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學運起關鍵作用的可以是黃之鋒這樣的學生領袖，也可以是黎誌英這樣的媒體老板，還可以是爆中共黑料的學者。油管向我推薦了Frank Dikotter 的中國革命史講座，我覺得他的書激起了港人的反共情緒，是2019年香港學運的學界推手。
荷蘭曆史學者 弗蘭克-迪宼特爾是香港大學教授，中文名馮客。他寫的人民三部曲，本本獲獎或獲得提名，可見這幾本書的分量和影響：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饑荒》獲得薩繆爾-約翰遜獎（相當於英國的普利策獎），2013年出版的《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被提名奧維爾獎，2016年出版的《文革：人民的曆史 1962-1976》被提名英國筆會黑瑟爾-提爾特曼獎。
兩年前香港學運發生時，大陸華人不能理解為什麽香港年輕人這麽仇共。香港九七回歸的時候不是很愛國嗎？馮客是2006年從倫敦大學轉到港大的。聽了他的課的港大學生很難不反共，而他也肯定被邀請到香港各大學演講。油管上就有他在香港發展局的演講。無緣聽他演講的人也可以借或買他的書看。他的這個”反共三部曲“ 對香港學運的影響大概相當於《河殤》對八九學運的影響。
中國學界文革後反思清算反右和文革等曆史事件，醞釀了八六學運和八九學運。馮客在港大期間，坐火車去廣州的檔案館查資料，寫成人民三部曲。他的書也許披露了一些新的史料，但結論並不新鮮。他能煽動反共情緒得益於其外國人的身份。以前也有外國人從某個角度寫中國革命史，比如毛澤東傳記，但多半不是以黑為目的。馮客的三本斷代史明顯是黑中共，專揀中共不堪回首的往事來寫：長春圍城、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馮客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把毛澤東刻畫成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樣的惡魔。
中國學者的中國革命史研究或者沒有翻譯成外文，隻為漢學家所知，或者即使翻譯成外文在可讀性和影響性上也比不上西方人的作品。西方人總覺得中國學者被洗腦了或者不敢說真話，所以更信自己人寫的東西。西方近幾年對中國的敵意一方麵源於習近平的轉向，另一方麵可能就來自於馮客這樣的中共黑。馮客這樣的學者起到赫魯曉夫的作用。西方左派原本崇尚蘇聯，赫魯曉夫批斯大林讓他們對蘇聯幻滅。西方政客和學界本來跟著中共一起向前看，讚賞中國的改開成就。馮客挖出來的中共黑曆史讓他們又憂慮中共專製的一麵。不要小看一個學者的能量。這個馮客既讓香港人仇共，也讓西方人重新反共，真正是中共近幾年苦悶的根源啊！
香港和波羅的海三國相似，都很小，都歸入大國不久，都鄙視大國。港人2019年也明顯模仿波羅的海三國。1989年8月23日近兩百萬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手拉手，形成一個長676公裏的人鏈，要求自由。1990年3月11日，愛沙尼亞成為第一個脫離蘇聯的國家。港人2019年8月23日也搞了一個45公裏的人鏈，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隻是中共有蘇聯前車之鑒，不會讓香港成為愛沙尼亞。中國與蘇聯的一大不同是蘇聯解體時，蘇聯人多數默認了，而香港要學愛沙尼亞時，絕大多數中國人跟中共站在了一起。一方麵中國人的統一意識根深蒂固，另一方麵中共用改開四十年贖了罪，贏得了民心。
馮客的書煽動了港人的反共情緒，但對大陸人來講他的那些”發現“ 都是炒冷飯。蘇聯解體前商場裏貨架空空如也，2019年的中國貨充斥世界各國的貨架。這就是為什麽蘇聯解體了，而香港學運成了香港的六四。
深以為然。這一方麵固然與中共的運氣不錯有關係，另一方麵也說明中共能相對及時地審時度勢從善如流。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可以看到中共是有一顆不斷進取，自我完善的心的。而有了這樣的心，還怕明天不會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