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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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為我們打疫苗的，不少是加州醫療隊的軍隊衛生員，看著一個比一個年輕，也就二十來歲吧。這讓我想起了遇到過的一群年輕軍醫。
1979年，同事小華僑來找我，讓我去上海警備區兼課。那年頭，我任教的大學，管頭管腳，兼課這樣的自由散漫、經濟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行為，極有可能遭到批判。小華僑十幾歲從印尼歸來，畢業於上外，無曆史問題，卻總是不受信任。小批判對他來說，家常便飯，他的不守紀律，愛說怪話，奇思妙想，領導隨手拈來，就是子彈。
我任教的大學，文革後複了校，教職員工中有一大批不適合“涉外”的資本家、華僑、海外關係太多的、教會大學畢業的，他們在運動裏吃了不少苦頭，特別怕事。
彼時，我年少氣盛，不諳世故，毫不怕事，路見不平，就一人衝到領導辦公室抱怨，由此獲得了同事們的信任。領導也不跟我一般見識，偶爾勸我，別耍小孩脾氣。小華僑說，兼課這事，別人縮頭縮腦的，就你不怕，你去吧。
這是警備區的軍醫進修班，學員是文革中培養出來的軍醫，年齡在30歲以下。除了專業課，一周四節英文課，英文課分兩天上，報酬是一個月20元，還送公交月票一張（6元）。七十年代末，小青工每月收入36元，我的工資54.50元，一節課時費相當於街道廠工人一天的工資。這等美差，管他什麽主義，接下再說。
上課的地點在複興中路一幢三層樓的小洋房裏，黑色的大鐵門關得緊緊的，按門鈴後，有個穿四個兜軍裝，挺精神的高個子來開了門。那時的軍人一身綠，紅領章，根據兩個兜還是四個兜決定軍階。進門去，一條水泥車道，挺大的一個花園，關上鐵門，一街熙攘嘈雜被隔在了牆外。高個子自我介紹說是進修班班長，熱情地把我領進教室。估計那是原來的客廳，挺寬敞的，四扇並排的落地玻璃門直通綠茵茵的大花園。
教室裏，也是一片綠，坐了三十多人，有說有笑，有男有女。我剛站到講台前，班長大吼：起立。一班人齊刷刷地站了起來，立正敬禮，大聲說：老師好！嚇了我一跳，忙說：同學們好，請坐。屋子裏頓時一片靜寂，畢竟是軍人，哪像大學學生，請坐後還忍不住前後左右嘀咕幾句。
這個脫產進修班，開辦幾個月了。英語課用的是醫學英語類的教材，教學是業內說的公共外語課，不外乎講解語法，英譯中，中譯英，學生能閱讀就行了。不像大學的英語專業課，小班上課，聽說讀寫並進。所學的課文裏，有一些多音節的醫學名詞，如病名：appendicitis（闌尾炎）、gastritis（胃炎）、tonsillitis（扁桃腺炎），至今看到tis結尾的字，就猜想是什麽病。講語法是我的強項，一開講，下麵沙沙沙一片記筆記聲。學生還要求我領讀課文，他們跟讀，有時候，讀完了一遍，還要求讀第二遍。
提要求的，往往是坐在第一排的一個女生，身材纖細，嗓門卻很大。一班人中，數她最積極，搶著發言，還愛提要求，直截了當，口氣不容置疑，課間休息，常聽她哇啦哇啦，指手劃腳，“某某某，你去跟院長說，就說這三點，一，二，三……”；“某某某，這個星期天的電影票，去找X處長要，看他敢不給我。”給我留下狂妄自大的印象。不用猜，一定是高官家出來的。
其實，這個進修班，光看點名冊，就知道有不少軍幹子女，勝利、和平、解放，還有一個字重複兩次，酷似小名的大名，如：平平、燕燕、玲玲。
過了一陣，跟學生熟了，班長私下裏告訴我，班裏的男生多數來自工農兵家庭，就是軍人家庭出身，父親的官職也不高，而班裏的女生，父親的軍職較高。我順勢問了一句，大嗓門的父親呢？班長說她是華東某省軍分區司令的女公子。
跟學生越來越熟，大嗓門變得不那麽討厭了。她的嗓門是有點大，也不會看臉色，但是直爽熱情，自來熟。下了課，還拉我去樓上她的宿舍小坐。上了樓才知道，幾個大房間裏，擠滿了雙層床，學生在往日富豪的大洋房中過著非常簡樸、集體主義的軍營生活，隻有周末才能回家。
一屋的女生，隨便東扯西拉，話題無非是文革那幾年，你在哪裏幹什麽。宿舍裏的女生，都有了十年以上的軍齡，她們參軍時，大的18歲，小的14歲，進了部隊就當衛生兵，什麽雜活都幹，洗玻璃瓶，煮針筒，打掃衛生，護理病人，開始幹的就跟現在的“護工”差不多，慢慢升級到了護士，學會打針量血壓，後來又上了軍醫大。
她們跟我是同齡人，曾經是我羨慕的對象，不像我，她們不用去農村插隊。可能因為在與世隔絕的軍隊裏度過了青少年和青年時期，她們對大千世界的複雜險惡，沒切身體會，思想單純，就象一群中學生。聊天中得知，平平、燕燕，平時不聲不響不張揚，三十歲不到，居然是營級幹部，住在淮海路警備區司令部對麵的光明公寓裏。這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我的小學同學，不少來自光明公寓，他們的父親曾經是團長營長，白駒過隙，營長成了同齡人了，而且還是女性。
還有個女生，叫秀梅，性情溫和，身材苗條，長相甜美，白皙端正的瓜子臉上一雙靈動的大眼睛，走在路上回頭率極高。一個周末，在路上遇到了秀梅，才知道她家住在安福路，離我家兩三條街。她身邊是個四個兜的軍人，中等身材，靦腆寡言，忠厚老實得一塌糊塗。秀梅介紹說，那是她丈夫。漂亮的秀梅怎麽找了這麽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丈夫？
過了幾個月，五一節到了，大嗓門命令我，她說是邀請，去參加她30歲的生日聚會，大聲地重複了兩遍時間和地點。我推說有事，她嗬道：“囉嗦什麽啊，叫你來就來。”
到了五一，我猶豫不決。大嗓門可厲害了，知道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幢公寓裏，快到飯點了，騎著自行車就衝過來了，進了公寓門，哇啦哇啦四處一問，一下子打聽到我住在幾號，就跑來敲門。我打開一看，大吃一驚，她不由分說，拉起我就走。想著在路上拉拉扯扯不是回事，又是跟女軍人，路人會把我當做壞人，隻得乖乖跟她同行。
她家住在吳興路一個小院裏，兩層樓的小洋房，隔著籬笆，看到隔壁有一棟同樣顏色的三層樓大洋房，可以猜出，這裏曾經是車夫廚子們住的仆人樓。樓下原來是兩個車庫，現在改造成了住宅，一間是她家的廚房加飯廳，另一間住著一家軍人，她醫院的同事。大嗓門的先生，很普通，穿便服，已經做了一桌的菜，席間也少言寡語。在座的還有一名能說會道的軍人，是大嗓門的發小，光聽他們倆侃了。終於得知大嗓門有個三四歲的兒子，由於她脫產學習，無法照顧，被外公外婆接去了。吃完飯，去了二樓，那裏有兩個大房間，都是她家的。這是1980年，上海的住房非常緊張，一家三口人，住三間屋子？地方上的部局長也沒有這個待遇。
我很好奇，你們這是哪門子醫院，房子多得分不掉了？大嗓門倒也誠實，一五一十道來。原來她曾跟公公一家住在三層樓的大洋房裏，公公去世了，婆婆回了南京，部隊讓她家騰房子，就騰過來了。原來如此，看來公公也是大官。
有一天，剛走出公寓大門，聽到有人叫我，是一名矮矮的女軍人，滿臉笑容。仔細一看，竟是曾經住在光明公寓的小學同學，六年級她父親調防，轉學去了浦東周浦鎮，我們當時覺得，她去了非常遙遠的鄉下。老同學相見，分外親熱。她15歲當兵，衛生員，十多年來，轉戰華東各部隊醫院，現在上海的部隊醫院做藥劑師。她父親也已經從當年的團級幹部晉升為警備區副司令，搬到了巨鹿路。巨鹿路那一片小洋房，當時被軍隊控製了不少，包括空四軍招待所，林立果搞571工程所在之地。
從老同學嘴裏得知，平平、燕燕、秀梅、大嗓門都是她同事，那個部隊醫院裏，一轉身，不是司令女兒，就是司令媳婦。雖然那麽多幹部家的女眷在一起工作，卻鮮有爭風吃醋，互相打擊的事發生。那個年代，一般的軍幹家庭，對子女要求嚴格，不許張揚，不許狂妄，當然也有管不住的，如天生的大嗓門。他們都是十幾歲當兵，生活在人事關係相對簡單的部隊環境裏，思想單純，不通世故，彼此之間像是學校的同學，保持著一份純真，不耍心機。
我也終於得知，大嗓門的公公，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這些軍分區警備區的正副司令，都是他的下級。想到大嗓門的先生，為人低調，腳踏實地，買菜做飯，刷碗洗鍋，跟小說電影裏，臉譜化的高幹子弟，大相徑庭。大嗓門呢，跟她接觸久了，發現就是上海人說的“吃相難看”，骨子裏卻是古道熱腸，有情有義，而且也很敬業，四十不到就成了科室主任醫生。最吸引我的，是她的好奇心，她願意去了解，去理解跟她不一樣的人，有好奇心，說明她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
後來跟大嗓門夫婦成了朋友，經常走動，每次去，她家都人來人往的，多半是來求大嗓門幫忙的，看病、上學、參軍、買車票、買機票、搞內部電影票、補課、找保姆，大大小小，七零八碎，什麽事都有，大嗓門是天生的“老百搭”，各行各業都有熟人。將門虎女，豪爽大氣，來者不拒，做雷鋒做得高興得不得了。
至於漂亮的秀梅，原以為是哪位司令的女公子，同學告訴我，她是某副司令的媳婦。站在她身邊那老實巴交的丈夫，是又一名不露聲色的高幹子弟。我這同學，快人快語：我們醫院啊，漂亮的是媳婦，能幹的是女兒。
當年你的學生是警備區85醫院軍醫吧。
謝謝你的文章，讓我回想起很多往事。
是啊，警備區好房子多得不得了。
你上課的地方估計是在複興中路茂名南路口的地方，阿拉以前稱為三角花園的，文革時是少兒圖書館，文革後還給了部隊，屬於警備區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