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後的生活

知青返城後的生活

高世潔

 

文化大革命（總稱“浩劫”）十年動蕩，破壞了生產，毀壞了建築，觸及每個人的心靈，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最終造成機體的崩潰，各界人們－切向“錢”看。以至文革時期的思想意識仍在延續多年，知青回城艱難，回城後依然痛苦。

 

一，工廠領導的難言之隱

1985年開始，我任職開封市煤礦儀表廠廠長。行政上隸屬於開封市龍亭區政府管轄，生產業務隸屬於中央煤炭工業部製造局和河南省煤炭廳，管理層次錯綜複雜，作為企業領導，與各路上級搞好關係是一種必要的藝術和覺悟。中央煤炭部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辦兩次訂貨會，各企業主展示自己的產品，獲得訂單。如果和煤炭部有關領導搞好關係，你有可能被安排在與客戶最近的住處，得到訂單的機會大大增加。反之，領導可能完全不邀請你參加訂貨會，沒有邀請函，什麽也做不了。為了討好這批當權領導，企業主們使出渾身解數。八九十年代時，還不敢直接送錢，都是送禮。每年春節前，我都要開車去北京，送去酒，特產等等，那時候的好東西。其次要“走紅門”，這個門裏都是主管領導最親近的人，妻子、兒女和情婦，力所能及的幫他們解決困難，就能與主管領導搞好關係。一次，中央製造局領導的兒子結婚，下麵的各個企業主挖空心思獻殷勤，最後我幫領導兒子的婚房鋪了地毯，他非常高興。還有一年中秋的下午，省煤炭廳的一位領導夫人的車子在距開封200多公裏外的柳河鎮出了意外，她讓我去救援，我把6歲的女兒放在副廠長老郭的家裏，與老郭開車馬上出城。在公路上找到他們的時候已經是夜裏12點了，安排住宿，吃飯，第二天中午把領導夫人安全送回鄭州。那年年底省煤炭廳頒發給我個人一個“優秀企業家”獎狀。

法製和民主在亂世之秋形同虛設，社會軟科學大行其道。作為一個企業主，背後必須有靠山，要麽是黑社會，要麽是公安。每個企業主每年上繳給公安局3000塊錢，就能得到一個公安局工作證，美其名曰“保護企業家”。我深知這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有一次，我扣了一個工人的獎金，有個小地痞便找來我家，搖著明晃晃的匕首示威。在我亮出公安局工作證後，他臉色一變，立刻把刀收回去，語氣也大變，灰溜溜的走了。

人大代表選舉實際上也是上級任命的，區裏指定每個企業主為區人大代表，代表每個企業的工人。每次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時，我們都要參加特殊的學習班，定調調，畫框框，告訴我們黨確定了誰，意思是我們隻能選他，僅此一人。投票當天自然是百分之一百通過。這就是“定額選舉”，並非民主社會中的“差額選舉”。

中央對地方的高壓專政也一直延續到後文革時期。若社會上發生其他事件的期間，全國處在緊張戒備狀態，區領導要求每個企業主確保自己的下屬工人不上街鬧事，否則拿我們試問，具體辦法企業主自己想。最後我召開全廠職工大會，設立了一個“安定獎”，隻要不上街鬧事，每個人發獎金100元。那時候每人每月的工資隻有200多元，100元是很大的誘惑。“安定獎”讓我和工廠平安度過各種特殊時期。

這種高度的壓製和控製，一直存在於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我們所看的新聞經過篩選，我們的所說所做不能違背黨的利益。大姐高耀潔的“防艾”之路幾經坎坷，我們全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響。怕她要出國說真話，政府當局卻將她軟禁於家中，5 0幾個便衣24小時監視，我被當作人質，一同被關在她家長達兩周。安全局的特派員更是不定期造訪我的工廠，對我施加壓力，到目前為止已長達8年之久。

紅衛兵們堅持將“專政”執行的徹徹底底，不給人民表達異議的權利。並且在運動後沒有對為非作歹、貪腐之徒進行懲治，變相助長了貪官的士氣，他們更加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二 ，私營企業處境更難

我有個包工頭朋友曾經向我訴苦，他通過競標得到了開封市政府的一段修路工程，自己墊資幾百萬，完工後政府卻一分錢沒給他，最後傾家蕩產，沒錢發給手下的農民工，被追債，堵門，焦頭爛額。最後不了了之，他投的幾百萬血本無歸，農民工白白做了幾個月的苦工，政府拿到修好的路，開始建關卡收費。殊不知，電視新聞上廣泛斥責的包工頭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還有更深的原因沒有挖掘，也沒人敢挖掘。

1993年，我退休後開始自己辦廠。客戶中私企、國企都有，卻往往是很多國資大廠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貨款，甚至不給。每年因此的損失都在3-5萬，對於一個私人小企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一次，湖南的一個大型國資企業，幾萬塊的貨款，欠了兩年之久都不還。經辦人劉某某夾在中間實在為難，告訴我說，領導曾經對他們講：“要你們這些人去幹啥，就是去拖（貨款）去騙（貨款）的……” 另一家山東的國資企業，欠了1萬多貨款，收到貨後多次打電話催款，對方一直說找不到負責人，後來說原負責人已調離，拖欠的款不屬於現在的負責人管。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可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這種層層的坑騙，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少數的頂端領導人。某中央常務委員的兒子早年在澳洲悉尼最頂級的住宅區斥資2億買下一座城堡，正對悉尼歌劇院，卻因為不喜歡房子的樣子，要拆掉重建，預算2000萬。這已是幾年前的新聞，與如今曝光的貪腐數額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

文革提倡鬥爭，永無休止的鬥爭，文革鼓勵人們黑材料“整人”，大義滅親，懷疑所有人，檢舉所有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親戚朋友等等。白色恐怖無形中限製了人們的言論自由，一句話，一個字都可能讓自己和家人一輩子翻不了身。不安和恐懼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信，人們不再講仁義道德，互幫互助，變得自私、嫉妒和不信任、虛偽欺騙已成了當代的風俗時尚。

通常，與我打交道的國企的采購員負責訂購儀器，貨到入庫後，如果金額小，采購員會直接從財務將錢領出，付給我們。但有些國企的采購員就喪失了做人的幾本道德，私吞是常有的事。安徽淮北一家國資廠的采購員，我打電話向他催款，問他：“錢提出來沒有？”他答：“提出來了啊。”我又問：“那錢呢？”他說：“錢我花了。”說的如此理所當然，似乎他的行為合情合理，毫無不妥之處。文革把人的良心道義都“革”掉了。

我的工廠每個月要向龍亭區稅局報稅，年底的時候，經常會有稅局業務員來廠裏“拜訪”，說是拜訪，其實是要錢。理由是：上麵下達的稅收任務完不成，要我“再交點”。如此直白的張口要錢，沒有據可依，沒有理可講。他要，我就得交，否則，廠就辦不下去。到底誰是誰的“公仆”？

這些一代代接班人多是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們，他們掌了權，才是文革最大的後遺症。社會上一切不合情理的怪現象都來源於主宰者的主導思想，要想消除文革後遺症必須從他們做起，拋棄毛氏學說，清楚毛氏陰魔和鬼蜮伎倆的影響，恢複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道德五常（仁、義、禮、智、信）社會文化提倡四維（禮、義、廉、恥），放棄毛氏遺留的罪惡思想，中國才會真正的興盛。

 

三，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始終存在著帝國主義（美、英、法等）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從而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說。這就是毛氏學說，宣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等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每－個人生存的權利！”，其實呢？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文革期間毛氏學說馴造了一代，沒文化，沒頭腦，沒誠信。沒人格的忠實信徒----紅衛兵一代（官二代）。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是毛澤東的“黨衛軍”，“衝鋒隊”，繼承了“毛氏學說”，並在文革期間跟隨毛澤東的，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明；葬送了誠信思想與社會機製；也顛覆了人民對社會的正義感和人文關懷的意識；培養了中國人好鬥、詐騙和虛偽的性格；對知識分子精神和肉體的摧殘、使許多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也不敢關心。最後，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斥著貪汙腐敗、拉宗派、搞團夥，互相吹捧，玩弄權術、整人害人、打擊異己、口是心非、造假成風、喪失誠信和仁愛、缺乏禮儀和修養、道德敗壞、不講原則、為所欲為的畸形社會。

就是這一代造派、紅衛兵，在後文革時期，用“毛氏學說”的理念一直主宰著中國的政治，軍事，思想文化，教育科學，金融，商業，國民經濟和層層政府機構。總之，中國的一切都是他們主宰著，他們是政黨的化身。在中國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們的身影，是一支誰也無法與之抗衡的力量。接踵而來，就是在他們思想體係下培養起來的紅小兵（官三代），幾年後就要接班，這是文革後遺症的症結。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千萬種不合情理的怪現象，大家有目共睹，都是來源於主宰者的思想理念。

寫於2016年2月16日

 

[格利]

一段曆史，一段人生，一個奇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