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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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比夢更美好
李尚誌 (科大651、數學係78級研究生)
一、好夢成真
1982年6月17日清晨，一陣急迫的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有人在喊：“博士，快起來聽廣播！”我在前一天剛剛擠硬座火車來到北京，臨時住在一間實驗室裏，手邊沒有收音機。匆匆起來打開門，才知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經廣播了我們6個人獲得博士學位的消息。這是新聞媒介首次宣布我國已經培養出了自己的博士，在全國各地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後來我知道，在我的家鄉四川內江，以及我工作了八年的四川萬源，這一消息播出後都引起了轟動。而我本人卻在睡夢中漏聽了這條新聞。
當然，這條新聞的內容我早已知道。我在5月15日就已通過了博士答辯，中國科大學位委員會在5月25日批準授予我博士學位，我從那時起就應當算是博士了。
但是，國家對首批博士特別強調質量，非常慎重。我們這幾名博士還要經過中科院以至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仔細審查。因此，我心裏還是七上八下的。畢竟，在我以前的人生道路上有過太多的美夢破滅的體驗。這次會不會又是一場夢，已經戴上的博士桂冠會不會突然飛掉呢？
我大學畢業後在大巴山區當教員或農村工作隊員的時候，曾經做過許多的美夢。那還是四人幫橫行的時期，解放以來的教育戰線被判決為“修正主義黑線”，教師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時心裏很苦悶，盼望著這種狀況有所改變。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常常夢見自己又回到了大學學習，夢見國家又重視教育和科技了。但美夢醒來，發現自己仍然躺在深山小屋之中，窗外黑黝黝的巨大的山影將滿天的繁星遮去了大半，桌上仍擺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學習材料。美好的夢境在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惆悵。到後來，每當這樣的夢境出現的時候，我就憑經驗知道這又是在做夢了，希望自己不要馬上醒來。但那時從來沒有做過博士夢，沒有夢見過自己當上博士。中國從來就沒有學位製度，沒有博士，我怎麽可能憑空夢見當博士呢？
四人幫垮台的消息給我帶來了強烈的興奮和希望。這不再是夢了！那時我還在農村工作隊裏。那一段時間常常與周圍一夥知青通宵達旦地議論，津津有味地反複咀嚼著從各種渠道得來的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憑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判斷著這些消息的真偽。好消息來了，總希望它是真的，又老是擔心它是假的，是一場夢。好消息確實在一個個出現，一次次被證實。但我們的心情太急迫了，老是嫌它來得太慢，來得太少。
雖說是好事多磨，但好事畢竟一個一個實現了。教育戰線不再是“修正主義黑線”。教師不再是“資產階級”而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學開始招收研究生。我考回自己的母校當了研究生。全國人大通過決議在中國實行學位製度，中國人第一次有可能在自己國土上成為博士。但我仍然沒有做博士夢。
我是1965年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係讀本科的。隻讀了一年書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好不容易考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係讀研究生，獲得了重新學習的機會。回到母校仿佛有隔世之感，一心想的是怎樣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至於最後能得到什麽結果，才沒功夫去想它呢。想了又有什麽用呢？直到1980年，寫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有的專家認為已經達到了博士水平。研究生同學們羨慕我已有了畢業論文可以交差，可以鬆一口氣了。但我盼了這麽多年才盼來的重新學習的機會，難道隻是為了交差嗎？中國的博士學位怎麽授予，領導層還在討論、研究，我們當研究生的沒有資格去參與。但我認定自己有一件事情可做：將自己的論文做得好些、再好些；多些、再多些；獲得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就一定會大些、更大些。仍然無緣做博士夢，但夢中卻常常在做數學題，常常在夢中“攻克”了做論文中的難關。醒來一回憶，夢中想出來的解題高招大多是荒唐的，不免有些失望。但也真有幾次發現夢中的思路還頗有啟發性，沿著這思路走下去果真攻克了難關。就這樣，趁著領導層在討論研究授予博士學位的具體辦法，許多研究生都焦急地等待上層研究的結果的時候，我抓緊時間拚命做論文，要搶在學位授予工作具體實施之前多做出幾篇論文來，將自己獲得博士學位的保險係數加大、再加大，不要在美夢即將成真時功敗垂成。到我終於被批準舉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已經寫出了六篇論文，被答辯委員會的專家一致認為做出了係統的、完整的、富有創造性的工作。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電波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博士的誕生，我有幸名列其中，這不再是夢。全國各大報紙也作了報導，刊登了專訪，這不是夢。大約一年之後，1983年5月27日，在首都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大會。我作為中國自己培養的首批18名博士的一員，站在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上，從嚴濟慈校長手中接過博士學位證書，這不是夢。
人民大會堂授博首批博士合影 (其中中國科大6人）
手捧著紫紅色封麵的博士證書站在那裏，麵對全會場人們的祝賀，置身於音樂聲和掌聲之中，雖然明知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無論如何也驅散不了這是在做夢的感覺。這太美好了，比以前做過的所有的美夢更美好，會不會又是一場夢呢？會不會又從夢中醒來，重新躺在那深山裏的小屋中，在起床之後去參加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會呢？
二、不是神童
當了博士，許多人以為我一定出身於書香門第，父母親至少是知識分子。我到英國作訪問教授時，一位英國朋友也問：“你的父母是教師吧？”。但他們都猜錯了，我並不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父母的文化程度都很低。父親是個會計，雖然算盤打得很熟練，但隻有高小文化程度，x,y之類的一概不懂。母親是家庭婦女，初小文化程度。
但父母親對教育子女非常重視，也很嚴格。我還沒有上學，父親就開始教我識字、寫字、算算術。父親每月的工資隻有40元，剛夠供一家人吃飯穿衣，沒有多少剩餘。為了節約開支，就讓我用他以前的廢舊賬本練習寫毛筆字。又找了一塊木板，用黑漆漆成黑板，讓我用來寫字和做算術題。這樣，到我六歲時就能認能寫好幾百個字，算術也會做加減乘除了。為了教育我有好的品德，在我五歲時，父親下了一個狠心，花錢買了一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每天晚上給我講解一段。卓婭和舒拉是蘇聯在衛國戰爭時期出現的英雄，這本書描述了他們的母親回憶他們小時候的成長曆程。那時許多家長都以他們的事跡來教育孩子。到我六歲上小學的時候，父親還沒有把這本書給我講完。他認為我已經有能力自己讀完這本書了，就沒有再講下去，讓我自己讀完。
我六歲時，去報考內江市的一所重點小學一年級。誰知道卻沒有被錄取。雖然我已經會認字、寫字、算算術，但考官不考這些，而是問了一大堆問題，諸如：家在哪裏住，家裏有些什麽人，你最喜歡誰；……，等等。我小時候很怯生，不敢說話，大概給考官留下的印象不好，因而沒有被錄取。過了半年，我到一所民辦小學考插班生。這次是考認字和算算術，正是我的拿手好戲，老師很讚賞，馬上就錄取了我。我果然不辜負他的信任，在班上成績名列前茅。到小學三年級轉到了一所公辦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被保送進了中學。從小學到中學，成績始終保持全年級第一名。
既然我連小學都沒有考取，當然就不是神童。如果我生長在現在，進不了重點小學，以後就很難考上重點中學；考不上重點中學，今後要考上大學那就難了，更別說當博士。我覺得現在這種製度對小孩太殘酷了，一次“失足”就定了終身，被打入另冊，差距越拉越大，很難再有翻身的機會，這埋沒了許多有潛力的小孩。幸好我讀書時不是這樣，雖然進了民辦小學，學習成績照樣可以超過重點小學的學生，照樣有機會脫穎而出。當然那時也有另外的弊病，特別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調子越唱越高的時候，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入另冊，學習成績好也被作為“白專道路”加以批判，埋沒的人才就更多了。
三、書緣難解
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家裏卻沒錢買書。到處找書看，自己卻幾乎不擁有一本書。除了在上學以前父親花錢買過一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外，一直到我進大學，沒有再讓家裏花錢買過任何一本書。
那時的小孩，最早看的是“娃娃書”，也就是連環畫。我周圍的小孩家裏都不富裕，很少有家庭自己買連環畫。小孩看書的主要地方是租書店，一分錢租一本看一次。我當時覺得租書這種方式很不合理：我花了錢，書看完了還是還給你，書也沒有損壞，我的錢就沒了，你不是白賺錢了嗎？所以，往往在租書店將連環畫的封麵看來看去，還是舍不得掏出錢來租一本自己喜歡的書看。終於有一次，實在不能抵抗連環畫封麵的誘惑，咬咬牙掏了一分錢租了一本《空軍英雄張積慧》。張積慧是抗美援朝中誌願軍的空軍英雄，打落了四架美國飛機。我那時崇拜的就是這樣的英雄。不過，仔細想來，之所以崇拜空軍英雄，內心深處其實還包含了對航空奧妙的向往。孫悟空騰雲架霧雖然很神奇，但那畢竟是假的，總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但空軍英雄騰雲駕霧卻是真的，因此特別受到我的崇拜。飛機怎麽能夠在天上飛翔而不掉下來呢？飛行員背著降落傘從天上掉下來為什麽不會摔死呢？這些問題都曾在我的腦海裏轉來轉去，百思不得其解。
上了學，讀了書，看書也從看“娃娃書”升級為看“字書”了。家裏沒錢買書，就到新華書店去看。開始因為年齡小，身材矮，進新華書店要被趕出來，很是委屈。後來書店的人看我進書店並不是去調皮搗蛋，而是津津有味真在看書，也就不趕了。看起書來往往忘了時間。特別是星期天，鑽進書店一看就是半天，過了吃飯時間也不知道回家。家裏人也知道在書店，叫弟弟來找。全市的書店隻有兩三個，弟弟很快就能把我找著。
有一次，從別人手中借來一本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幻想小說《神秘島》，一看就入了迷。書中說的是五個美國人乘氣球掉到南半球一個無人小島，他們憑借自己的科學知識，利用島上的自然資源在島上生存下來，還對島上的生存環境進行了大規模改造。他們在沒有任何儀器的情況下測定島的經緯度，利用太陽光取火，還製造出硝化甘油炸藥來，並以此改變了島上的地形。我看了這些，不禁為知識的偉大力量所震撼。自己也異想天開想搞發明創造。看到書店裏牆上掛的鍾可以永遠走個不停（不知道它還需要上發條），就想自己發明永動機。還真設計出了一個方案，想用一根彎管把下麵水槽裏的水引上去、轉彎後向下流動，衝著一個水輪永遠轉動。我找來一根橡皮管，用臉盆盛了水做實驗，水就是流不出來。終於有一次水流出來了，高興得不得了。卻發現這次是出水管比盆裏的水麵低。我明白這不可能用來造永動機了，但還是為自己的新發現而興奮不已。直到有一次看到一本科學畫報，才知道這叫虹吸現象，人家早就發現了很多年了。
看小說畢竟不能在書店看，因此非常渴望能到圖書館借書回家看。市圖書館是令我神往的地方，但不讓小學生進去，每次想進去都要被守門的人拒之門外。也有幾次趁守門人不注意偷偷溜進去，在閱覽室猛過一陣看書的癮。那時非常希望自己趕快長大，進中學，辦借書證。等我進了中學，領了學生證，當天下午放學後就一口氣跑到市圖書館，昂首挺胸就往門裏衝。誰知還是被守門人攔住了。這也難怪，我那時身高才1米32，哪像個中學生呢？直到我驕傲地拿出中學學生證；守門人才笑了笑讓我進去了。
有了借書證，我如同一個饑餓的流浪漢闖進了一個堆滿佳肴的餐廳，貪婪地吃起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曆史，數理化，什麽都看。書店仍然經常光顧，但我從來不買書，隻是看，連數學書也在書店看。當然不可能拿起紙筆在書店一邊看一邊演算，我就在書店看這本書所講的是什麽問題，主要思路是什麽，具體細節隻能大致瀏覽一遍，不可能完全理解和記憶。回到家裏再自己拿起筆來推證或演算，遇到困難再到書店去查書上是怎樣解決的。由於無錢買書而迫使我不得不采取的這種“窮辦法”，很好地訓練了我的自學能力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至今受益不淺。到國外訪問的時候，我曾經對一個外國教授談起過我當年這種讀書方法，他馬上轉過頭去對他的研究生說：“瞧，這就是訓練科研能力的好辦法！”
從書店、到圖書館、和別人手中讀了很多書，直到高中一年級總算自己擁有了一套數學叢書。但這不是自己花錢買的，而是參加學校數學競賽奪取冠軍後獲得的獎品，是一套由華羅庚、吳文俊等數學家為在北京市開展數學競賽寫的小冊子。
1965年我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滿載家鄉父老鄉親的希望奔赴北京入學的時候，行李中僅有的書就是這幾本小冊子。
四、巴山情結
我的家鄉內江是丘陵地帶，既沒有大塊的平地，也沒有高山。從小到大一直到考上大學，從來沒有離開內江城超過30裏。因此，當第一次坐火車奔向北京，穿行在秦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的時候，不禁為大自然的壯美所陶醉。當時是躊躇滿誌，以為隻要在大學裏仍然保持名列前茅，受到華羅庚這樣的權威專家的讚賞，就可以躋身於科學家的行列，大展宏圖了。當時做夢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已經命中注定了要在和秦嶺同樣險峻、同樣壯美的大巴山區經受長達八年的磨練，付出寶貴的青春年華。
在科大，班上當然是高手如雲。看到別人帶著一整套大學教材，厚厚的好幾十本，而我卻隻有那幾本得獎來的薄薄的小冊子，實在感到寒酸。但是，我讀書的窮辦法還是顯示出了優勢。很多同學在中學時代就聽過華羅庚蘇步青的講座，從正規的大學教材中預先學習過不少大學知識，我在中學時代從來沒有見過大學教材和大學老師，隻是在中學數學和物理課程的學習以及對周圍事物的觀察中自己提出和思考過一些問題，進入大學之後卻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大學數學要學習的，我早就不知不覺探索過甚至解決了，這使得我在進大學一年後如願以償在班上進入前列。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全國人民都在劫難逃。我們不再讀書，不再有大學二年級、三年級、……。隻有無休止的大批判、大鬥爭、大規模武鬥。我內心深處希望這場大革命早日得勝收兵，重新開始向科學的進軍。但是，四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大革命”花樣翻新越來越收不了場，我們的大學生涯卻就此結束了。那時正值知識分子最臭的時候，我被分配到四川省達縣專區，專區把我分到萬源縣，縣把我分到一個公社小學當教員。
如果你難以想象大巴山的偏遠險要，隻要告訴你：這裏經常有野豬出沒，並且還有狗熊，這就夠了。我還親自參加過打野豬。
如果你是一個遊客，能參加打野豬自然是令人向往的浪漫之旅。但如果你不是遊客。而是在這野豬出沒的深山中長年累月做主人，那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了。
這個公社雖然通公路，當時卻不通公共汽車。學校開學，公社小學派了一位老師進城領教材，順便也把我接去。我與這位老師一起，各背著幾十斤重的書，翻過大山，走30裏山路，來到這所學校。
我生活了8年的大巴山
來到這舉目無親的大山裏，心裏自然不好受。更難受的是當了教師。既然說教師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麽還要讓我去壯大資產階級的隊伍呢？所以，當縣文教局的人將我分配到公社去當教師，稱我為“李老師”的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是深深的刺痛。但是，當我去公社小學報到的路上遇到第一位學生稱我為“李老師”的時候，心裏竟完全是另外一種滋味。那時我隻是在山溝裏茫然前行，一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突然走過來喊我：“李老師，你什麽時候給我們上課？我們班的同學都盼望你來給我們上課呢。”雖然我不認識他，但馬上醒悟到他是我即將要教的學生。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裏突然遇到這麽一個渴望知識的學生。在那個舉目無親的深山老林裏突然冒出這麽一個虔誠的粉絲，我冰涼的心裏感到一陣溫暖，頓時覺得“老師”這個稱呼是多麽的親切、多麽的神聖。我不忍心辜負這樣天真無邪的孩子的純潔願望。在以後的八年中，不管是在公社小學，還是在縣師範學校,不管遇到多麽不順心的事，心情有多麽苦悶，隻要往教室的講台上一站，麵對學生們期待的目光，就會象著了魔似的，立即寵辱皆忘，全身心投入講課，直講得眉飛色舞，滔滔不絕，不再覺得舉目無親。除了課堂上教的學生之外，還有素不相識的而又渴望學習的知識青年請我輔導他們學外語。我還為教師設計了快速計算加權平均成績的算圖，為公社會計設計和繪製了計算百分比的算圖。
我隻身一人、空空兩手來到這深山裏，憑借自己的良心和知識結交了許多朋友，得來的回報是他們的友情、關愛和照顧。在那黑白顛倒的年代裏，在那高山深穀中，這份友情勝過任何金銀財寶。
但是，一離開講台，一離開朋友，回到屬於自己的那間小屋，心頭的苦悶和彷徨靠什麽來驅除？白居易有詩雲：“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消，此病獨未去。”我也隻能這樣，當我作為中國科大學生的身份和光彩都已經被無情地消除得幹幹淨淨的時候，隻剩下讀書這個根深蒂固的癖好給我帶來安慰和歡樂。我重新揀起在文革中被冷落一旁的大學課本，繼續學習被耽誤了的大學課程。以前，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基本上沒有自己買書。進了大學，覺得要看的書都可以到圖書館借，不用買書。到了深山裏，才發現以前沒有買書是很大的失策。這才開始亡羊補牢，利用每次回內江探親路過重慶的機會到書店買書。人家問我：“你現在看這些書有什麽用？”當時確實說不出有什麽用。但我想，現在老是覺得自己是受到埋沒的人才，假如有一天出現了機會讓我施展才能，我隻念了一年大學怎麽能夠勝任呢？希望搶在機會出現之前補上自己的缺陷。
1974年我看到整天鼓吹階級鬥爭的報紙上意外出現了表彰陳景潤搞哥德巴赫猜想的，讓我看見了一線希望的火光。雖然火光很快熄滅，但還是鼓舞我從重慶一所學校的圖書館被灰塵掩蓋的書堆裏找出一本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多夫斯基編著的教材《數論基礎》，如饑似渴地讀起來。當時我被縣文教局派到農村工作隊，下鄉住在農民家裏，連油燈都沒有，就用鬆樹枝點火照明，在鬆枝火焰的照耀下讀完了這本書。書中習題的解答，有好多是在開批判會或在勞動時想出來的。這為我以後考研之前三個月內自學完一門從未聽說過的新課程“抽象代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大巴山中呆了8年。從23歲到31歲，我最美好的青春華都留在那裏了。從1978年考上研究生離開那裏，到現在已經17年了，比那8年長得多。這17年裏，我經曆了許多輝煌的場麵，見慣了中國和外國的繁華都市。但是，這些繁華的、輝煌的場麵很少進人我現在的夢境，夢境中頻繁出現的仍然是山，還是那崇山峻嶺、崎嶇險道、深山裏的小屋、深山裏的人物。巴山中的那八年刻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淡漠。巴山的八年是艱苦的，但巴山的回憶、巴山的夢境並不隻是苦澀，更多的還是自豪。它再造了我的人格、我的意誌、我的人生觀。每當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難題的時候，總可以從這八年的經曆中找到力量和智慧來克服它。這八年對我是一筆花不完的財寶，是一本讀不完的書。按現在流行的說法，這可以稱為我的巴山情結吧！
(原文寫於1995年2010-06-08發表於我的新浪博客,網址：blog.sina.com.cn/ku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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