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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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方勵之》專輯
修身執教行天下 智慧不息空無人
作者：顧安蘇 775
作者（左）與方勵之1991年秋在普林斯頓照的合影
我給方勵之老師當秘書的生涯，既偶然，又短暫，但至今難忘。方老師在科大經曆了28個春秋，而我隻是在1985年1月到1987年1月這二年間給當時出任科大副校長的方老師當了秘書。如今，方老師突然離去，但在那敏感的歲月，我跟隨方老師所經曆的風風雨雨，仍曆曆在目，似乎像在昨天……
我是科大77級力學係的學生，入校時，馬大猷院士（聲學所）和作為教師代表的方老師曾在我們開學典禮上講話。其內容已記不得，但方老師的語速簡練、聲音洪亮以及碩大的眼鏡，仍給我們這一屆（文革後首屆）留下印象。
直到1979年，科大紀念愛因斯坦誕生100周年的活動，聽方老師的講座，才知道他的宇宙學研究已經爐火純青，頗成氣候。宇宙學，一門既古老又現代的學科──複雜起來像是雲裏霧裏。按他的介紹是：“‘宇宙究竟是無限伸展的呢，還是有限封閉的呢？’海涅在一首詩中曾提過一個答案：‘一個白癡才期望有一個回答。’”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確與這個糾結不清的“白癡”鏖戰一生。
大學畢業後，我留校當老師，後被選入校團委。作為即將出任團委書記的我，與管惟炎、方勵之等上任不久的新班子接觸不多，但對於這些天生充滿朝氣與“新思維”的校長們以及推崇“精幹和效率”使得科大麵貌驟然一新之局麵，使我折服。特別是為了準備 “一二九”活動，我去拜見錢臨照先生——一位毅然將博士帽棄之於英倫帝國而投身中國抗戰的前輩。老先生對今日科大的現狀來之不易十分感歎，連說“難得，難得，難得”，說到興奮處，摘下冬天老人常戴的便帽。也是高興，他向我重點推薦起方勵之來。因為我坦承我與方不熟，錢老寬厚地搖搖頭，“麽（沒 ）關係”然後如數家珍，一點一滴從其發表的第一篇論文為什麽要用筆名發表說起……至今我還記得錢老當時且濃又輕的無錫方言“方勵之同誌”。
有了這個印象，我抽空惡補了方老師的學科基礎知識，也自然關注著他的行蹤。這年（84年）底，當得知學校要為校領導配備專職秘書時，我便陳情要求離開團委，調入校長辦公室。幾經周折，後經特批，終成為方老師的秘書。
他將“學生”和“學術”視為生命
與方老師共事，許多人會捏把汗。因為他的“嚴格和進度”是板上釘釘出了名的，這一點就像他走路之快因此被上過“皇榜”也是眾人皆知的。物教和天體物理中心有人怕他，無非是進度和效率被“刮胡子”。我與他相處，也經過了數九“嚴冬”，到了春暖花開之時，我們彼此適應。此後，我們各司其職，彼此默契，似乎相互依存，心境也很舒暢。偶爾能聽到方老師哼哼出渾厚的男高音，有人說他是在打盹的時候，我以為他清醒時嗓音更美妙。他最高興的時候，往往是其小屋裏高朋滿座（學生居多）暢想科學之際。他最關注和欣慰的事，則是他學生的進步。在談到英國劍橋大學霍金率先依照自足的框架建立了一個邏輯完整的“第一推動”理論，主要貢獻裏麵有中國人而且是他的學生時，其喜悅之情難以言表，爽朗的笑聲會震動整個樓道。公允地說，他是個“一介書生”—— 終身將“學術”和“學生”為生命的人：唯有這兩者或其中一項出彩時，他才會“忘乎所以”。像“花果山上無拘無束的山大王（隻是這個‘大王’隻有在學術圈小團體裏得到‘允然’認可）”；又更像一個“小時候在京劇大師門前戲弄的頑童”，稚氣地顰眉癲足，與平時的嚴肅嚴謹判若兩人。
他是秩序的建設者
方老師科學上是嚴謹的，容不得半點含糊。我的工作在於非科學領域，我們需要彈性與張力。特別是在管理和服務上，大量的非線性屬性的事物甚至非物性的流程對於我或對於他來說，協商與妥協不無道理。即不是求最好，而是求相對公平或滿意。舉個例子，一個人被安排在某個行政職位並不是他獨一無二，而是權衡多種因素的結果。因此，方校長的放權是自然的，不僅對於我也包括他管轄的所有部門。從而，在他手下工作是很容易“稱職的”，這不是因他“放羊，而是他充分發揮屬下的能動性，使之全方位投入，往往會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久而久之，便也鍛煉出一支隊伍。在這一點來看，他是個秩序的建設者。那種以為方老師隻會呐喊，或專門“煽風點火”，對秩序“搞破壞”者，是一種“以訛傳訛”。特別需要重申的是，當一種動態的規則建立後，他首先會堅守它、維護它，而不是隨便“踐踏它、作踐它”。比方說，校政公開，開始有難度，方老師首先身體力行。自己管的一攤“透明”，其他人可以旁聽。方老師是管錢的，決定預算。開校長辦公會議時，誰愛來聽誰就來，分配定額一點也不神秘，更不會藏著掖著。職代會上還要向全體員工“如數交待”。為此，校領導們稱之為“趕考”。
多年後，筆者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一位東北工學院的知名教授談起，說方先生對外講民主，在學校教研室內也很“獨裁”。我聽後笑著說：“誰都知道他是研究宇宙學的，而且是宇觀的、大視角的。物理學講究自洽，如此不自洽，你信麽？”
一場風波的始末
1985年3月他在浙江大學和11月在北大無線電係的講演，以及他的辛辣文章在《自然辯證法》等眾多其他刊物上問世後，因一些言論涉及某些人物與話題，這年冬，被有心人整理成冊上報。書記處準備處理，又不知從何下手，就先把球踢到安徽省委。
為此，省委徐樂義副書記找他談話，記得我陪同他去省委三次。第一次是12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們驅車到安徽省委，從後門進時報了姓名，車直接開到省委的小樓門口。徐的秘書領我們上到二樓，方老師被帶到裏間，談話持續2個多小時，我則與秘書聊天。事後方先生告訴我（當時是絕密），他捅婁子了，要處理他。我問：都有誰和你過不去？他不想講太多，要我把嘴封嚴。
回到學校後，我們一如既往地工作。他忙著上課、搞科研；我忙辦公室並兼管著打字室以及任務考評等。據我觀察，全校幾乎沒有人知道此事。管惟炎校長事後見到我們時主動與方握握手什麽也沒說，看來他知道。兩天後，方老師起草了一份“檢討書”，要我複印留底。我一看一頁紙，太簡單了！估計過不了關。當天下午，我們又去了省委徐樂義處。這次談話允許我參加，時間不長，主要是講“檢討書”該怎麽寫。方老師聊起了文革期間寫檢討，訣竅是檢討書的連續性，即後篇可以重複（大段抄襲）前篇，開頭與結尾需加改動。檢討書必須越寫越長才表示有誠意等等。徐樂義也是文革受整的幹部，說到這時倆人頗有同感。
從省委回來，已近年關，學校的事情的確很忙，使我們幾乎忘記“檢討”的事情還沒完，直到有一天省委打電話來催。這一次先生帶去了三頁紙的“檢討書”，前兩頁是敘說幾件事件的過程，隻有第三頁是結論。我一看，樂了，還是上次的一頁。其中，醒目或有意思的一點是：年輕人喜歡從前往後──未來的世界會怎樣；老年人喜歡從後往前看世界──過去的根本不能丟。教育工作者就是要把“兩個世界”變成“一個世界”，或者找到其中的共性。他隻不過是個“實踐者或發明者”而已。這次談話自然已經不是如何做“檢討”，而是彼此內心更深一些東西。比如，方老師聊到了講演中提到的科學院實權人物穀羽是（“胡大人”）的夫人等。徐樂義也發起牢騷，又像調侃湊趣道，說他這一級幹部隻有中組部知道，準確地說，是中組部的局長“惦記（管）著”。不像方校長，書記處過問，任命也是書記處的。同仁（人）不同命呀！按理，方是副校長，這樣的“抬舉”是否恰當？
過後，方老師解釋道，科大沒有黨委書記，管校長成為實際負責人。對於方校長的任命一直有爭議，因此，此任命通天，一直經書記處過問才妥當。此一說法在一年後，當方校長被解除職務時，不是由中國科學院，而是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得到佐證。
本來此事似乎應該了結，從與徐樂義的第三次談話中我感到安徽省委的無奈，權當“吃皇糧的苦差事”。但是，元旦後（一月中）的一個電話讓我們困惑，也大吃一驚吧！中紀委的王鶴壽書記要到安徽來找方勵之談話。那天，我們已購128次去北京出差的火車票，隻得退，全天待命等候。直到晚上7點鍾宣布撤銷。過後，安徽省委辦公廳覺得過意不去，用小車將把我們送到蚌埠。那晚風雨夾雪，天氣很冷，四周空無一人，站在月台上我們很孤獨。方老師倒是顯得很平靜，似乎這一切“早已領教過”，我的心情則是糟透了。直到淩晨，直接上了32次列車（好像是杭州到北京的車）。因為是省委送上來的要客，列車長熱情招呼，大大地招待了一番才驅散了我心中的涼意。多年後我才知道，王鶴壽臨時改轍，是因為當天接到了胡耀邦總書記的親筆批示：救人要救三次。這樣，一場風波化解了。
不久，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主動示好約見方老師（倆人曾在50年代同在北大有過交往）。因方當時在北京的行蹤不定，電話打到北大物理係找方夫人，未果，物理係將通知懸掛在黑板上，一時傳為佳話。這次會麵，胡啓立給方老師的評價正麵象“背書”，為前一段困擾畫上句號。見麵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胡啓立說，現在社會上下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指社情民意）；同時呢，多重層麵上出現了“歪嘴的和尚念錯了經”的狀況（指大千庸庸碌碌幹部，我以為暗指那些衛道士們，可見有鄙視之意）。就這來看，胡啓立是開明的的。
有了胡啓立這次談話的底， 我去找科學院黨組書記嚴東生副院長，要求為方老師三、四月間去美國、意大利等地的學術活動放行。嚴院長沒想到我這個年輕人敢闖他的辦公室，他一麵嘟嘟著要科大黨委來人；一麵謹慎地字字斟酌、解釋不放行的原因。當他從我的口中得知中央已經開綠燈時，驚訝地張著嘴看著我，惱羞幾近動怒，好在我們曾有一麵之緣（前年11月他來科大時，作為候任團委書記在幹部見麵會上，龔升副校長介紹過我）。此刻，嚴院長隻好把外事局長叫來應付。俗話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外事局長眼睛一轉，始終笑容滿麵的跟我扯，弄得我哭笑不得，“有火發不出，有理無處申”，我們前後進行了三小時的舌戰。事後，方老師得知我如何取勝後，狠狠地批評了我，指我是“仗勢欺人”，拿“辦事人員”“置氣”。並給我立下規矩：今後凡任何事情，絕不給辦事人員“難堪”。尤其是對“無權無勢的基層人員”。
方先生的嚴格使我自律。不誇張地說，兢兢業業、嚴於律己、清貧自守、兩袖清風，我們做到了。在方校長的任上，他和我從未為本人或對方謀過一件私事。
1987年初，方校長被迫離開科大，他心中的悲憤是無以言表的。難以割舍曾付出自己畢生主要年華和心血的校園以及朝夕相處的研究團隊，這應該是他的終身之痛。臨走時，他並未忘記我在他名下的研究生學位問題。為此，專門找了錢臨照先生，懇求將我的研究生導師從他的名下轉給錢先生。就這樣，我有幸成為錢先生唯一親自指導的碩士研究生。
我不當秘書後的故事
1989年初方老師給鄧小平的公開信發出不久，其政治風向不明。但3月中旬，全國天文的換屆年會要在蘇州召開，作為學會重要成員的方老師在幾道金牌的催促下答應赴會。為此方夫人委托正在北京做課題調研的我陪同先生一起前往。
我們從北京先到上海，列車到上海時，車站人滿為患，各類人員你推我搡。我私底下問方，是否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的江澤民書記？（作為安全考慮，也算是潛規則的保護吧。記得1988年夏天，我去廣州看他，廣東省委將他們夫婦安置在中央主要領導住過的小樓裏──就是當年專為主席等蓋的幾棟小樓）。方老師答道：“你不是鬥蛐蛐麽（注），不要添亂了”。一直奉行“認認真真做人”的方總是選擇最簡單的“誰也不求”的原則。他笑著說：“我們是已經在砧板上了，不要再添亂了！”最後，沒打電話。
到蘇州後，我和先生住二樓，一樓住的許多人並非同一係統，見麵彼此點頭打招呼，使我哭笑不得的是：居然有人問我是那個係統的？大概見我整天不離先生左右，以為我是公安或國安部門派來的。天文學年會的代表也對我敬而遠之。
會議期間恰逢西藏喇嘛鬧事，美國之音打電話問先生的意見。記得他說了兩點：1.政府要和喇嘛對話，政府要有智慧處理突發狀況；2.看不清西藏喇嘛一定是在鬧獨立，甚至有部分喇嘛鬧獨立的行為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而且希望澄清一點，他從不認為，什麽事都與達賴有關；西藏從大陸分離不現實。此刻，我正好下樓，親眼看著有人將電話錄音完畢，我告訴他們若有需要，我還可以協助。
盡管方先生已經被二次開除出黨，但會議期間方先生和幾位摯友休息時，仍然興致勃勃地議論我國“民主的操作可行性”是否“先從黨內開始，一級一級選舉或直接從上而下”等模式。直到此時，凡對中國民主化有利的事，他沒有落下。
如今，方老師走了，帶著他追尋的宇宙學走了。搞宇宙學的人都有一個忌諱，那就是怎樣去麵對上帝。因為，聖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有句名言：某些人對上帝創造天地之前說三道四，上帝會為膽敢追究如此高深命題的人，準備好了地獄。
但願上帝能睜開眼，在浩瀚的星空，為這位傑出的天體物理學家和一切探索科學的人打開天堂之門。阿門！
作者注：方勵之首先是科學家，終生以科學研究為生命中第一追求。在政治上“說三道四”純粹出於一個科學家的良知，而往往出乎意料地被卷入政治並引起政界要人過激的反應，這是他始料未及的。以他童心未泯的詼諧天性，常戲稱猶如鬥蛐蛐。
來源：《方勵之紀念文集·科學卷》2014年4月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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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老師本人，總體而言， “我心懷敬意”。
(1) 方老師勸改柴玲本人，或許不易。但讓她成為少數派，應容易得多。
（2）“往正確的方向上努力過，推動過，盡了自己的一份力”：
“爭取民主反獨裁”， 國之大事，決定國運與民族命運。 一旦認識到， 值得全力以赴，在所不惜。 譚嗣同貴為巡撫公子，尚能我自橫刀向天笑，為十年後和平顛覆清朝，做出有效貢獻。 他的從容行為， 無疑拉開了袁世凱及北洋將領 與 清廷間的心理距離。
可惜， 六四數百人流血而死， 卻不包括一名高自聯成員。
（3）“甚至帶來了正麵的變化。”
趙紫陽策劃推動，鄧小平允許支持，溫家寶參與（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小組組長）且畢生呼籲的政治體製改革， 包括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任期製，基層選舉等等， 是有效穩健的， 可行的民主之路。
可惜， 被六四扼殺，中止，或許永不再來了。
顯然，我從方老師身上看到更多， 也學到更多。
謝謝您的耐心和體麵交流。
對曆史和曆史人物的討論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曆史無法在假設的前提下通過推論得到共識。例如你認為如果方勵之當時去勸說柴玲，有可能會改變後來的事件。有很多人，包括我本人，並不認為方勵之當時有能力勸說柴玲。在當時那麽多情緒高昂的年輕人麵前，誰也無法勸說他們，包括總書記趙紫陽，當時的統戰部長閻明複，他們都嚐試過，沒有帶來任何改變。年輕人的成長絕大多數的情況不是靠勸說，而是靠經曆，甚至痛苦的經曆。經曆那場痛苦的經曆，過來人會對當時有所反思，有新的認識，這種認識當時不會有，因此大概率也不會聽任何勸告。
其二：對曆史人物的評論，關鍵不在於他們是不是完人，是否做了後人們認識到的當時所有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關鍵在於他們當時是不是往正確的方向上努力過，推動過，盡了自己的一份力，甚至帶來了正麵的變化。這個標準也適合對方勵之的評論。
有關鄧樸方盡管作為六四期間學生主要攻擊目標， 仍然多方托人試圖勸說學生返校的情況， 至少在戴晴的文章或書中有較詳細的描述。 但是， 戴晴對此做出相反的， 錯誤的結論。 另外， 我在別的資料， 不記得是否是高瑜的文章，有見到旁證。所以，此事應該屬實。
除了趙紫陽本人的現場勸說無效外， 萬潤南將高自聯請到四通勸說無果，見文學城“萬家述評”博客，雖語焉不詳，但卻清楚提到。由此可見， 學生領袖團體不易說服。
方老師是文革後中國民主的主要倡導者，在多數高自聯學生心中是“爭取民主反獨裁”的精神導師。以他的口才，學術地位，民間身份，尤其與學生們的心理距離， 如果願意出麵勸說， 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難看到。
再有，您提到的“鄧小平與其家人都通過很多渠道，做過很多努力，試圖勸說學生返回校園”，有啥證據？
您的所謂“當時， 全世界隻有方老師一個人，有能力改變柴玲的決定，避免最壞的結果。 但是， 方老師並沒有做， 很遺憾。” 隻能說是毫無根據的臆測。
方老師與柴當年互不相識，大概還從未見過麵。此“有能力”之說就是信口開河。
再補充一下，方到美國之後，絕無大力指責過營救過他的美國使館。相反，二十多年後他寫的《我經曆的1989-1990中美互動 (A) (B) (C) 》表達了對於美國領館上下的感懷。他隻是指責當時的布什行政當局一再地和中共搞勾兌，無原則地幫助中國把經濟做大做強，貿易與人權脫鉤，以致後患至今！
誠言“反對劉曉波獲得Nobel Prize”，更是談何說起！誠應沒有讀過方的《奧斯陸四日四記》？請先去補課：http://fang-lizhi.hxwk.org/2010/12/12/%e5%a5%a5%e6%96%af%e9%99%86%e5%9b%9b%e6%97%a5%e5%9b%9b%e8%ae%b0/
謝謝關注。本著對曆史負責的態度，我們陸續刊出有關紀念方的文章，這些第一手的回憶及他本人的文章，漸漸還原出一個鮮活的人。大家對方的評論出於對他的敬意，我們深表欣慰。
不過，你的評論有誤，或許道聽途說。例如，方並未針對美使館，而是對當時美國政府的雙重標準有批評：即布什政府一麵支持民主運動，一麵與中共勾兌。另外，如果方對劉曉波獲獎有異議，他為何專程去瑞典參加劉缺席的和平獎頒獎儀式？
希望此回複能令你消除誤會。再次感謝關注。
你們【科大瞬間】發表了很多有關方老師的紀念文章， 緬懷和讚揚他的成就與貢獻。 我今天分享一下我的幾點不同看法。
（1） 首先，對方老師的科研成就和六四前宣揚民主進步思想的努力，我心懷敬意。
（2） 很遺憾， 方老師對民主理念，隻是口頭倡導， orally advocated, 沒有身體力行的實際推動和參與。
（3） 根據我在美國過去二十多年看到的各種資料以及回憶的匯總和分析，包括萬潤南，戴晴，蘇曉康等很多人的回憶文章裏隻言片語所透露出來的重要信息，明確的結論是：六四運動以流血鎮壓收場的禍首並非鄧小平。 恰恰相反， 鄧小平與其家人都通過很多渠道，做過很多努力，試圖勸說學生返回校園， 都失敗了。 是柴玲等人對流血的不懈堅持和追求， relentless insistence on blood shedding， 導致流血收場和整個國家對民主追求的消亡。
當時， 全世界隻有方老師一個人，有能力改變柴玲的決定，避免最壞的結果。 但是， 方老師並沒有做， 很遺憾。
（4） 方老師逃出中國後，卻大力指責費盡辛勞救助他的美國使館， 以及後來反對劉曉波獲得Nobel Prize 等， 也令人費解。 當然， 相比而言， 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小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