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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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遊記《暢遊祖國好河山》第二十六篇：風華正茂恰少年
今天是9月26日，是我小兒子“木匠熊”的49歲周年紀念，我的《暢遊祖國好河山》末篇，就用來紀念他的生日吧。以前都是講我18歲以後的經曆，那麽18歲以前呢？本篇文章就從我的家世講起，題目暫且叫做“風華正茂恰少年”吧。
我的家世
我叫安長發，1944年5月16日出生在黑龍江省安達縣第三區的一個偏僻鄉村，叫做朝陽堡（讀捕）。上個世的紀60年代，地下發現了石油，於是居民遷移，房屋拆掉，村落盡毀，變成了大慶油田，下麵的兩圖是大慶的地理位置和大慶油田的采油井。
圖1. 大慶的地理位置
圖2. 大慶油田的采油井
我的父親安國忠，生於1911（辛亥）年，母親蔣金童，生於1916年，都是出身貧苦的農民之家。我在家中排行第二，上麵還有一個哥哥（安長富，大我10歲），下麵還有一個妹妹（安桂清，小我3歲）和兩個弟弟（安長才，小我6歲，安長月，小我12歲）。
由於我家的家譜已經失傳，我的先祖在文字上已不可考，隻有父親對我口耳相傳，我才知道一些大概。我家的原籍是河北省昌黎縣某某鄉，五甲二舍八裏莊。與鄰縣樂（讀澇）亭，說話是一個口音，帶拐彎兒，俗稱 “老毯兒”。
前清年間（哪個皇帝不知道），有個老罕王（讀han1，那個親王不知道）掃北，帶著許多人家從關內來到東北，我家先祖就是其中的一家。首先來到遼寧省（哪個縣不知道），其次又到吉林省扶餘縣（我父親的出生地），最後落戶在黑龍江省安達縣第三區的朝陽堡。
我的太祖父（名字不記得）有兩個兒子，長子安榮（我的曾祖父），次子安福（我的曾叔公）。安榮有兩個兒子，長子安鳳海（我的祖父），次子安鳳江（早夭）。安福隻有一個兒子，叫安鳳河（我的叔公，我叫他三爺）。
安鳳海有四個兒子，長子安國忠（我父親），次子安國臣（我二叔），三子安國清（我三叔），四子安國明（我四叔，早夭）。安鳳河隻有一個兒子安國純（我叫老叔）。一個典型的農民之家，“忠臣清明純”，很像朝廷的功勳大臣之家。下圖是人到老年時的兄弟四人。
圖3.（從右至左）安國忠，安國臣，安國清，安國純
我的父親安國忠，幾十年來，都是一個窮苦的農民，依靠著給當地地主扛活（長工），耪青（短工）和租田種地（佃戶）維持全家的生活。農閑季節到甸子打洋草，到水塘割蘆葦，到鹽堿地熬堿，除了自用還到集市出售，有時與人合夥做豆腐，做麻花沿街叫賣。
我家外屋除了鍋台柴堆之外，還有一塊空地，安裝磨豆腐的小磨，大棚架子和豆腐盤子。我父親負責外賣，“點鹵水”的技術活由老麻頭（不記得是麻臉還是姓麻）負責。每天早上，我一起來就喊著要吃豆腐邊子，他就給我一大碗，養成了我一生愛吃豆腐的習慣。
1947或1948年，延安派遣大批幹部到東北開辟革命根據地，24歲的共產黨員劉根起被派到安達縣第三區當政委。他是南方人，不熟悉環境，於是發展有威望的當地人入黨，我的父親被選中，成為安達縣第三區區長，主要任務是肅清土匪和搞土地改革。
圖4. 父親當時是安達縣第三區區長
當時共產黨在安達縣還是秘密組織（地下黨），有自己的武工隊，他們常常在我家開會，南北大炕坐滿了人，都帶著槍。那時我虛歲四五歲，剛剛記點事兒，就在炕上拖著長槍來回走，把炕席都給磨破了。
當時的土匪頭子都被國民黨授予頭銜，團長旅長什麽的，所以很猖狂，經常下山燒殺掠奪，對於共產黨的幹部更是凶殘。我的父親就曾經遇到過危險，因此我的母親被嚇成精神病，終生都沒有治愈。我的妹妹剛出生不久，她就抱著到處跑，說胡子（土匪）來了。
我的父親解放前參加革命，解放後成了執政共產黨的基層幹部，曾任安達縣第三區區長，紅色草原牧場場長，安達縣林業局局長，林業站站長，林場場長，苗圃主任等職務。幸好文化大革命前已經退休，沒有被關被押遭到迫害。
我的童年（1944-1950）
我出生於1944年5月16日，在我五六歲的時候（1949或1950），由於我的二叔沒有兒子，把我過繼給他當兒子。當時我父親在紅色草原牧場當場長，我家住在牧場的機關大院裏，我的二叔住在程家窩棚，兩地大約相隔二裏地，於是我就兩頭住兩頭跑。
大人們讓我把父親叫大爺（大伯），把二叔叫爹，我都照做了。但是把母親叫大娘，把二嬸叫媽，我就不幹了，嫌二嬸太年輕（大約20歲左右）。所以，我大爺與媽是一家人，我爹與二嬸是一家人，就成了我那時候的認知。
我二嬸的娘家姓董，住在鄰村，家中有幾畝地，她的幾個哥哥身強力壯很能幹，所以自己種地不雇人。因為又有房又有地，不是貧農。又因為不雇人，沒有剝削，所以不是富農，更不是地主，應該算是標準的中農吧。
我雖然與她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但還是叫他們“舅舅”，時常去玩兒，幾個“表哥”也很友善。記得春耕的時候，我們常常跟著大人們去田裏玩。大人們幹活耕地，我們打麻雀，打到麻雀燒著吃，大半天下來，每人吃了好幾隻。
在我過繼給二叔的時候，正值朝鮮戰爭，上頭說美帝在搞細菌戰，投擲細菌瓶，我在兩頭跑的路上，看到一些閃閃發光的玻璃碎片，以為是細菌瓶，於是就繞道走。現在想起來，可能是破碎的熱水瓶，當時我不知道，因為我家沒有熱水瓶。
大約1950年春，我虛歲七歲的時候，程家窩棚辦起了一個小學校，女老師叫李月桂，孩子們都上學了，我也跟著上了學。課程隻有國語和算術，“一個人，兩隻手，人有手，會做工”是啟蒙識字，“一加二等於三”是啟蒙識數。
但是本村的一些頑童認為我是外來人，經常聚眾欺負我，我打不過一群人，就在他們落單的時候偷襲。有一次，用“土嘎達”打中了一個孩子，頭上打起了一個大包，孩子的家長來告狀，把李老師也叫來了。
我二叔護仔，但二嬸訓我，最後李老師說：“孩子太小，不懂事，明年再念書吧”。就這樣，我在程家窩棚的小學生涯就告吹了。因為不上學，我兩頭跑得更勤了，在母親家住的時間就更多了，對紅色草原牧場的情況，也就了解的更多了。
我家住在紅色草原牧場的機關大院裏，有一次，一條小牛從附近的牛棚跑了出來，到我家門口，把窗戶紙舔破了（當時沒有玻璃，窗欞上糊著窗戶紙），我母親很生氣，恨從心頭起，怒從膽邊生，拿了把菜刀跑出來就砍，把小牛的後腿給砍傷了。
我父親回來後一看，這小牛廢了，即使長大也不能幹活了。於是就與幹部們商量怎麽處理。最後由我父親出錢，買下了小牛，算是賠償牧場損失。然後找人殺了，牛肉分給全場職工，我家也分得了一份，吃了好幾天，因為平時吃不到肉，所以至今還記得。
大約1950年的夏秋之季，我們搬家了，原因是我父親調離紅色草原牧場，到安達縣林業局當局長。但是我不知道，沒人通知我，因為我是二叔的兒子。當我回到牧場大院的時候，有人告訴我搬家的事，並且告訴我說，牛車剛走不久，我決定馬上去追。
跑了幾裏路之後，還真叫我給追上了。我的父親不在車上，他早已去安達縣了，車上隻有母親和弟弟妹妹，還有趕車的老板。我毫不猶豫地跳上車。母親說，她給我留一些粘豆包，放在家中沒帶走的櫃子裏，我說不吃了，跟車走就行。
就這樣，我離開了二叔的家，兒子也不當了，回到我原來的家，從而結束了兩頭跑的童年生活。後來，我二嬸還真的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就不計較我中途逃跑了，等到再見麵的時候，已經十幾年過去了。
我的小學，任民完小（1951-1956）
1950年夏秋之季，我家搬到了安達縣第五區（任民鎮），我緊趕慢趕趕上了搬家的車，在路上晃蕩了一整天，終於到了新家，任民鎮東南二道街一排朝陽麵的大房子。共有四戶人家，我家是最西頭的一套房，西山牆外麵還有一個小院套。
任民鎮是安達縣除了縣城之外最大的一個市鎮，是安達縣第五區。在安達鎮的東麵偏北點，大約有六十裏，不通火車，隻有公路相連。安達縣第四區老虎崗，第六區吉星崗，第七區火石山，都是呈放射線形狀，以第五區任民鎮為中心。
任民鎮是個田字型的市鎮，東西南北各五裏，東西方向叫街（讀該），南北方向叫胡同。四個小方塊分別是西北域，東北域，東南域和西南域。除了中央街之外，每個域裏又有二道街，三道街等。我家的地址就在西南域二道街的一個大排房子中的一套。
據說這個大排房子是偽滿時期的“區公所”（即區政府）。解放後分配給當地居民。因為我父親是革命幹部，所以政府買下來一套給家屬住。另外三套是當地居民，靠近我家的姓丁，是個趕車的老板，常年在外跑生意，很少見麵，最裏邊的叫徐慶，也是趕車老板見不到。
任民鎮有一所學校，叫任民鎮完全小學校，簡稱“完小”，是四年初小和兩年高小都有的那種學校。1951年春節之後學校開學，我又重新開始了我的小學生涯，進入一年級。
任民鎮的名字來源於一個革命烈士王任民。他和第三區的政委劉根起一樣，都是延安派來的幹部，到安達縣第五區當政委，開展剿匪和土地改革。有一次，他帶著一個警衛員從縣裏開會回來，中途在一片小樹林裏，遭到土匪的襲擊，子彈打光後，二人壯烈犧牲。
他們死後被埋在犧牲的地方，建了一座烈士陵園，兩個墳墓一大一小，作為紀念，第五區的名字也改為任民鎮。我們學校在清明節為他們掃墓，老師給我們講起他們的英雄事跡，我們都恭恭敬敬地獻上花圈。
從我家到學校，要穿過兩三道街，但是也不覺得遠，邊走邊玩，路上經過小鋪（小賣部），還可以買點零食吃，有時與同學搭伴同行。班級裏的同學有20來個，同學名字記不全了，畢喜良，楊玉盤，陳亞群，曲錄發等。
1951年，當我家剛搬到任民鎮的時候，因為父親不常在家，家裏的常住人口隻有四個人：母親與我，還有妹妹和弟弟。當時三兄妹常在一起玩耍，1952年，虛歲年齡正好是三六九。下圖是我人生的第一張照片，在任民鎮小學上一年級，還戴著學生的名簽。
圖5. 我在任民鎮小學一年級
由於我母親有精神病，家裏吃飯不規律。有時做得太多，吃不完壞了，有時又常常不做。我父親怕影響我們發育，就請他的一個堂叔來幫忙，就是我的叔公安鳳河（叫三爺）來到我們家，時間大概是1952年的年初吧。
我這個三爺有個嗜好，愛喝酒，但是不多。父親也知道，留些錢給我，幫助三爺打酒喝，我也可以留些錢做零花。除了吃零食之外，我最感興趣的是百貨商店櫃台下麵的小人書，還有小孩的玩具“pia4 ji1”，與同伴扇著玩，上畫著古代的人物，秦瓊羅成什麽的。
“pia4 ji1”上的人物與小人書裏的人物相對應，這些東西卻成了我的第一次文化啟蒙，幾十年後還是念念不忘。還有一些兒童讀物，印象最深的是《青蛙少年》，我常躺在被窩裏，在昏暗的豆油燈下看，眼睛都看近視了，自己也不知道。
我三爺過去給一個團長當過馬弁（勤務兵），那個團長是吳大帥（吳俊生，吳大舌頭）部下，我三爺跟著那個團長東征西討地打胡子（土匪），他講得有聲有色，我聽得如醉如癡。
當時我家有南北炕，母親帶著弟弟妹妹睡南炕，我三爺睡北炕，兩炕前都掛著幔簾。我積極主動地要求和三爺睡在一起，我給他打酒喝，他給我講故事，前後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這些經曆使我終生難忘。
後來他回到了他兒子的家，安達縣第八區南來鄉（區鄉一體），據說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餓得受不了，上吊自殺了。我聽到消息時，非常難過，那時我已經上大學了。
1952年中期，實行教育體製改革，由春季入學改為秋季入學。當時我在二年級，暑假之後，直接跳到三年級，是成績好的一半，轉到東南域的第二分校。另一半成績差的，留在二年級再讀一年，轉到西南域的第一分校。就這樣，一直到1954年夏，四年級初小畢業。
1954年暑假後，我升到高小五年級，回到了本校（完小）。好像這時期在搞普選，大人們在大操場上投票選舉領導人。我也跑去騎在大樹杈上看熱鬧，搞不清在選誰。還有一件事情“高饒反黨聯盟”，在黑板報上看到的，但是搞不清高崗和饒漱石是誰。
當時我的父親是安達縣林業站的站長，我三爺離開後，就托人時不時送些米（小米）和麵（苞米麵）。來人叫老匡大叔和老羅大叔，其實他們不老，也就二十多歲，是我父親林業站裏的職工。不過，自從三爺走後，我也能到糧店買糧，到市場買菜了。
圖6. 父親當時是安達縣林業站站長
1954年，母親又生了一個弟弟，是死胎。父親不在家，母親把他包好，叫我抱出去埋到後院的大坑裏，這件事我不確定父親是不是知道。1956年秋，母親又生了一個弟弟（安長月），這次存活了，但是發育得很慢，很久以後才會說話。
還有一件事，我小時候有個玩伴，叫劉彩霞，是我家鄰居張大娘的外甥女。張大娘是漢族，張大爺是回族，不殺生，連殺小雞也到清真寺的阿渹那裏。這個殺小雞任務就落在小彩霞的身上，清真寺在東南域的邊角處，要走二裏多路。
她害怕不敢單獨走，就拉上我一起去，這樣我們就認識了。她父母家住在西北域的一道街，在拐角處開一個小雜貨鋪，我也經常光顧，買點鉛筆，橡皮，筆記本什麽的。一來二去，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玩兒。
有一些頑皮的孩子就起哄喊：“小兩口，不知羞”，她蹬起雙眼：“就小兩口，你管不著”，我趕緊拉她：“走吧，別理他們”。有時我到她家去玩，有時她到我家來玩，一天不見麵，就很想念。她甚至不常回父母家，經常住在張大娘家。
我還有個鄰居姓何，與張大娘住在同一排房子，但是開門的方向相反，是新婚的小兩口。春節期間感到寂寞，就拉我們到他家打撲克玩，還開玩笑叫我們小兩口，我們也不反感。其實八九歲的孩子，哪裏懂得 “小兩口”是什麽意思。
我哥哥常年在外念書很少回家，我們也沒有任何合影，大家好像忽略了他的存在。常在家的隻有我們兄妹四人，我雖然是“二哥”，卻成了事實上的“長兄”。下圖是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們兄妹四個人的合影。
圖7. 1967年我們兄妹四個人的合影
我的初一，任民中學（1956-1957）
1956年夏，我高小畢業了，畢業前就有好消息傳來：任民鎮開始有中學了。中學地點就在“完小”西廂房，那裏又建了幾間房子，作為學校的教室，教師辦公室和學生宿舍，教室後麵還有學生食堂。當時也沒有什麽競爭考試，隻要本人願意，家長支持，就可以可入學。
我們幾個從任民完小畢業的同學，為了慶祝升上初中，到校園西邊的菜地埂上慶祝。老人們都說，現在的中學就是前清時的秀才。我們就朝東邊拱手參拜了三次，那是學校的方向，算是我們進了“秀才”的門。
有些農村來的同學，家長認為孩子大了，可以幫助家裏幹活，就自動不念了，回鄉生產。我的情況不同，父親本來就不是普通農民，我也沒幹過農業活兒，這麽方便的學校，理所當然地進入中學。同學中除了完小的畢業生外，還從安達鎮和各鄉招來了一些同學。
這時我們又要搬家了，父親是安達縣林業站站長，負責第四區的植樹造林，所以我家要搬到第四區老虎崗鄉（區鄉一體）。但是老虎崗鄉沒有中學，任民鎮不僅有中學，還可以住校，有宿舍有食堂。就這樣，我家搬到老虎崗，我自己住校吃食堂。
學校的宿舍就在本校的西廂房，食堂就在教室的後麵。雖然住房不花錢，但是吃飯要花錢。食堂的主食是小米飯和窩窩頭，菜是豆芽湯，沒有肉和蛋，但是很便宜，一兩分錢一份。我沒有問題，因為父親有工資。
但是許多農村來的同學，買不起飯票，就從家裏帶來粘豆包和鹹菜吃。有時我用飯票換他們的粘豆包吃，他們用飯票到食堂買豆芽湯喝。
當年同學的名字大多數都忘了，隻有幾個特殊的還記得名字。一個叫孫慶山，他大哥是個村幹部，與我父親相識。他的妹妹叫孫慶雲，是我後來“相親”的對象（1962年）。不知是什麽原因，孫慶山的人緣不太好，有人說他賊眉鼠眼，姓孫，叫他“損賊”（諧音）。
還有一個同學叫李尊生（李也），是個“跩子”，左臂短，左手殘，但右手卻寫得一手好字。我們開學時，學校發給每人一個墨水瓶和蘸水鋼筆，我們小學時隻用鉛筆或自來水鋼筆，不會用蘸水鋼筆。李尊生卻運用得靈活自如，顯然是下過功夫的，可能還有高人指點。
那時的語文分為兩門課：漢語和文學。李尊生不僅在漢語課上，字寫得好，而且在文學課上，也很突出，會用很多“歇後語”。但是文學老師不喜歡他的風格，常常在課堂上當眾點評，當然是貶損的，弄得他很尷尬。後來他好像離開了，不知去了哪裏。
還有一個同學叫紀成仁，他的父親叫紀義，是個老學究，家裏有很多古典書籍。紀成仁經常偷偷地借給我們看，有《說嶽全傳》，《封神演義》和《隋唐英雄傳》什麽的。這些書籍就成了我第二次文化啟蒙的讀物。
我還有一個同學，叫馮秀山，後來成了任民鎮的鎮長，算是比較有出息的。這是我三弟告訴我的，三弟在任民鎮當過廣播站站長，在馮秀山手下工作。他還打聽我的情況，三弟說我在上大學，他說同學中我是最優秀的。
同學中有幾個從安達鎮來的比較特殊。其中有一對男女同學，男的叫於發，女的叫霍桂榮。從安達鎮到任民鎮，大城市來的，有點瞧不起人。兩人正在談戀愛，也算是班上的奇聞了。我不大懂，也沒費什麽心思去想，反正不關我什麽事。
同學中還有一個從安達鎮來的，名叫高明岐。不知道他們為什麽不在安達鎮，大老遠的跑到我們小鎮上來念書。他自認為見過世麵，行為舉止有些特殊，比如照相時，我們幾個前排的都挺直了腰板兒，他在第一排蹲著腰身彎的很低，看起來格外不同。
講完同學講老師，初中一年級開學後，班主任老師是教曆史課的苗福田，他對學生很和藹，鑲著一顆金牙，總是笑嗬嗬的，大家都很喜歡他，後來苗老師調走了，大家感到難舍難分，於是照了一張歡送他的合影。
這張照片記錄了我們全班同學，第二排中間坐著的是苗老師，他的右邊是於發，第一排蹲著的右數第三人是我，第五人是高明岐，第七人是霍桂榮，第三排站著的右數第二人是紀成仁，第三排站著的左數第四人是馮秀山，第四排站著的左數第四人是孫慶山。
圖8. 任民鎮初級中學歡送苗福田老師師生合影
苗老師調走後，來了個姓薑的曆史老師，是個性格鮮明的人，對曆史上的民族英雄，崇拜之至，尤其是嶽飛和文天祥。他把《滿江紅》和《正氣歌》倒背如流：“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對我的人生觀有著深刻的影響。
有一對男女老師，也是從安達鎮來的，男的名叫林忠章，教數學，很帥，女的名叫寇秀文，教音樂，很漂亮，當時他們正在談戀愛。其實並不奇怪，二十歲上下的年紀，郎才女貌，十分般配。雖然沒有人說三道四，倒也成了同學們的談資。
最後講一下我的美術老師，姓唐，名字忘了。他叫我們畫素描，物體是一片楓樹的葉子，平放在桌麵上，在陽光的照射下，葉梗棱角分明，立體感很強，與平時畫的平麵人物很不同。從而激起了我對繪畫的興趣，畫得比同學好，人人稱我為“大畫家”。
我雖然平時住在學校，但是放假或星期天，常常回到老虎崗的家裏。老虎崗是一個小鎮，也叫“小房身兒”，離任民鎮20多裏，隻有一條街，是通往任民鎮的公路，十幾戶人家就在公路的兩旁。我每次回家都先買幾本小人書，路上邊走邊看，到家時就看完了。
有時在路上遇到馬車，就上前請求搭車，多數情況會得到允許。嘮起嗑來知道我是安站長的兒子，頓時熱情起來。我的父親是縣裏的幹部，十裏八鄉都認識，也很尊敬。我也感到很自豪，覺得當“縣太爺”的“太子”很有麵子。
我對自己的啟蒙讀物小人書很愛惜，做個小木匣鎖起來，免得被弟妹們弄破。有一年夏天，我哥哥從“江省”回來探親，把鎖撬開看書，弟妹們怕我回來挨訓。但哥哥說，不關你們的事，要訓訓我，我當然不會去訓大哥，長兄如父麽。
就這樣，我在任民鎮中學度過了初中一年級的時光。到1957年暑假時，又有好消息傳來了：秋季開學後，全校搬到安達縣城，改為“安達二中”，原來的安達中學改為“安達一中”。於是，又有一批同學“退伍”了，我們這些毫無牽掛的同學又一次開始新的“闖蕩江湖”。
我的初二，安達二中（1957-1958）
1957年的暑假之後，我從老虎崗的家中出發去安達二中。行李很簡單，一套被褥和幾件衣服打進背包，背包是解放軍的式樣，三橫兩豎，布鞋打在背包上，腳上穿一雙膠鞋。臉盆牙缸和毛巾裝在一個網兜裏提上。
從老虎崗到安達鎮沒有公共汽車，隻有膠輪馬車，鄉裏委派一個老板送學生，不用預約來車就上。由於是雨季，公路上坑坑窪窪有泥有水，車過不去的時候，還得下來推車。有些時候還下雨，沒帶雨衣和傘，就用外衣披上。就這樣走走停停一整天，後半夜才到安達鎮。
由於天黑，就在“票房子”（火車站）裏呆了一夜。由於在火車站裏，同學之間互不認識，還發生過誤會：一個女生年齡比我大，對自己的行李看管得很嚴，見我靠得很近，以為是小偷，經過解釋才知道我們是坐同一輛大車來的，於是盡釋前嫌，大家耐心地等待天明。
來到了安達二中後，發現大多數同學都不認識，有安達鎮本地的，還有外鄉來的，原來任民初中的同學都不見了。幸好紀成仁還在，我又可以借書來看，記得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名著，繼續我的第二次文化啟蒙。下圖是我在安達二中時的照片。
圖9. 我在安達縣第二中學時的照片
初二的課程比初一時要多，除了語文算術之外，又加上了自然，地理和曆史。我對語文老師印象最深，他又高又瘦，身穿長袍，腳蹬皮鞋，第一堂課，走上講台就說：“我叫吳殿甲，今年49歲，某某（忘了）大學畢業”，說完就把這些信息寫在黑板上，顯然是個老學究。
地理和曆史是同一個老師，他在地理課上講地球的時候說，喜馬拉雅山在地球上，就像一個按釘按在一個西瓜上，同時右手拇指還在地球儀上認真地“按”了一下。他在曆史課上講了些什麽，現在全都記不得了。
自然課裏包括動物和植物，對我來說很新鮮，尤其是草履蟲，即是植物，也是動物，是植物和動物的分界點。課上還帶來了標本，恐龍，猛獁象，劍齒虎什麽的。這個自然課大大的開闊了我的視野，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
1957年的夏天，是反右派的時候，雖然我們學校沒有什麽活動，但是廣播喇叭裏常常聽到“右派”這個詞，不大明白是什麽意思。食堂裏帶肉的菜比較貴，需要購買特殊的飯票，叫“肉牌”（東北話“肉”讀“右）”，於是我們就把這種飯票叫做“右派”（諧音）。
1958年的春天，是大躍進的時候，我們學校也參加了大躍進：到附近的地區挖運河，其實是個沒有水的“水渠”。老師和學生班長都有“軍銜”，排長連長什麽的，校長鄭萬全的軍銜最大，叫“司令”。他是個老革命，做過牢，受過電刑，後遺症是兩手不斷地發抖。
我當時被派去參加活動報導，是個“記者”，拿著個小本本到處跑，采訪先進人物，寫出新聞稿，送到廣播站去，反倒沒有幹多少活。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課外的“社會活動”，讓我覺得人生可以活得很有意義。
在安達二中的時候，我看了電影《南島風雲》，講海南島遊擊隊的故事。主演是上官雲珠，三十年代上海的電影明星，在電影裏飾演遊擊隊的指導員。據說在下連隊體驗生活的時候，很能吃苦，是個好演員，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
這是我第一次看電影，以前在任民鎮的時候，隻看過二人轉和評劇，都是當地的文化站編排演出的。劇情，演員和道具都很粗糙，不像電影裏那麽逼真。所以，對這部電影的印象很深，在以後的初高中學時期，我都特別喜歡看電影。
1957年夏，我哥哥到老虎崗家中探親後，到安達二中來看我。作為家長，他從教導處得知，我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於是對我說：“明年到我那兒去念書吧，在這裏會把你給耽誤了”。在得到父親的同意之後，讓我轉學到“江省”念初三，他是我人生的第一個“伯樂”。
下圖是在1994年，我回國探望老父時，50歲的我與60歲哥哥的合影。
圖10. 1994年我與哥哥的合影
我的初三，齊齊哈爾實驗中學（1958-1959）
1958年的暑假時期，父親給了我一筆錢，叫我自己到“江省”去上學。我們在安達火車站分手後，開始了我又一次的“闖蕩江湖”。所謂的“江省”，指的是齊齊哈爾市。剛解放時，東邊的哈爾濱是鬆江省的省會，西邊的齊齊哈爾是黑龍江省的省會，簡稱“江省”。
後來兩省合並，合並後的省名仍然叫黑龍江省，但是省會卻設在哈爾濱。出於慣性，齊齊哈爾周圍各縣的人們。還是把齊齊哈爾當作省會，仍然把齊齊哈爾叫做“江省”。
火車在昂昂溪調換車頭，開往齊齊哈爾，原來在座位上看是朝前開，後來在同一座位上看是朝後開。不過不遠，一個多小時就到了齊齊哈爾。下車後，我找人問去市立醫院怎麽走，人家告訴我乘公共汽車（當時隻有一路汽車），在大魚市（中市場）下車後再往西走。
我照做了，順利地到達了齊齊哈爾市立第一醫院放射線科，我哥哥的工作單位。哥哥不在，他的同事王誌田接待我，並把我送到宿舍，他也是外縣來的職工，與我哥哥住同一個宿舍。不久我哥哥回來了，說是去實驗中學聯係轉學的事了，明天帶我去實驗中學。
第二天，我哥哥帶我去實驗中學，先到醫務室去見校醫王恩普。他與哥哥同在醫務界工作，相識多年，這次轉學，就是他幫的忙。他帶我們見教導主任張學忠，張主任說到初三二吧。接著就帶我們去見班主任老師史跡，就這樣，我成了實驗中學初三二的插班生。
與我同時轉學到實驗中學的，還有我後來的妻子楊素華，因為她父親工作調動，從哈爾濱十三中轉學到這裏，被分配到初三一，班主任是數學老師李淑芸，這是我後來聽她說的。
當時的實驗中學以高中為主，每個年級有六個班，初中為輔，每個年級隻有兩個班。初三一好學生多，初三二差學生多，而且普遍年齡偏大，有的學生談戀愛，有的學生流裏流氣，在校外打架，還常常曠課，老師也管不了，學校也不愛管，因為初中不重要。
史跡老師看我學習成績好，而且比較老實聽話，所以對我格外青睞，出個黑板報什麽的，都讓我去做。1958年秋季到郊區查哈陽農場勞動，割水稻。史老師讓我幫助搞宣傳，刻鋼板，每天出版一期小報叫《豐收》。他親自編輯寫稿，有時我也幫他寫稿。
1958年的齊齊哈爾市與安達縣很不一樣，大躍進搞得熱火朝天，到處都是大煉鋼鐵的標語口號，“1080萬噸”和“超英趕美”什麽的。我們初中學生參加得不多，一來年齡小，二來人數少，學校不在乎。我們班裏隻有一個崔增義，學習不太好，卻是大煉鋼鐵的模範。
初三的中期，班主任史跡調走了，來了一個新班主任，李桂初，也是語文老師。他是個南方人，課堂上講賀綠汀的詩“寶塔山”時，“… 心口呀莫要這麽快的跳 … ”，口音聽起來很好笑。他原來的是英語老師，因為當時齊齊哈爾市的中學都開俄語，所以改教語文。
李桂初老師與史跡老師一樣，對我也是青睞有加。因為班裏的問題學生太多，學習成績好又比較聽話的學生就顯得很突出。所以在初中畢業時，決定把我保送到本校上高中，不必參加升學考試，下麵是我們初三二的畢業紀念照，全班同學都在照片上。
第二排坐著的左數第六人是校長韓書文，第五人是教導主任張學忠，第三人是班主任李桂初，右數第五人是原班主任史跡，第三排站著的左數第一人是我，右數第六人是王守信，他哥哥與我哥哥是同事，都在齊齊哈爾市第一醫院工作。
圖11. 齊齊哈爾市實驗中學初中三年二班畢業紀念
由於不必參加升學考試，就讓我填寫全班的成績表，所以我們班畢業證書背麵的成績表都是出自我的手筆。這也是我的第一次獲得畢業證書，以前都是“跟班走”，沒有畢業證書。
圖12. 我的初中畢業證書（正麵）
圖13. 我的初中畢業證書（背麵）
第一學年的成績是空白，任民初中的成績沒有轉過來。第二學年的成績是從安達二中轉過來的，隻有一個4分，11個5分。第三學年的成績是實驗中學的，隻有兩個4分，8個5分。毫無疑問，我的成績全班第一。
但是暑假後李桂初老師也調走了，因為齊齊哈爾第三中學將要開英語課，他去三中教英語。後來我在高一的時候，突然對英語感興趣，就請他教我。他說每星期三下午有時間，於是我就自發地給自己開了一門新的外語課。
再後來上大學時，發現他的發音滿口是英式英語，我費了很大勁才習慣了美式英語，原來他是在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裏學的英語。
1958年秋，我剛到齊齊哈爾的時候，我哥哥覺得應該給我一個“家”，安排我住在他女朋友王力的家裏。王力是同一個醫院裏的護士，兩人戀愛多年，他們十分浪漫，照了很多相。還都有筆名：曉黎和曉明，就是拂曉黎明的意思。
我在安達二中讀書的時候，她寄給我很多書，有保爾-柯察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等等，所以我對她的印象還不錯。
1956-1957年，我哥哥去北京參加中央衛生部舉辦的放射線科培訓班，相當於大專的水平。這期間，王力耐不住寂寞，移情別戀，鍾情於本院的一個醫生，還發生了關係。這在當時可是大事情，作風不好，開出團籍，下放到“查哈陽農場”勞動。
我哥哥回來後，她痛哭流涕，發誓改過，我哥哥原諒了她，仍然保持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現在我來了就把我安排住在她家裏。她還在查哈陽勞動，家裏隻有三口人：寡居的母親，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妹妹在市京劇院跑龍套，弟弟在雜貨鋪當搬運工。
王力的母親是個極端刁鑽自私虛偽的人，當著哥哥的麵，對我很慈善，轉過臉來就翻臉不認人。走路嫌我聲音大了，吃飯嫌我吃多了，洗臉嫌我噴到牆上水了等等。我幾次都想告訴哥哥，但是怕影響他與王力的關係，我都忍住了。
最後當父親來看我的時候，終於忍不住了，告訴了實情。父親看到我穿一條吊著腿的棉褲，非常生氣：當初買了足夠的黑布，白布和棉花，她卻偷偷剪下來留下，剩下的做成了一條“七分褲”。一個冬天下來，我得了很嚴重的關節炎，於是，父親決定讓我住校。
當時實驗中學是全齊齊哈爾市唯一的一個能住校的中學，有學生宿舍和食堂。學生中有一半家在本市，是“走讀生”，一半家在外縣，是“住校生”。於是我從走讀生變成了住校生。後來，哥哥與王力的戀愛關係也斷了，我就再也沒去過她的家。
我在齊齊哈爾實驗中學讀書的時候，我家又搬了，從老虎崗搬到林場，原來叫“尹家屯兒”。由於隻栽種樹苗，上繳國家，不種莊稼，不交公糧，所以叫林場。通信處寫老虎崗鄉林場，我父親是林場場長。我在學校住校，節假日到哥哥那裏，所以很少回家。
1959年初中畢業後，我第一次去林場的新家。我家是一套朝陽的正房，東廂房是劉大娘家。有時我到她家去玩兒。還有個鄰居叫修建，是林業部門的女職工，我父親的屬下。她有個妹妹叫修晶蘭，也放暑假，到姐姐家小住，有時也到劉大娘家來玩兒。
劉大娘是個熱心人，見我倆年紀相仿，就要給我們“保媒”，就是介紹對象。女孩子好像挺樂意，我卻不太上心，心思都在實驗中學的課業上。臨走時，她送我到村口，眼睛紅紅的，有點不舍，但還是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麵。是沒有正式開始“談”就結束了的“戀愛”。
圖14. 父親那時是林場場長
聽我妹妹講，我父親那時負責植樹造林，造防風林，以阻擋風沙，保護莊稼。他主管安達縣東麵的幾個鄉，老虎崗，吉星崗和火石山。有一年，上邊派人來拍電影，叫《綠色長城》。那些年我父親經常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下麵是他在授獎大會上拍攝的照片。
圖15. 父親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我的高中，齊齊哈爾實驗中學（1959-1962）
1959年，暑假過後，我進入本校高中，分配到高一五。班主任是數學老師李淑芸。她仔細認真地挑選了一整班的“好學生”，我後來的妻子楊素華也被挑選到這個班。
從高一開始，我成為住校生，宿舍裏上下床住十來個人，都是各縣來的：周景林，劉達午，蘇強等同學。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社會經驗也比我多，但是學習成績都沒有我好，上進心也不大。有些方麵我受到他們的影響，比如晚上歸宿遲，早上睡懶覺等。
周景林家在附近的甘南縣，由於離齊齊哈爾不太遠，所以常回家，還帶來一些粘豆包給我。我們的關係也一直比較好，畢業之前還去照相館照了個合影作為紀念。
圖16. 高中一年級的同班同學，周景林
劉達午是個孤兒，與姐姐相依為命，姐姐是解放軍某個醫院的護士，非常關心她的弟弟，常把節約下來的解放鞋和襪子給她穿，劉達午也經常去他姐姐那裏度周末。
圖17. 高中一年級的同班同學，劉達午
梁義芳是“走讀生”，家住在齊齊哈爾市南邊的郊區，每天走路到學校來上課，我也曾經到過他家，他的父母熱情地招待我，有時星期天我們還一起去看電影。
圖18. 高中一年級的同班同學，梁義芳
蘇強是河南人，哥哥在解放軍某部當兵，常把軍大衣，大頭鞋等給他用。蘇強對我很關懷，曾經給過我一雙舊軍用大頭鞋。後來他轉走了，不記得他去了哪裏。
圖19. 高中一年級的同班同學，蘇強
宿舍的舍監是美術老師張春光，此人對學生極其嚴格，每天早操時都站在大門口，看誰早操遲到。他的記憶力很好，誰遲到幾次，他都記得。一次警告，二次記過，三次開除宿舍。我們都很怕他，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被開除，弄得我高一的成績，也沒有初三好了。
據說1957年反右時，張春光畫過一套連環漫畫，叫《阿關外轉》，批判劃成右派的關老師。我轉學來時，關老師不知道弄到哪兒去了。但是，從北京的某個大學又弄來一個右派學生，來勞動改造，當勤雜工，姓張。大家叫他“小右派”，後來也不知道弄到哪兒去了。
高一時的俄語老師叫張冬群，家住中俄邊境的黑河鎮，有俄語的語言環境。他講課很幽默，比如俄語單詞的“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被他說成“襪子擱在鞋裏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還愛好打冰球，後來好像又調回黑河鎮了。
接替他的俄語老師叫項強，比張冬群的俄語語言環境還好。參加過抗聯（東北抗日聯軍），在黑河對麵的蘇聯呆過幾年，俄語講得很地道，還帶著拐彎兒口音。後來我與蘇聯小朋友所通的第一封信，就是他給正規翻譯的。
我們沒有音樂課，但是音樂老師於大中很出名，尤其是小提琴拉的好。1959年國慶十周年，在工人文化宮集會慶祝。實驗中學全體師生表演大型團體操“太極拳”，於大中用小提琴伴奏“良宵”，悠揚悅耳的音樂旋律和剛柔並集的太極拳舞步，把慶祝大會推向到高潮。
體育課的老師姓王，名字忘了，五短身材，但很結實，對學生也很嚴。我們幾個年齡小，體育差的同學，暗地裏叫他“王老狠兒”。他的兒子王大中也與我同班，長得極像了一個縮小版的“王老狠兒”，不過我們的關係並不壞。
1960年春季，李淑芸老師帶領我們到查哈陽農場勞動（鏟地）。不知怎麽的，我雖然沒幹過農業活，但是鏟地比誰都快。於是李老師把我樹立為標兵，叫大家向我學習。我誠惶誠恐，更加努力，回來之後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團。
代數老師高義臣，個子不高，課講得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排列組合，當人多房子少時，排列組合的思維比較困難。他說：“你可以想象，把房子往人頭上扣”。果然，邏輯關係清楚得多了。還有一些其他的精彩例子，所以他每年都被評為優秀教師。
物理老師叫李秉仁，眼睛好像總是睡不醒，頭腦可是清楚得很。尤其講到物理學家錢三強及其夫人何澤慧，對他們的貢獻欽佩有加，這使得我第一次對科學家有了一個初步的概念。他的弟弟李秉誠是我們同級的學生。
幾何老師叫謝群，是個老學究。把幾何中的公理定理講的清清楚楚，深入淺出，很易理解。他的拿手好戲是畫圓圈，不用圓規，右手一轉，規規矩矩的一個圓圈就出來了，然後在中間點一個點，算是圓心。
化學老師叫謝飆，是個從泰國回來的華僑。講課時帶有一種特別的口音，但是神氣十足，能把有機化學中的分子式，甲烷乙烯苯環烴基什麽的，長長的分子式分子鏈，能在黑板上一口氣背著寫出來。
政治老師張若力，是個很能理解別人的人，見我們住校生接觸社會較少，對時事政治缺乏環境，就列舉出當時國內國外發生的大事，印成講義讓我們背。到現在我還能背出“古巴總理卡斯特羅”幹了些什麽，“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蠟”幹了些什麽。
語文老師潘一鳴，教文言文。在課文“臥薪嚐膽”中，他告訴我們，伍子胥是吳王闔閭的“兵部尚書”，是當時的“國防部長”，越王勾踐的“宰相”文種，是當時的“政府總理”。他把古代的國家機構，形象地與現代聯係在了一起，從而加深了我們的理解。
另外，他在講李白的“蜀道難”時，神情激動地引頸高歌：“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 …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 … ”。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把我們引入李白的浪漫狂想之中。
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班主任老師又換了，從齊齊哈爾一中調來一個俄語老師王潔敏。她是山東人，講話略帶山東口音，把我叫做“俺長法”。我的俄語課成績好，就讓我當俄語科代表，不久又當學習委員，這使我更加努力，她成了我人生的第二個“伯樂”。
圖20. 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師王潔敏
有了這些優秀的老師，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學習成績急速上升。到了高二下學期，我的成績在班裏已經名列前茅。在全年級的六個班裏，也總是排在前五六名，幾個班的學習尖子輪流坐莊，有時候這個班的第一，有時候那個班的第一。
就這樣，我的成績除了體育和三角之外，都上升為5分。三角課的老師高述義，是個油頭粉麵，吹吹呼呼，講課玄乎的人。把三角課講得亂七八糟，我們根本得不到要領，以至於一些基本知識都沒搞懂，直到上大學時才自學補了上來，不然高等數學課就跟不上。
前麵談了班裏的“住校生”，下麵再講班裏的“走讀生”。張錦龍是上海人，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從齊齊哈爾一中轉學到實驗中學。長得白白淨淨的，又有一口白牙，還寫得一手好字。後來又轉學到別校去了，聽說考上了哈爾濱師範學院，以後再也沒見到過他。
班裏的團支部書記叫楊維芝，是個思想早熟的學生。在我申請入團的時候，經常找我談話。後來聽別人說，她對我有點好感，在高三時，寫過什麽字條給我，但是我沒收到過。後來她考上了大連工學院，分配到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不久提升為中層幹部。
王亞光是班長，小個子，八字腳，為人比較油滑，家住昂昂溪，後來考入黑龍江農業機械化學院。高中時，追求同樣家在昂昂溪的崔瑞芝（考入哈醫大），後來又追求殷豔芹（考入黑龍江中醫學院），兩個女生在哈爾濱一碰頭，才知道他腳踩兩隻船，所以兩邊都告吹了。
張凱清是團委委員，學習不太好，但是會拉手風琴，沒考上大學，成立了一個家庭小樂隊，婚喪嫁娶演奏為生。薑聲年齡大，會唱歌，學習成績不太好，大學沒考上，到青年宮工作。吳寶琪擅長拉小提琴，曾經在市文工團工作過，沒有考上大學，後來不知去了哪裏。
李寶福的母親開了個月宮小吃部，所以1960年困難時期沒餓著，經常帶燒餅來吃。後來考到東北林學院。1963年，大學的第一個暑期，我們三個人（還有高三六的秦鴻興）曾經在龍沙公園一起玩了一整天。
郭金鎖是“走讀生”，家住鐵路員工住宅，每天騎自行車上學，腿力煉得很結實。1962年，也考入哈軍工，在航空工程係。他的平均分數是78，比哈軍工的最低分數線差2分，屬於破格錄取。不巧被家在哈爾濱的同學看到了，弄得他壓力很大，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淡化。
李秀芝的姐姐李秀琴是齊齊哈爾市第一醫院的護士，嫁給了王誌田，我哥哥的同事，關係顯得比別的同學近一些。她家住在西大橋的東邊，叫西下坎兒，有時候我也去她家坐坐，但是沒有發展出任何進一步的關係。
張慧敏是團支部委員，我在申請入團的時候，曾經與她談過話。她與楊維芝一樣，都是比較早熟的學生，能夠遇事不亂，對我也有過思想上的幫助。但她是否上大學，我記不住了。臧學君學習很認真，也是個中等生，不知她是否考上大學，或者到什麽地方去了。
陳繼先在班裏的學習中等，後來考到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我在哈軍工的第二年，曾經與幾個同學一起走訪過幾個大學，包括她的學校。李素蘭是個“小不點”，一年級的時候，跟著班主任李淑芸的身後轉。後來好像考到哈醫大，畢業後分配到齊齊哈爾第一醫院。
1962年，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全校的中心任務是全力應付高考。由於實驗中學是重點中學，追求高考升學率，全國的主要大學都寄來了招生廣告，花花綠綠，十分精美，掛在教學樓的天井大廳裏，非常顯眼，這是外縣的中學沒有的條件，我在安達二中從來都沒見過。
從高三開始，差不多每周都有各科的模擬考試，成績還張貼出來。共有六個班，每班都有成績最好的，我是五班第一名，與其他各班的第一名分享全年級的前五六名。在近200名的同學裏，第一名是什麽感覺，別人可能不知道，我自己卻認為名列前茅是理所當然的。
高三下學期，我們班自發地組成學習小組，找個小教室，埋下頭苦讀。我們小組五六個人，我自己一直都是信心滿滿的，從來都沒想過考不上怎麽辦。我們小組還來了兩個實驗中學的往屆生一起複習，但是高考時，他們好像又落榜了，他們的名字我忘了。
高考前，實驗中學照例給畢業班同學合影，下麵是高三五的全體同學的合影。
圖21. 齊齊哈爾市實驗中學高三五班畢業合影
第二排中間坐著穿白衣服的是校長蓋亞麟，他的右邊是班主任老師王潔敏，他左邊隔一個的是教導主任張學忠。第二排最右邊的是數學老師高義臣，第二個是化學老師謝飆，第二排最左邊的是政治老師張若力，還有些老師的名字記不住了。
學生中第三排最右邊站著的是王亞光，接著是王朝誌，再接著的是梁義芳。第三排最左邊的是我後來的妻子楊素華，第三個是崔瑞芝，第六個是楊維芝。後排最左邊的是劉達午。第二個是我，第六個是張凱清，第九個穿白衣服的是郭金鎖。
後排右數第一個是李寶福，第二個是楊子占，第三個是李非，第四個是楊建聲，第五個是薑聲，第六個是周景林，第七個是張中祥，還有些同學的名字記不住了。
然後是高中畢業證書，又是由我來填寫全班的畢業證書和成績單。下圖是我的高中畢業證書（正麵），再下圖是我的高中畢業證書（封麵與成績單）。
圖22. 我的高中畢業證書（正麵）
圖23. 我的高中畢業證書（封麵與成績單）
從成績單上可以看出，我的高一成績不太好，高二成績大有進步，隻是體育成績差些，絕大多數都是5分，高三是全5分，不然怎麽能全班第一？從蓋章上來看，班主任是王潔敏，教導主任是張學忠，校長是蓋亞麟。
其實，我的數理化和外語的5分是實打實過硬的，體育，語文和政治的5分都有點水分。任課老師都不願意因為他的課程，把本校的“優秀學生”拉下水，所以才給了我5分。
後來我設法得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績，數理化和外語都是90多分，語文和政治才60多分，所以把平均分數給拉下來了：六科總分是510（當時每科滿分都是100，沒有加權），平均分數是85。不過這在當時已經很高了，哈軍工與北大清華一樣，錄取分數線都是80分。
畢業證書弄完了，該是準考證了，下圖是1962年齊齊哈爾考區的準考證，從照片上來看，幾個月的埋頭苦讀，弄得我幾乎“蓬頭垢麵”，但我還是自信滿滿地去應試了。
圖24. 1962年齊齊哈爾考區的準考證
高考之前，有一件事讓我又難過又感動：我母親隨父親來齊齊哈爾，但在半路上走丟了。於是，我哥哥在齊齊哈爾的報紙上和廣播裏，登尋人啟事。我們班裏的“走讀生”家裏有收音機，聽到了消息，有的“住校生”也知道了，隻有我不知道。
他們怕影響我高考，不約而同地向我保密，所以我是考完試之後才知道的。我後來知道了，非常感動，我的成績那麽好，他們也不嫉妒，希望我能考好。後來聽說團支部書記楊維芝做了工作，叫大家對我保密，免得影響高考，我心裏默默地感激她。
再後來，我母親被找到了，直接送回安達老家，不去齊齊哈爾了。在她丟失的那些日子裏，餓了就吃生土豆，生玉米，渴了就喝溝裏的水，把腸胃都弄壞了，身體變得越來越差了，老得也越來越快了，我知道之後非常難過。
高考結束後，我沒有回安達老家，仍然呆在學校等待發榜。有一天在解放門遇到了楊維芝的姐姐楊維霞，她也曾經在我們班，後來不念了，出去工作養家。她熱情地邀請我去她家，他的父親熱情地接待了我，說哈軍工管吃又管穿，畢業當軍官，是中尉（東北話讀“玉”）。
呆在學校等候高考發榜，太實在無聊，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決定找個地方去做義務勞動，一來可以消磨時間，二來可以免費吃飯。同年級有一個同學，父親是某個農場場長，我們決定到那個農場去鏟地。睡大炕，吃窩頭，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倒也痛快淋漓。
在齊齊哈爾實驗中學高中的時候，我看過很多電影，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出去看，除了解放門的《群眾電影院》（最近），中市場的《大光明》，龍沙公園門外的《青年宮》，還有比較遠的《工人文化宮》。
記得看過的中國電影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洪湖赤衛隊，寂靜的山林，紅色娘子軍，女藍五號，護士日記，甲午海戰，林則徐等等。
還有一些外國電影：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牛虻，英國的霧都孤兒，法國的巴黎聖母院，德國的科倫上尉，捷克的好兵帥克，印度的流浪者和大篷車等等。
這些電影使得我大開眼界，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更廣泛的世界。那時我的零花錢不夠了，我就“節衣縮食”，少吃零嘴，省下錢來買電影票。
另外在高中時期，我對俄語的興趣擴展到校外，在第一百貨商店附近，有一個新華書店，一樓是普通圖書，二樓是影印外文書，即未獲版權的“盜版書”，價格很便宜，那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高爾基的童年，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等，都為我打開了向外看的一扇大門。
從一條不起眼的消息中，我得知一位蘇聯小朋友想要結交中國小朋友。於是我就用有限的俄語，寫了一封信寄出去。一兩個月之後，還真的收到了他的回信，裏麵夾著一大堆郵票，還說，下次會寄來一些照片。他是蘇聯遠東一個工廠主的兒子，比我小，大概十二三歲。
我把信給俄語老師項強看，他給我做了標準翻譯，勸我回信，我照做了，也寄去一些郵票，但是再也沒有收到回信。原來那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兩國的民間通訊中斷了。雖然如此，這些活動依然為我打開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另一扇大門。
還有一年的冬季，齊齊哈爾市歡迎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滑冰代表團來訪問，這是我第一次參觀滑冰的正式比賽。在悠揚悅耳的音樂聲中，男女花樣滑冰運動員雙雙起舞，讓觀眾們陶醉在這美妙的藝術氛圍之中。
這一切的一切，使得我從國內聯想到國外，心情都的激動起來了，這應該算是我的第三次文化啟蒙。人在高中畢業時，人生觀和世界觀，理想和願望，應該是都確定下來了，以後的道路，隻是如何實現這些理想和願望罷了。
1961年的國慶節，我哥哥結婚了，嫂嫂王煥雲是第一醫院理療科護士，婚後分到一間住房，鄰居是王誌田，是我哥哥科裏的同事，我同學李秀芝的姐夫。哥哥有了家，我去得更勤了，嫂嫂對我很好，像親弟弟一樣。
有時我去哥哥家時，家裏嫌麻煩不做飯，就到醫院裏的食堂買飯吃。困難時期，糧食都是定量，我不能吃他們的口糧，於是我從學校換點糧票給他們。記得有一段時間，醫院食堂裏的白麵饅頭特別好吃，雪白鬆軟又筋道，據說是從加拿大進口的麵粉。
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加拿大總理，承擔著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壓力，堅持與中國通商，既幫助中國克服饑荒，又出口過剩的小麥，各取所需，合作雙贏。那個總理的名字叫約翰-迪芬貝克爾（John Diefenbaker）。
也是在1961年的困難時期，中國從伊拉克進口了一些大棗，不像山東大棗那樣幹巴巴的，表麵有一層黏黏的甜甜的包皮，吃起來非常爽口。但不幸的是，這種伊拉克大棗給中國帶來了肝炎，以後人們再也不敢吃了，中國再也不進口這種伊拉克大棗了。
1962年的高考完了，考後的義務勞動也完了，還沒有等到發榜，於是我回家了。是安達縣老虎崗鄉林場。這時，又有人來“相親”了，是我初一同學孫慶山的妹妹，孫慶雲，牽線人是我妹妹的同學楊鳳英，楊家與孫家是什麽親戚關係，我也不太清楚。
在楊家人的催促下，我們在楊家見麵，我倚在南炕沿兒，她倚在北炕沿兒。我說上哈軍工要六年，她說可以等，並願意照顧有精神病的母親。我說未來變數太多，我不願意耽誤你。我上軍工之後，再也沒回過林場的家，就這樣“相親”之後不了了之。
最後哈軍工的“入學通知書”終於來了，是我哥哥專門從齊齊哈爾送來的。於是我與哥哥一同回到齊齊哈爾，準備行裝去哈爾濱。下圖是我的哈軍工“入學通知書”，再下圖是我自己預先填好通信地址的信封。
圖25. 哈軍工的入學通知書（左正麵）和（右背麵）
圖26. 我自己預先填好通信地址的信封
哈軍工到齊齊哈爾招生有個工作組，住在解放門附近的卜奎大旅社。組長是張政委，陸軍少校，副組長是徐指導員，空軍上尉。他們早就拿到我的檔案，看到我的成績，心裏已經認定我是哈軍工的新生了。
但是體檢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近視比較厲害，二是患副鼻竇炎，按正規程序可能被淘汰。但是張政委說，近視可以佩戴眼鏡，哈軍工有許多學員都戴眼鏡。副鼻竇炎請醫生再檢查一次，如果能夠醫治，也可以錄取，他堅持到醫院再複查一次。
就這樣，我到齊齊哈爾第一醫院又去複查。首先是眼科，兩眼近視程度0.5，佩戴500度的眼鏡，可以矯正到1.0，算是過關了。這是我第一次配戴眼鏡，以前不戴眼鏡，對體育課和美術課都有不良影響，這下好了，我可以戴著眼鏡上大學了。
其次是五官科，耳鼻喉，檢查副鼻竇炎。我哥哥推薦第一醫院的五官科主任，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關教授。關教授一聽是安長富的弟弟，還是實驗中學的學習尖子，報考的是哈軍工，馬上表示願意幫忙。在診斷書上說，經過治療，可以痊愈，也算過關了。
最後皆大歡喜，我高興，哥哥高興，關教授也高興，張政委更高興了。其實，我的嗅覺一直都不靈光，人家說香，我聞不出來，人家說臭，我也感覺不到。但是，這些都不影響當軍事工程師，體檢過關之後，就等新生全部到齊後，出發去哈爾濱了。
1962年，全齊齊哈爾共招11個哈軍工新生，實驗中學有四個，高三五的我和郭金鎖，高三六的秦鴻興，高三三的殷修安。齊齊哈爾一中有王有為等兩個，八中的張泰，鐵中有一個，還有幾個忘了是哪個學校的了。
就這樣，1962年8月20日，我們跟著張政委和徐指導員，從齊齊哈爾坐火車來到哈爾濱，開始了哈軍工第一年的大學生活。
謝謝你的欣賞，才回複，有點晚了。
從10月19日至11月9日，我到歐洲作了三周的河輪遊。回來後整理記錄，今天才完工。
準備再寫幾篇遊記，歡迎閱讀與點評。
謝謝補充，滿語，漲知識了。
安主 發表評論於 2022-09-26 10:52:32
回複 denggzc1971：
“小房身”是對當地村落的俗稱，不是正規的通信地址。長春的機場叫“大房身”，
我還真不知道，謝謝。
謝謝你的鼓勵，我還擔心時間過去太久，大家不感興趣。
我父親有句口頭禪“一人難得眾人好評”，非常重視群眾關係。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
“小房身”是對當地村落的俗稱，不是正規的通信地址。長春的機場叫“大房身”，
我還真不知道，謝謝。
寫得也好。
請問地名的小房身是什麽意思，長春的機場叫大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