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近期，隨著Omicron的毒性大幅減弱，各地在“20條”精準防控措施指導下，大幅放鬆疫情封控。人民日報等央媒近期也承認，變異株的“致病力和毒力大幅下降”，再加上其高傳染性，使消滅病毒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社會各界中，“與病毒共存”，成為下一階段疫情防控方針的共識越來越高。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的2021年7月底，張文宏醫生就提出了要為“與病毒共存”做準備：
“如果以減緩傳播和降低病死率作為目標，疫苗可以承擔一定的保護，但是作為清零和根除疾病流行，可能是目前疫苗不能達到的目標。未來哪怕每個人都打了疫苗，冠病仍然會流行，不過流行的程度會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開放後還會有人感染，未來各國均要麵對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與疾病的傳播，但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市民的防控意識，國家的公共衛生體係（包括醫院和疾控）的力量，才能最終達到與病毒的和諧共處...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病毒學家都認可冠病是一個常駐病毒，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未來中國選擇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證與世界的命運共同體，實現與世界的互通，回歸正常的生活，同時又能保障國民免於對病毒的恐懼。中國應該有這樣的智慧”。
回過頭來看，張醫生的觀點體現出了高度的前瞻性和科學性：
1）病毒是消滅不了的；
2）但疫苗和有效防控可以降低重症率和病死率；
3）應該為“與病毒共存”早做準備，包括輿論引導（免於恐懼）、個人防護意識、公共衛生體係建設等
4）應早日與世界互通，回歸正常生活。
然而在當時，這一觀點一經發布，立刻遭遇來自方方麵麵的巨大壓力。主張徹底消滅病毒的人士，將張文宏比喻為“漢奸走狗”，“西方利益集團代言人”、“美國養的狗”、“典型左右逢源的公知”、“裏應外合又一人”。
醫療衛生領域的泰鬥級人物專門刊文批判張文宏的“與病毒共存論”，聲稱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兩者之間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禦病毒於國門之外”，“中國與世界的互通，必須是健康的互通、安全的互通，而不是盲目的互通，更不是不計後果的互通”。
半個月後的8月14號，有人開始拿張醫生博士論文抄襲做文章，企圖將張醫生“批倒鬥臭”和“社會性死亡”，妄圖將“共存”和“清零”上升至路線鬥爭，正常的觀點討論徹底走了樣。
這種蠻橫霸道的做法引發了社會麵的較大反彈。廣大網友甚至看不下去了，紛紛呼籲保護好張文宏醫生。國家層麵也給予了張醫生巨大支持，體現出了容許不同聲音的寬廣胸懷，由複旦大學出麵保護了張醫生：張醫生並無學術不端。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消滅病毒論”錯在哪？
應該說，去年7月底流行的Delta毒株致死率高，傳染性強，大規模的放開和“躺平”是錯誤的。堅持最嚴格封控、將病毒封鎖在最小範圍內，可以避免大量死亡，策略是沒有問題的。
但“消滅病毒論”者把把防疫策略極端化、絕對化和對立化，使我們喪失了與時俱進調整的彈性和空間，從而使防疫工作陷入極大被動，其危害不可小覷：
1）錯誤理解、極端化中央“動態清零”方針。將“動態清零”，極端化為“消滅病毒”，並將“消滅病毒”和“動態清零”上升為路線之爭、製度之爭，從而使我們喪失了根據形勢的變化與時俱進地調整路線方針的彈性。
過去三年，我們嚴格執行各種封控措施，以極大代價將疫情暫時控製住。如果我們相信“病毒最終共存”，就會利用這一寶貴的時間窗口，積極地、前瞻性地為將來有一天的“共存”做準備，比如提高老年人完全接種水平，儲備新冠藥物，加強ICU及方艙醫院建設。這樣才會在病毒毒性降低到某一水平時，切換至“共存模式”。
然而防疫策略被上升至“路線鬥爭”，使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消滅病毒作為終極目標，全情投入於核酸檢測與篩查當中，反而在放開準備方麵做得遠遠不夠。比如，我們60歲以上老年人第二針和加強針疫苗接種率明顯低於“躺平”國家。當我們準備放開時，發現準備工作做的仍然不夠。
2）消滅病毒違背科學常識，以“鬥爭”思維代替“科學”思維。
病毒存在於地球的曆史遠早於人類，就是人類從來沒有用自己的能力清除過任何全球性的流行病毒，其病毒的消失完全是自發性的，不知為何自己就消失了，很可能就是氣候溫度的影響，也可能是病毒之間相互相殺，但絕不是人為因素。
《自然》雜誌曾向119位免疫學家、傳染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發放問卷，詢問他們對新冠病毒的看法。近九成科學家認為，病毒會從大流行轉為局部流行——它不會徹底消失，而是會在這顆星球的不同角落輪番出現。
在國內，不少專家在疫情發展的不同時期也表達過類似觀點：2021年3月，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沒有證據表明它將消失。“很可能將會和人類共存，就像流感一樣，而且還會出現新的冠狀病毒”。2021年5月，鍾南山院士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程度慢慢降低，它與人類的長期共存將成為可能。
“消滅病毒論”者，強調以鬥爭思維消滅病毒，強調“臥榻之側豈容病魔酣睡”，體現了對科學規律的無知。其意圖將消滅病毒，上升為完勝西方的“製度優越性”體現，將“科學問題”政治化，違背了科學規律，變相地發揮了“高級黑”作用。
3）最重要的，在不涉及根本的議題上，要允許不同聲音，特別是要對知識分子、學術問題討論寬容一點。麵對不同聲音，動輒扣帽子、上綱上線，整黑材料讓對方“社死”，與中央精神是相違背的，也沒有認真領會“四個自信”的精神。隻有允許不同聲音，理性討論，才能給在決策時有足夠多的方案、信息去權衡，從而幫助中央做出最優決策。
期待有關人士能夠認真反思，及時調整思路，為新階段抗疫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 經濟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