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乖”不應當是孩子的美德。
“乖教育”是一種有問題、無原則的教育。
前天寫了一篇《被“輕判”的大同霸淩案——法律為什麽要“保護未成年人渣”》文章，簡單聊了聊對近期引起公憤的大同霸淩案一些觀點，可能文章寫得有些倉促了，有些讀者誤以為我是在反對嚴懲霸淩受害兒童的那兩個惡童，這裏澄清一下，我並沒有那個意思，那篇文章的主旨，其實是想探討時下被很多輿論所提議的“降低刑責年齡”是否真的是杜絕校園霸淩的可解決之道。如該文所述，在現行法律框架和法學基礎理論上，這個想法是具有相當難度、且會造成很多連帶問題的。
於是很多人自然會問，那該怎麽辦？如果我的孩子遭遇了霸淩該怎樣。
我想解決之道無非兩途——要麽學校和社會負起責任、加強監管、嚴厲打擊和杜絕校園霸淩事件。要麽，我們就不得不讓自己的孩子長出反抗的牙齒——換而言之，我們要讓孩子在欺淩麵前學著“不乖”。
是的，考察此次大同校園霸淩案，有一件與駭人聽聞的霸淩同樣觸目驚心、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受害的那位小學生，在遭遇同宿舍兩名惡童持續一年半的的毆打、欺辱甚至是性侵等讓人不忍描述的行為過程當中，居然選擇了逆來順受，雖然現有資料無法確知這個孩子是否曾向老師舉報，但家長居然是在一年半後才偶然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將此事曝光的。
到底是什麽樣的內情與性格，導致了這起惡行被隱瞞這麽久才被曝光。我們對事情的內情所知難詳，但我想有一種教育因素，也許在這起案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我們的教育經常規訓孩子“要乖”。
“要乖”、“聽話”，這些詞匯在我們自己做小孩子時、以及我們長大教育孩子時，都是經常被使用的高頻詞匯。但非常有趣的是，這兩個詞在英文中是沒有對應翻譯的。
我還真拿這個問題問過一位旅美多年也有孩子的高知朋友，問她“乖”這個詞兒在英語中到底怎麽翻譯，她想了半天，說也許是“well-behaved”吧。
我說我讀書少你不要騙我，well-behaved不是有教養、修養良好的意思麽？跟咱們形容的“乖”完全是兩個不同概念啊！
是的，在西方尤其是英美人的觀念當中，修養良好絕對不意味著這個人好欺負、打不還口、罵不還手。恰恰相反，在名譽受到侮辱後斷然進行反擊，是一個傳統“紳士教育”必備的條件。
比如蘇格蘭大哲學家、寫出了《論人性》的大衛·休謨，曾經在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有過一段交情。
在盧梭最困窘的時候接濟過他，但好心當成驢肝肺，盧梭那個偏狹的私德，你是知道的，後來這哥們不知道抽了什麽風，非認為休謨的幫助他其實是為了害他，於是動用其影響力在整西歐知識精英圈子潑汙休謨。宣稱休謨幫助他隻是“出於一個可怕的陰謀”，“試圖把我帶到英國，隻是為了讓我丟臉”。
農夫與蛇，東郭先生與狼，郝建與老太太，休謨與盧梭……
感到自己人格受到侮辱後的休謨立刻發起了“加倍奉還”的奮起反擊，甚至不惜向盧梭提出名譽決鬥的要求。他在後來寫給另一位大牛亞當·斯密的信中就曾如是說：我認為，您應當理解我受到侮辱之後的反擊行動——我認為一個有教養的人，在受到這等侮辱的時候，卻不敢為自己的榮譽而戰，是可恥的。
是的，有教養（well-behaved）絕不應單獨代表“溫順”、“聽話”、“乖”，教養同時應該是有棱角的，在他人越過某條線之前溫良禮讓、尊重他人的底線，而在他人踐踏了這條線之後寧拚個魚死網破，也要捍衛自己的權利、自由與榮譽。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那些八九歲的孩子熟練的掌握這其中的奧妙。但相比西方精英培養孩子“well-behaved”的教育，我覺得我們對孩子的教育經常會奔向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
要麽如前所述，老師和部分家長會一味要求孩子要“乖”、要“聽話”、要在一切條件下對他人禮讓、忍讓、甚至退讓。
要不然，則完全奔向了另一頭——極力把孩子養熊，養的有“狼性”，要求其與他人接觸時“寸步不讓”，鼓勵孩子野蠻生長、野蠻競爭，甚至有機會、有勢力的時候就肆意踐踏他人的權益與底線，寧可欺負別人、也不被別人欺負。寧我負人，人勿負我。
這就是傳說中的“熊家長”。
這兩種教育方式，其實都犯了一個錯誤——它們都沒有教育孩子自己與他人的權利邊界究竟在哪裏。
因為不懂邊界，所以孩子的行為要麽就無限度的忍讓、逆來順受，也就是所謂的“乖”，要不然則是無限度囂張、無所顧忌，也就是所謂的“熊”。所以到頭來，欺負與被欺負者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種教育思維下的一體兩麵——這兩種教育中共同缺失的，就是個體與他人之間權利邊界感。
但有意思的是，我們的文化自古以來，好像還就很喜歡這種教育方式。
比如那個幾乎每個中國孩子都聽過的“孔融讓梨”的故事。我就特別反感。
“孔融讓梨”原本隻是《後漢書·孔融傳》李賢的一條注釋：“《融家傳》曰：‘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可以看出在這個原版故事當中，孔融所“讓”的僅僅是“諸兄”，其所強調隻是儒家學說“尊長”的那種秩序觀。
但這個故事在後來的流變當中，多出了一段孔融“讓幼”的情節，也就是不僅“諸兄”孔融要編出一套理由去讓，“弟”他也要找一套理由（比如“我是大哥，理當讓著弟弟”）。
這樣一來，孔融就從那個原本強調儒家長幼秩序觀的儒學神童，進階成為了一個舍己為人、總是在無原則、無條件的先人後己的“乖孩子”、“好少年”。
長大後，我一聽這個故事就膈應。如果我自己將來有一個孩子，我一定不會讓他讀到它——尤其是後來那個既讓兄又讓弟還為此受了誇獎的版本。
在這個版本中，我一點都看不出來孔融自己該有的權益意識，這種無原則的謙讓稍不留神就容易在孩子那裏發展成退讓、忍讓、乃至逆來順受。被這樣教育出來的“聽話孩子”“乖孩子”，在遭遇霸淩之後不敢反抗，甚至不敢向家長及時舉報，就不稀奇了。
這不是孩子的錯，這是我們的教育有問題。
當然，我也知道，編出“孔融讓梨”這樣的故事，要求孩子這樣無原則的讓、無原則的乖、無原則的聽話的人是什麽想法——說白了，無非是因為“乖孩子”好管。
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中，如果真有一個孩子能不問長幼、公平，自己總去承擔更多義務，而少享受更多權益，家長的負擔會輕上很多。
而在一群孩子組成的班級當中，如果有更多的“乖孩子”，吃了虧、乃至挨了欺負都不抱怨、不還手，學校和老師維持秩序的成本，也能節省不少。
由此再聯想到這些孩子長大後，如果他們願把自己“乖孩子”的脾氣養到成年，成為“三棍子打不出一個屁來”的老實人、順民，那無論單位領導、還是有關部門，管理起來就更加省心不少了。
所以我們的家庭、學校，喜歡教孩子“乖”，我們的社會、文化喜歡教育所有人“乖”。甚至“乖”這個漢字本身，原本是乖張、狂悖、桀驁不馴，在數千年的語詞流變中，居然也走向了它原本意思的反麵，成了今天“聽話”“順從”的代名詞。
足見“乖文化”，這個在西方甚至得不到準確翻譯的字眼，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多麽大行其道。
可是我想說，教育孩子要“乖”，不是不好，但卻需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提供給孩子一個能夠讓他老實、順從、謙讓，卻依然保證他的基本權益不受侵害的環境。
這個責任，應該由社會、學校、老師以及每一個成年人承擔起來。如果我們不承擔這個責任，孩子麵對的學校小環境，是一個弱肉強食、唯力是從、霸淩甚至未成年人犯罪橫行的黑暗森林。我們再教育孩子要“乖”、要“聽話”、要“禮讓”，這就不再是一種良性教育，而隻是學校和社會為了方便管理，單方麵降低自己的成本而對孩子進行的一種精神PUA。這比某些無良老板平時讓員工996、007，發工資的時候又讓員工多“懷一顆奉獻之心”的普通PUA還要可惡一萬倍。
而進一步推而廣之的說，一個社會，要求個體順從、聽話的前提，一定是它能夠提供一個良善、無條件保障所有人平等權益的公共秩序。如果沒有信心提供這種公共秩序，那就應該允許甚至鼓勵每個個體勇於自力維權，捍衛自身的權益。
這兩種社會模式都是可行的、並無優劣之分。老師、學校、乃至社會，有多大的金剛鑽就攬多少瓷器活就好。最可怕也可惡的，是像大同的那所寄宿學校所發生的那樣，一方麵繼續“乖教育”，用聽話教育束縛住了老實孩子的手腳，另一方麵又縱容惡童肆意妄為。這樣即教育孩子“乖”，又讓乖孩子受欺負的環境，無異於是在吃人。
所以在我們的社會徹底杜絕校園霸淩之前，我勸所有的家長不要再教育自己的孩子“乖”，我們寧可讓孩子“野”一點。或者說，我們最好把孩子培養成一個“well-behaved”的人，讓他們知道自己與他人的權利邊界在哪裏，我有勢力時，我不去侵犯你的邊界，你得勢後，你也別來侵犯我的疆土。否則我就跟你拚個魚死網破，讓你知道我不好欺負。
願我們的孩子對霸淩，能如此“不乖”。願他們走向社會，麵對其他侵犯，也會如此“不乖”。
作者： 海邊的西塞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