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清音靜者收 （為王小丁先生《富春史話》序）（2017年7月6號））

“春江釣徒”，是鬱達夫先生20歲在日本留學時為自己起的一個號。他一生漂遊，存一方“我是春江舊釣徒”的印章，明誌自己永遠是故鄉的徒子徒孫。

這位坦蕩蕩赤裸裸的富春江畔人，性情各色，如身上掛滿著鈴鐺。從小時候去水缸裏追逐陽光，到成年後的沉淪依思摩（主義）；從卑己自牧，到狷狂傲人；從怫鬱自我的“男女牽連”，到憂傷民族的“國際地位”；從執著功名到耽於空虛；從“敢於死”，到“怯於生”；從“我意憐君”，到“毀家詩紀”，所有這些，鬱達夫統統做過，而且都做得叮當作響，像極了故鄉江水的潮起潮落，聲息湧動。

1945年8月29日，傍晚，“隱藏”在印尼蘇門答臘巴雅小鎮的鬱達夫（化名趙廉，當地趙豫記酒廠老板），被人叫去門外“議事”，從此人跡無蹤。日本軍人在無條件投降後半個月，自陷敗亡深淵，卻沒有忘記騰出殘肢髒手，暗殺抗日分子鬱達夫。事實上，早在數年前鬱達夫腳踏上這個偏遠小鎮未久，日本人就把這位“日語精湛”“詩才橫溢”“脾氣張揚”的酒廠老板摸得個底細透亮。

鬱達夫遇害次日，女兒出生，名曰美蘭。美兮鮮華，蘭兮流芳。

鬱達夫成為全世界（可能）最後一個犧牲的抗日誌士，理論上看去，幾乎在一種無日可抗的情況下，他成了抗日烈士。我無法理解日本軍人為何如此殘忍，然而這個悲劇唯發生在鬱達夫身上，卻明明白白與他一生不能學會“自藏”有關係的 (也許他根本就未去學過)。而這卻不是鬱一人的缺陷（如果這也算是一種缺陷的話），似乎富春江畔人有這種傳承的，先例煩多。一千多年前，沈崧寫《羅給事墓誌》，說這個富春人羅隱“泉湧詞源、雲橫筆陣”，話多且掩藏不住，還“恃才忽睨”，言語無忌，想說什麽，他人攔不住，“眾頗憎忌”。這種好壞心思都顯於市的性情，不一定有趣，但了然清透讓自己活個輕鬆，也算一種意在不枉人生的行進招數。然而這種招數的要命點是，他無法娟好靜秀，而且自廢隱跡潛蹤功力，以致必須高舉深藏時，也還是若隱若現的。

位於富春江畔的鬱達夫舊宅，如今門前庭院立有一座鬱年少時家中苦讀的銅像。年少不知愁，攬月看水流。比起存世不少的鬱達夫先生生前照片，這座銅像顯得過於俊美。然而這種精確的缺失，事實上卻無關宏旨。富春人對於人性美學有一種偏執的正麵沉澱。遠比鬱達夫外貌不佳的晚唐詩人羅給事羅隱，因為他“聖旨口”般的精妙詩句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人生高論，依舊被人崇仰厚愛。一個相反的比照是，三國時的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但被人口口相傳的卻是他“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豆腐腦筋。南朝吳均的《與朱元思》書，說富春江“風煙俱淨”，讓人“望峰息心”。事實證明，身處“望峰”之地的富春人，未必都是息心的。至少，鬱達夫不是，羅隱不是，孫權更不是。而真正得到“息心”之化境的，是外來道士黃子久，畫中孤皇《富春山居圖》，若心有一絲不“息”，是無法畫出來的。

或許，對於黃公望，對於多數的富春人來說，正是因為天然存有的心躁不息，才終得於根植落腳這塊“息心”寶地。無需回避，處於這息心之地的大多數田夫牧人，息心依然是一件需要苦心修煉的事，就如我本人，數十年仍是遊蕩浪子。道理就如廟裏的和尚，未必因為心中已有菩薩而去居廟，多數卻是尋菩薩去的。

然而，小丁先生的這卷《富春史話》，卻是實在的“息心”之作。茶餘飯後聽故事，但小丁兄講得很認真。一粒一粒把破碎散亂的史跡撿起來，耐心的搽幹淨，拚接起來，給人看個單個明了，整體有序；不遮掩，不驕飾，不臆斷，也不托情緒。以一種後知後覺的謙抑態度，盡心的把史跡說得可理解的通俗，但把判別是非的信心交給讀者，一種透徹的雅意。書，並未因此而乏味，那人事情色各種，本身如春江兩岸，色彩斑斕的，作者明了的很。

麵壁誰問故園事，一卷《富春史話》，堪可重記。

 

阿宋

2017年6月21日初稿於威斯康星，7月6日修定。

（阿宋，本名宋劍雄。《紅樓時注——空裏流春二十年》作者。1958年出生於浙江省富陽縣，曾就讀於富陽鎮小學、中學，1975年畢業於富陽縣中學高中部。隨為富陽縣土特產公司學徒。1978年入讀浙江省中醫學院，畢業後返鄉供職富陽新登人民醫院。1985年離鄉求學於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再學於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先後供職過中國醫學科學院、紐約羅切斯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密歇根韋恩氏州立大學。現居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