人權行為和侵略性政策的結合導致外國對中國的負麵看法達到了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以來的最高水平。 自2008年以來，擔心中國競爭的國家已經對其商品設置了數千個新的貿易壁壘。 十多個國家退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而美國發起了全球反對主要的中國科技公司（尤其是華為）的運動。 多個大洲的富裕民主國家對北京的數字影響力樹立了障礙。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利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習政權越來越麵臨著一種戰略上的包圍，很類似一度導致二戰前德國和日本領導人絕望的狀況。
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五年中，兩屆美國總統的政府都承諾美國奉行“競爭”政策——實際上是針對中國的新遏製政策。美國的國防戰略現在正集中於擊敗中國在西太平洋的侵略行為；華盛頓正在利用一係列貿易和技術製裁來遏製北京的影響力，限製其經濟主導地位的前景。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官警告說： “一旦美帝將你視為他們的‘敵人’，你就有大麻煩了。”。事實上，美國還致力於組織更大的全球抵製中國力量，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來自北京的威脅作出反應，這場運動開始顯示出成效。
在亞洲海洋地區，對中國力量的抵製正在加劇。台灣正在增加軍費開支，並計劃將自己變成西太平洋的戰略豪豬。日本正在進行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集結，並同意在中國襲擊台灣時支持美國。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特別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正在加強其空軍、海軍和海岸警衛隊，以抗衡中國的擴張立場。
其他國家也在抵製北京的自信。澳大利亞正在擴大北方基地以容納美軍船隻和飛機，並建造遠程常規導彈和核動力攻擊潛艇。印度在中印邊境集結兵力，同時派遣軍艦穿越南中國海。歐盟已將北京列為“係統性競爭對手”，歐洲三大強國法國、德國和英國已向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派遣海軍特遣部隊。 各種多邊反對中國的倡議——四方安全對話（Quad）；供應鏈聯盟；華盛頓、倫敦和堪培拉的新奧庫斯聯盟（AUKUS）等也在進行中。中國鷹派知名學者閻學通在7月份承認，美國的“多邊俱樂部戰略”正在“孤立中國”，損害中國的發展。
毫無疑問，反對中國的合作仍不完善。但總體趨勢是明確的：一係列參與者正逐漸聯手遏製北京的權力，並將其置於戰略框架內。換句話說，中國不是一個可以永遠崛起的國家。它已經是一個強大、雄心勃勃、深陷困境的大國，其機會之窗不會打開太久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這些對華盛頓來說都是好消息：一個經濟正在放緩並麵臨日益增長的全球阻力的中國將發現，隻要美國不分裂自己或放棄遊戲，就很難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力量。 然而，在其他方麵，這個消息更令人擔憂。曆史在警告，世界應該期待一個巔峰時期的中國在未來十年更加大膽，甚至是不穩定地發起行動，在其幸運消退之前，衝刺尋求已久的戰略目標。
這看起來像什麽？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做出有根據的猜測。
北京已經在加倍努力，通過主導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5G電信等關鍵技術，並利用由此產生的杠杆讓各國順從其意願，建立21世紀的經濟影響力圈。它還將競相完善“數字威權主義”，以保護中共在國內不安全的統治，同時通過向世界各地的專製盟友國輸出這種模式來鞏固北京的外交地位。
軍事方麵，在確保中亞和西南亞、非洲和其他地區的漫長而脆弱的供應線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安全方麵，中共很可能變得越來越強硬，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些鷹派早就渴望承擔的角色。針對日本、菲律賓和其他阻礙其南海和東海主權主張的國家，北京也可以變得更加自信和咄咄逼人。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未來十年裏，在華盛頓和台北能夠完成軍事重組以提供更強大的台灣防禦之前，中國將極有可能使用武力去解決台灣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台灣海峽加強軍事演習的強度。習一再宣布，北京不能永遠等待“叛省”重返懷抱。 當軍事平衡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暫時進一步向中國有利的方向靠攏，而五角大樓被迫退役陳舊老化的船隻和飛機，中國奪取台灣、讓華盛頓蒙受恥辱性失敗的機會可能是再好不過了。
明確的說，中國可能不會像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那樣在亞洲進行全麵的軍事侵略。但當它試圖在能力尚存之際鎖定成果時，它將更願意冒險並承受更大的緊張局勢。請看現在中國巔峰時期的地緣政治學：一個已有能力對現有秩序進行暴力挑戰的國家，一個可能會跑得更快、推得更猛的國家，但它已經失去了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的信心。
那麽，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與中國打交道將麵臨不是一項任務，而是兩項任務。它將不得不為了長期競爭而繼續動員，同時迅速采取行動遏製侵略，挫敗北京可能采取的一些更具侵略性的短期舉措。換句話說，係好安全帶吧。美國一直在奮起應對崛起中的中國。它即將發現一個衰落的中國可能更加危險。
(這是我的原始翻譯。
原文英語作者： Hal Brands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務傑出教授。他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和彭博社觀點專欄作家。
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是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Jeane Kirkpatrick訪問學者，也是《無可匹敵：為什麽美國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一書的作者。)
我其他的博文：
----------------------------------------------------
美國經濟是在2012~2013年見底的，中國經濟是在2012~2013年見頂的。
習近平可能加速了這一過程，但是基本態勢的互換與他無關。。
不遵守經濟規律是要受懲罰的，這是鄧小平說的話。中共這幾十年違法經濟規律，打破供需平衡的高速發展，為子孫後代留下無窮禍根
不遵守經濟規律是要受懲罰的，這是鄧小平說的話。中共這幾十年違法經濟規律，打破供需平衡的高速發展，為子孫後代留下無窮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