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文齋文集
阿宋，原籍浙江富陽，《紅樓時注》作者，涉醫、哲、文史
學書紀事 ：蒼白的“習書小記” | 宋劍雄
在他枯燈將熄的年份，他沒有對其曾經努力過也曾給他自信得意的文字書寫有過留戀，對於毀了他生涯的“作風問題”也未有過反省悔悟。確實，此恨本不關風月，它是一種個人的禾黍之傷。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題記
蒼白的“習書小記”
作者： 宋劍雄
〔1〕
“習書小記”這個題目是四海書院編輯布置的征稿題，我理解是書法（漢字毛筆書寫）的學習記略。但我沒有多少書曆可記。確實，我對閱讀字帖有些額外興趣，但未曾真正意義上完成過某一帖本的臨寫，此事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所以，這個作業，蒼白中勉強補衲，忝列衣冠唯是。
我相信大多數進過學校的中國人，多多少少都寫過毛筆字，即便沒有寫過的，幾乎肯定都願望過寫一些毛筆字，尤其是好的毛筆字。 所以，寫毛筆字，也就是一種有筆在手書寫成習的事，即便不幸貧困沒有筆，也心向往之的自然事。 對於毛筆字書寫，我找不出一種貼切的比擬，但似乎有些像人們騎自行車，能騎得到車的，自然都騎過的；不幸未能騎到車的，也願望自己能騎，而且心裏有個感覺能騎得不錯，擠進國家隊也似乎未嚐不可。 趙本山先生年輕時騎車機會不多，但後來機會多了，他騎的興致就很大，而且人們都說騎得姿勢俊雅 ，毛筆字也寫得中看。
（阿宋，蘭州拉麵）
那為什麽人皆可書自然成習的寫字，會升華到可值一記的名貴甚至帶來一種不平凡的體溫熱燒？除了筆畫結構美學、承載靈魂思想蘊含、標示個體文化情緒等這些曆史上大伽者把玩的天馬行雲，對於自己乃平庸寫字人，快意自娛中的答案何在，我不清晰。近年“被書法家”了的賈平凹先生，似乎有過思考，他認為這是他文章寫多了的緣故，搦管彈筆，結果成了文，順便的潤物細無聲，也得了聊可一看的字，“猶如我去種麥子，獲得了麥粒也獲得了麥草。”—— 平凹先生這樣的說法是通順的，文章釋傀儡，意氣自驚狷，寫字升高體溫屬風生而水起的自然，無需奇怪。我的自行車理論經此也似乎淤清積暢，君不見芸芸眾生中也有卓犖超倫的鴻鶱鳳立，紅塵中騎著騎著，不少騎進了古羅馬奧運村的鬥牛圈圈裏，並騎出喜亮亮的獎牌來。
（阿宋，抄《報任安書》）
莫言先生文寫的好，“麥粒”異常晶亮。自然，字也寫得多，金黃叢叢的麥草不會匱缺且不言而貴。 然而對於這寫字“麥草”是否倉箱豐盛，莫先生似沒有太多在意，他說他“用毛筆寫字是為了向老祖宗和書法家致敬”。這是老實話，因為“麥草”無論如何隻算寄於天地之蜉蝣，在它麵前，在曆史的寬廣原野裏，有一大片“麥草”無法類比的高聳樹林 —— 中國漢字的書寫大林。這片大林緯天經地，垂範永世。但不幸的，也同時斷絕了後人的書寫生路，留給了今世的人們 （麥草） 一個既沒有選項也無需抗爭的命運：漂遊在樹林中或者樹林外。而如果幸運掛到了某一棵樹枝上，則純屬口惠實不至的意外。
所以，如今的寫字，還是如騎自行車，無論怎麽騎，無論有沒有騎進奧運村，都騎不出樹來了。好消息是，如果不以騎出樹為目的，沒有騎車出樹的負擔，林子內騎車和林子外騎車，車上插一麵書法小旗，會舒心愜意，朗月清風中，終日陶陶也不覺自頹。《顏氏家訓》言：“慎勿以書自命”，故顏真卿終書至天下，木秀於林。而今天的書寫人，以書自命或者勿以書自名，皆已無足大礙了，林子裏行道，皆書生之見識。
〔2〕
大概基於上述認識，我，一個未曾認真係統學習過書法的書法附庸者，敢黌門混跡，應了編輯的雅意，以慚愧的姿態，來忝作這篇 “寫書 ”小記。
大概2013年，文學城南風先生邀我進筆墨交流的水墨情懷組，我當時雖有旱鴨子之自認，但抵不過 “把字寫得好看一點的情趣和與賢者共流的雅好”，以及自感高漲的“聽智慧，求聰明”願望，無多躊躇即投跡而入。不過，當時藝小膽大去附庸風雅，也因為此前略染過一點墨色。家族中人， 我舅和母親，他們是會寫字的。隻是我明事時，當時正值文化革命風雲，對舊學割袍斷義，書法寫字已不算明目清心的事，更談不上是了不得的事。而更糟糕的，會寫字的舅舅，是個窮途末路的糟人；母親大概因為家庭成分重（地主），還可能因為女性天性，牧己自謙，也隻是把寫字當作寫字而已，從不會以此自認拿手，心煩技癢來教養子女如何學書寫字。（見過母親寫字的人都認她的字寫得好，但她自己總顯一種措顏無地的羞愧神色來）。
（阿宋，周作人與趙孟頫）
所以，在我的學業起步階段，盡管毛筆字於我算一種不陌生的自然事，但在我意識上，也隻限於寸有所長之然然而已，從未有過清醒的雲端仙境狀；今天回憶起來，反覺得可能還有一點灰色態的。
舅舅名鄧柏文，應該是文舉如柏的意思。傳統的儒家教條習慣於以意誌主宰存在，願望搭載命運，但卻從來沒有多少人逃過命運遭現實強勢閹割的苦澀別扭。舅舅的命運也如此，他的名字與他開了個顛倒玩笑。時矣？命矣？運矣？意矣？我今天梳理分析，這些應該都有。時、命、運不能自控，但意卻可自控的，外祖父學到了儒學皮毛，卻似乎未明白過天違人願的道理，他以最順手方便的“吾之深願”去為兒子無控的時勢命運鳴鑼開道，並不比求神拜佛來得高明。
1937年中日淞滬會戰爆發，浙江省教育機關從杭州外遷浙西山處，並開始設置戰區臨時學校，浙西行署的“浙西第一臨時中學”，即於1939年春立校開課。根據周恩來的開學典禮演講：學校“這裏是最前線......在此日寇鐵蹄蹂躪遍地、炮火連天中......為國家民族育英才，誠教育界前途之好現象。”我舅當時學業頗佳，領公費教育，且據我母親言其皮囊也異俊，大概當不辱周先生演說中的“英才”之譽。後來舅舅參與杭州報業工作，算是吃文字飯的人了。 但命運如斯，文始欲舉而柏則將萎。建國後，他因“作風腐化罪”而遭遣送勞教改造，同時家庭破散工作丟失。 勞教釋放後，舅的後半生與我外婆為伴，在富春江畔的老家鄉鎮，修理自行車謀生。文化革命中橫掃“害人蟲”，已然罔之生地的他也不及幸免。現實的風刀霜劍，人生的落魄苦悶，摧殘了他的健康，未年暮，舅便落寞離世。在他枯燈將熄的年份，他沒有對其曾經努力過也曾給他自信得意的文字書寫有過留戀，對於毀了他生涯的“作風問題”也未有過反省悔悟。確實，此恨本不關風月，它是一種個人的禾黍之傷。人生實難，願其弗與。他後來不近女色，不近文字，並非是不苦惱，而是怨其太深，向隅而無泣。
（阿宋，關於寫字）
自古人有狷狂，難容於世。我的記憶中，未見過舅有氣盛血旺的時候，他年輕時是否如此，我不清楚。
舅離世數年後，當年勞教他的推手，曾向我母親表達內疚愧意。然斯人已逝，青燈已滅，釋懷的家人，無法替一個逝去的靈魂追索願望。可能，唯一能告慰亡者的是他自己曾經對於文字願望的親自勞作耕耘過。對於舅舅，乃至對於中華文化蔭及土地上的所有人，漢字的文字書寫，是靈魂和情愫的最終寄附，這種寄附，大概是所有書寫者（無論雄筆大手文章宗工，還是如我這般蹩腳的附庸者）的真正無可自抑的推動力。平凹先生的“麥草”書、馬雲先生的“蝌蚪文”、本山先生的龍飛體、莫言先生的“名人”墨，當無一不出此所寄。這片土地上長於斯生於斯的人們，即便是如我舅等最不幸者，可以接受失去所有，包括社會權益乃至生存權益，但不可能接受失去對文字的珍愛權和卑微的使用額沾。
我頗為內疚的是，這個道理明白的甚晚，對於上輩人的真正苦楚—— 不在現實生活的不如意，而在情懷和靈魂寄所的毀滅 —— 也理解得晚。 如今我的年紀已大過了舅的生年。這讓我偶有產生一種近乎“及行迷之未遠”的憂慮。所以有時侯我努力的學一點書，掙紮的寫一點文，也算存寄那種未曾泯滅、也泯滅不了的靈魂。
阿宋，2018-10-14晚，於麥城昭文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