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文齋文集

阿宋,原籍浙江富陽,《紅樓時注》作者,涉醫、哲、文史
正文

山水清音靜者收 (為王小丁先生《富春史話》序)(2017年7月6號))

(2021-02-18 20:55:51) 下一個

“春江釣徒”,是鬱達夫先生20歲在日本留學時為自己起的一個號。他一生漂遊,存一方“我是春江舊釣徒”的印章,明誌自己永遠是故鄉的徒子徒孫。

這位坦蕩蕩赤裸裸的富春江畔人,性情各色,如身上掛滿著鈴鐺。從小時候去水缸裏追逐陽光,到成年後的沉淪依思摩(主義);從卑己自牧,到狷狂傲人;從怫鬱自我的“男女牽連”,到憂傷民族的“國際地位”;從執著功名到耽於空虛;從“敢於死”,到“怯於生”;從“我意憐君”,到“毀家詩紀”,所有這些,鬱達夫統統做過,而且都做得叮當作響,像極了故鄉江水的潮起潮落,聲息湧動。

1945年8月29日,傍晚,“隱藏”在印尼蘇門答臘巴雅小鎮的鬱達夫(化名趙廉,當地趙豫記酒廠老板),被人叫去門外“議事”,從此人跡無蹤。日本軍人在無條件投降後半個月,自陷敗亡深淵,卻沒有忘記騰出殘肢髒手,暗殺抗日分子鬱達夫。事實上,早在數年前鬱達夫腳踏上這個偏遠小鎮未久,日本人就把這位“日語精湛”“詩才橫溢”“脾氣張揚”的酒廠老板摸得個底細透亮。

鬱達夫遇害次日,女兒出生,名曰美蘭。美兮鮮華,蘭兮流芳。

鬱達夫成為全世界(可能)最後一個犧牲的抗日誌士,理論上看去,幾乎在一種無日可抗的情況下,他成了抗日烈士。我無法理解日本軍人為何如此殘忍,然而這個悲劇唯發生在鬱達夫身上,卻明明白白與他一生不能學會“自藏”有關係的 (也許他根本就未去學過)。而這卻不是鬱一人的缺陷(如果這也算是一種缺陷的話),似乎富春江畔人有這種傳承的,先例煩多。一千多年前,沈崧寫《羅給事墓誌》,說這個富春人羅隱“泉湧詞源、雲橫筆陣”,話多且掩藏不住,還“恃才忽睨”,言語無忌,想說什麽,他人攔不住,“眾頗憎忌”。這種好壞心思都顯於市的性情,不一定有趣,但了然清透讓自己活個輕鬆,也算一種意在不枉人生的行進招數。然而這種招數的要命點是,他無法娟好靜秀,而且自廢隱跡潛蹤功力,以致必須高舉深藏時,也還是若隱若現的。

位於富春江畔的鬱達夫舊宅,如今門前庭院立有一座鬱年少時家中苦讀的銅像。年少不知愁,攬月看水流。比起存世不少的鬱達夫先生生前照片,這座銅像顯得過於俊美。然而這種精確的缺失,事實上卻無關宏旨。富春人對於人性美學有一種偏執的正麵沉澱。遠比鬱達夫外貌不佳的晚唐詩人羅給事羅隱,因為他“聖旨口”般的精妙詩句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人生高論,依舊被人崇仰厚愛。一個相反的比照是,三國時的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但被人口口相傳的卻是他“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豆腐腦筋。南朝吳均的《與朱元思》書,說富春江“風煙俱淨”,讓人“望峰息心”。事實證明,身處“望峰”之地的富春人,未必都是息心的。至少,鬱達夫不是,羅隱不是,孫權更不是。而真正得到“息心”之化境的,是外來道士黃子久,畫中孤皇《富春山居圖》,若心有一絲不“息”,是無法畫出來的。

或許,對於黃公望,對於多數的富春人來說,正是因為天然存有的心躁不息,才終得於根植落腳這塊“息心”寶地。無需回避,處於這息心之地的大多數田夫牧人,息心依然是一件需要苦心修煉的事,就如我本人,數十年仍是遊蕩浪子。道理就如廟裏的和尚,未必因為心中已有菩薩而去居廟,多數卻是尋菩薩去的。

然而,小丁先生的這卷《富春史話》,卻是實在的“息心”之作。茶餘飯後聽故事,但小丁兄講得很認真。一粒一粒把破碎散亂的史跡撿起來,耐心的搽幹淨,拚接起來,給人看個單個明了,整體有序;不遮掩,不驕飾,不臆斷,也不托情緒。以一種後知後覺的謙抑態度,盡心的把史跡說得可理解的通俗,但把判別是非的信心交給讀者,一種透徹的雅意。書,並未因此而乏味,那人事情色各種,本身如春江兩岸,色彩斑斕的,作者明了的很。

麵壁誰問故園事,一卷《富春史話》,堪可重記。

 

阿宋

2017年6月21日初稿於威斯康星,7月6日修定。

(阿宋,本名宋劍雄。《紅樓時注——空裏流春二十年》作者。1958年出生於浙江省富陽縣,曾就讀於富陽鎮小學、中學,1975年畢業於富陽縣中學高中部。隨為富陽縣土特產公司學徒。1978年入讀浙江省中醫學院,畢業後返鄉供職富陽新登人民醫院。1985年離鄉求學於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再學於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先後供職過中國醫學科學院、紐約羅切斯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密歇根韋恩氏州立大學。現居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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