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幸福感、看不到希望，是國內結婚率、人口出生率呈負數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年關，年輕人又要麵對催婚催育大軍的連環炮。這三年的疫情借口終於不管用了，某音裏的抓狂年輕人已經數不勝數。

在城鎮化過程中，許多年輕人湧入大城市，住房、交通、消費等壓力很大，這些都是影響適齡人口戀愛、結婚的直接原因。同時，年輕人婚姻觀念和態度的轉變，是更為內在的原因。還有，離婚冷靜期製度的實施，也遏製了一批恐婚族的結婚欲望。

也許熱愛縱比的官媒們會擺出很多事實說明當前從社會保障、人均收入、基礎設施、人居環境和生活水平各方麵都比解放前、1980年代甚至十年前有顯著提升。上述指標的不斷攀升，應該是國民幸福度同比提升的助力，而非核心因素。當然，官媒也會擺出發達國家人口逐步下降的原因，及國民受教育程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實，在直接原因之外，這些指標下降到呈現負數的根本是幸福感下降，人生未來預期過低（沒有穩定的預期，看不到人生希望）。

國內年輕人從千禧年開始，生活的模式和未來逐步程式化，讀書、買房、買車、房貸、車貸、催婚、育兒、學區房、選學校、出國、找工作、考公、帶孫輩、養老……整個社會的關注度都在盯著年輕人有沒有實現這些，由此產生的焦慮積壓在每個年輕人和家長的頭上——似乎人活著就是為了完成這些指標。情緒上的焦慮感催著每個人花掉人生主要時間去辦上述一攬子事情，而享受人生、感悟人生的內在需求逐步缺失。

沒有想象力和樂趣的生活，也許對於老年人來說具有一定的確定性，這樣更穩定。但對於年輕人來說，是扼殺創新和快樂，隻要按照設定好的程序去完成人生太無聊。而疫情之後，對於可能影響人生甚至性命的不確定負麵因素的不斷產生，讓很多人更加失去信心去結婚甚至生育後代。2022年上海人喊出的“我們是最後一代”，更多的是悲哀和絕望。

其實，幸福感的來源，我們認為可能核心因素來自幾個方麵：

1.經濟持續增長，社會比較穩定，環境相對公平，分配相對公正。

2.相對自由思想環境和遷徙管束，使得年輕人對生活的選擇麵加大。

3.對教育、住房、醫療等大宗消費的成本承受力較強，不至於因某件急迫、剛需之事快速返貧；

4.社會秩序對個體生命的不確定負麵因素極低，且不會因社會性個案產生焦慮、匱乏感、恐慌或恐懼（如人口失蹤、治安案件等）；

5.相對自由的創新環境，不至於因為社會過多的統一要求而產生創新、審美疲勞。

上述各點如果處於較低狀態，可能都會增加個體的焦慮程度，增加精神上的內耗成本和養育、教育成本，從而降低幸福感；嚴重的情況，會群體性陷入高度精神內耗的狀態，產生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情緒——對未來的預期下降，生育率必然會收到較大影響，甚至呈負數。

這些是最基本的指標，甚至都沒有超越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範疇。

國人相對西方人還是比較喜歡熱鬧、相伴，在每年增加上千萬大學生的整體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的情況下，如若上述各項能夠處於相對較高值，生育的意願不會快速降低，至少是個持續的過程——但優生優育必定會伴隨其中。

 

作者： 新華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