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

我親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

周景生(644)

1968 年夏天，清華等高校武鬥升級，7 月底，北京市 60 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 隊”，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接管學校的領導權。來我們班的工宣隊是兩個人，一個牛師傅，一個小楊師傅。牛師傅大約四十歲，麵由心生，一看就是一個憨厚善良的老實人。小楊師傅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聽說是車間的團支部書記。工宣隊被派到高校，主要任務是製止武鬥，但我們學校沒有武鬥，所以，兩個師傅每天的事情就是召集全班同學開會和政治學習。同學們本來對政治學習就不感興趣，再加上和彼此不熟悉的工人師傅在一起，政治學習的氣氛十分沉悶，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冷場。一天上午，冷場了很長時間後，牛師傅宣布休息一會兒。大家的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 塗忠壽同學隨即開了個玩笑:“大家放風十分鍾。”沒想到，這句話立刻被小楊師傅抓住了:

“你說放風?那你是不是認為政治學習是坐監獄?”小楊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向工宣隊的上級做了匯報，要當做政治事件來處理。但工宣隊來調查的時候，我們班的同學都告訴他們，“放風”是我們之間平時經常開玩笑的詞語，隻是代表休息的意思。其實，在我們之間，真的不經常使用 “放風”這個詞。但是，在那個時候，所有的同學都堅持那麽說。因為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再加上牛師傅對此事也不願追究，這個事件最終不了了之，塗忠壽因此逃過一劫。

牛師傅這批人走後，又換了另一批人進來。來到我們班 上的這個人，言談粗俗，比牛師傅差了許多，一看就是北京城裏吊兒郎當的那種人。比如，他每吃完飯，總要在同學麵前摸著肚子說:“又混了個肚兒園。”我在北京長大，知道習慣使用這種語言的多是什麽樣的人，所以很看不起他。我 們去小右營修路勞動，他也跟著去了。到了那裏，我們都拚命幹活，他卻到處溜溜達達，一點活也不幹。修路勞動中， 最累但也是最有意思的是打夯。在唱夯歌的時候，大家互相調侃、想起什麽唱什麽，一點也不覺得累。一天，我在唱夯歌的時候，看到那個師傅就在我們附近轉悠，就順口唱到: “我們流大汗，師傅旁邊站，什麽都不幹。”(每一個頓挫，都有同學呼應“唉嗨呦”。)那天下午，正好家裏有事，我就回家了。等三天後我回來，孔曉軍和顧大立都告訴我，那個師傅對我唱的夯歌非常生氣，說這是汙蔑工人階 級，要整我。但同學們告訴他，夯歌都是開玩笑，不能當真。同學們還將了他一軍，說如果他要認真這件事，大家都不都唱夯歌了，讓他領唱，如果他不領唱，完不成勞動進度 他要負責。此師傅看到同學們這個態度，再加上他也擔心完不成勞動進度，這才偃旗息鼓。這樣，在同學們的保護下， 我也逃過了一劫。

一九六九年末和一九七零年，科大師生遭受了刻骨銘心的劫難，這就是科大的下遷安徽和隨之而來的“一打三反” 運動。

當時高校下遷，是打著戰備疏散的旗號的，但是至今， 人們對此仍舊存在著很大的疑問。如果是戰備疏散，為什麽中共的黨政機關不疏散，為什麽當時的領導工人階級不疏散，卻偏偏讓當時最最不值錢的老九們疏散?既然是疏散， 為什麽除了人員外，還要把大批沉重和珍貴的儀器設備也一起搬走?那些年，四人幫及其黨羽們正在拚命地鼓吹所謂的教育改革。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在他們的眼中，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需要改造的對象。為了實現毛澤東的設想，那些爪牙們千方百計地企圖把城市的高校轟到農村、邊疆或其它邊遠的地方去。他們的這些措施，遭到北 京師生的抵製，因而遲遲不能得逞，而借戰備疏散之名，行改造和懲罰知識分子之實，才是這次高校下遷最合理的解釋。

下遷命令既下，科大像一個無頭蒼蠅，在那麽短的時間內，根本找不到搬遷的地方。當時的高校和知識分子，都是不受歡迎的。接受搬遷的學校，被視為是地方的一個負擔。 科大領導先後在四川、河南、ft東等地碰壁後，在向李先念匯報時，恰巧他的老部下李德生進來，李先念問李德生是否可以搬到安徽，李德生當即答應可以。於是，一所高校的大搬遷，就在事先沒有任何醞釀、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在幾分鍾內決定了下來。科大在搬遷時，隻知道要搬到安徽，沒有人知道科大這個全國聞名的大學要搬到什麽地方，連李德生也不知道搬遷的目的城市是哪裏。師生們像逃荒的難民，被暫時安置在安慶馬ft一所空曠的黨校裏。冬天的安慶，沒有暖氣，大家睡在地鋪上，每人發一個小碳火爐，在瑟瑟的寒風中取暖。人不知去何處，同來的貴重的儀器設備更不知該運往何處，在堆放時常有損傷。所有這些狀況，都反映了這個搬遷的決定是何等的輕率和不負責任。科大師生，對這樣的決定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安徽省革委會視這種不滿為向他們領導權威的挑戰，於是就使用他們的權力，借開展一 打三反運動之機，在科大掀起殘酷的整人運動。這種整人運動，視人人為可疑分子，人人被審查，人人過關，以此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氛，來達到打擊異己、樹立個人權威的目的。 這種手段，在共產黨內鬥爭中，如肅 AB 團中、延安整風、 建國後各次政治運動，都是屢試不爽的不二法門。現在，他 們又把它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科大師生們。他們首先把科大六個係從馬ft黨校分別分配到白湖農場、馬鞍山、銅陵、淮 南等六個不同地方，向各係派出工宣隊或軍宣隊，奪取各係的運動領導權，然後按照他們的部署搞運動。這樣，我們近代物理係的幾百名師生(含尚未畢業的64、65級學生)，就被發送到原來是用來改造犯人的白湖農場。

運動開始時，各年級原來的班級全部打亂，重新分成四個排，每個排有一個解放軍的排長領導一切。我們排的排長好像姓李，臉上有幾顆麻子，就叫他麻排長吧。每個排又被分成幾個班，每個班有十幾個人，我被分到一排一班，和我在同一班的，還有原來同班的塗忠壽、陳榮ft和其他班的季柏清、浦正言、付萬征、胡望曙、曹杏弟等。分班後，規定每個人不許離開駐地，不許和不同班的人講話。這種規定， 是把我們當做犯人一樣對待，是對人權的侵犯，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完全是犯罪行為;但在當時，在那個無產階級專政 和階級鬥爭理論肆意橫行的時代，他們做起來是那樣的心安理得。(不知道現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是否仍舊被使用。掌握這個武器的階級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國最有產的階級。)

被隔離開後，每天每個人的主要事情就是回憶並寫出揭發材料。所謂揭發材料，就是你在何時何地與何人說過什麽不滿甚至反對某些高層領導人的言論。那些解放軍排長們， 每天都要分析上交的材料。隻要發現一點蛛絲馬跡，他們就揪住不放。利用這些材料施壓與材料有關的其他人，逼他們交代出更多的東西。科大的學子，憂國憂民，思維敏銳，對文革的錯誤有深刻的認識。在這個運動之前，在相知同學之 間，彼此經常交換對政局的看法，而這些真知灼見，當時均被認為是反動言論。那些解放軍的排長們，盡管平均文化水平也就在初中上下，但整起人來卻是駕輕就熟。對他們更為有利的，是他們手中掌握著學生畢業鑒定和分配工作的權力。當時是一九七零年的夏天，六四級的同學畢業時間已經延遲了一年，六五級同學也到了畢業時間。這些排長們就用 以後畢業鑒定和分配工作的好壞對同學威脅和利誘，讓我們揭發自己和熟悉的同學。一旦有的同學的所謂反動言論被他們得到，這些同學就被他們指定的其他同學監視起來，無論是去吃飯還是上廁所，都有人跟在後麵。隨著時間的推移， 被監視的同學越來越多。我發現，孔曉軍、徐乃莊、劉傑等我的好朋友，也都被後麵跟上了監視者。我知道，也該輪到我了。

果然，麻排長找到我，讓我交代自己的問題，同時要我揭發徐乃莊和孔曉軍。從那天起，他每天都催著我要材料。 有時，他似乎是善意地勸你:“隻要把知道的都講出來，你就沒事了。”有時，他又會沉下臉來警告你:“如果別人講 了，而你不講，就要嚴肅處理你。這樣，你的畢業鑒定和工 作分配都會受影響，弄不好甚至不讓你畢業。”聽到這樣的話，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家中的期盼，心裏的壓力真的很 大。安徽的七月天，又悶又熱。每天被強迫窩在蚊帳裏寫交代材料，又背負著那樣大的思想負擔，日子非常難熬。我把想到的材料列在一個本子上，前前後後湊了大約 50 條，都是些不太關痛癢的事情，什麽“學大寨不現代化”、“阿爾巴尼亞要錢”等等，以每天大約五條的速度交上去。那些我認為有“嚴重”問題的，我沒有往上寫，而隻是放在腦子裏。這些“嚴重”問題，是我死守的底線，尤其是別的同學的言論，良心告訴我，我是絕不能說出去的。現在我還能記得起其中一些這樣的言論。比如，孔曉軍曾對我說過，他父親告訴他，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參加會議的幹部大多數想不 通。這句話雖然不太“嚴重”，但我想這件事涉及到他的父親，如果講出來可能給他父親帶來麻煩，因此我不能講。徐乃莊曾對我說過，他有個“惡毒”的想法，他希望“老頭 子”早點死，這樣中國才有希望。我知道，這個材料，如果我講出來，可能我自己會得到個“積極參加運動”之類的好鑒定，但對乃莊的打擊一定是致命的，我絕對不能為自己的利益去出賣同學。但是，在巨大的思想壓力下，對於像我這樣從沒有經受過這樣嚴酷運動的年輕人，要堅持這樣的底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知運動要搞到哪年哪月，不知將來會有什麽等著自己，不知像右派那樣的命運會不會降到我的頭上。那些重要的材料，不說出來，自己可能過不了關， 說出來，怎麽對得起同學和自己的良心。內心的矛盾和煎 熬，使我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為了給我加壓力，麻排長使用了很多辦法。一天，他非常嚴肅地告訴我，有外單位來函表明我和北京的反革命分子有牽連。他一說，我就知道這事和我高中同學李增林有關。 李增林在批判三家村時在他的學校裏寫了一張大字報，開頭兩句話是“千軍萬馬討毛賊，誓把反黨黑店摧”。李出身不好，這個大字報被解釋為謾罵紅太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李文革後被平反)。我曾和另外兩個高中同學一起找他校的左派們辯論，想證明他是被冤枉的。那些左派們哪裏會和你講理，我們不但沒有幫成他，這些左派們趁“”一打三 反”運動倒打一耙，反而來函說我和反革命分子有牽連。這件事，成了麻排長手裏又一個加壓砝碼，使我增加了更大的 壓力。

就在這一天天度日如年的時候，我聽到了一個消息:再過幾天，排裏要對運動做結論。對運動做結論，這就意味著運動就要結束了。這個消息，讓我看到了希望。為了鼓勵自己堅持住底線，我在那個列問題的本子上寫下了“15、16 日 排裏要做結論了。還有最後五天了!”和“咬緊牙關!!!”的字樣。中午吃飯時，我從上鋪爬下時，把這個本子帶了下來。塗忠壽在我的下鋪，從地上撿起本子遞給我時，看到了我寫在上麵的字。當時，我們倆都愣在了那裏，半晌，誰都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老塗小聲地說:“快把它撕了吧。讓他們看見，你該倒黴了。”那時已是運動末期，老塗如果把此事報告到排裏，他肯定會得到一個好的畢業鑒定，也會給他到分配帶來好處，但他沒有這樣做。在那時，他究竟想了些什麽，我到現在也沒有問過他，但我相信，他那時想到的，一定是對同學的熱愛、同情、信任以及保護同學的願望。

由於擔心撕掉那頁紙反而會引起注意，我偷偷地把它揉成團，藏在口袋裏，以後又鬼使神差地保存了下來。我把它粘在日記裏，永遠記住那艱難的歲月和同學的情誼。這頁紙也給科大那段曆史留下個見證。

我終於堅持到了最後，守住了底線，沒有出賣同學，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我也感謝老塗，是他在那個關鍵的時候幫助了我。我相信，在我們科大，像這樣在危難時同學相幫之事，一定是非常多的。例如，張之歐同學在給我的郵件中寫道:“白湖那段生活可以說給我們每個人都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它警示曆史不可重演!當時他們對陳健、潘高建整得最凶，我因為常與老潘飯後散步、聊天也遭到非法監禁，但是關於老潘，他們休想從我嘴中得到一個字!”季柏清同學對麻排長要材料的回答總是“記不清”，氣得麻排長結結巴巴地嚷:“好你個季柏清!你真是個‘記不清’!” 正是由於同學的相互保護和對軍、工宣隊的頑強抗爭，才使得運動中少死了多少年輕生命，才使得運動後少定了多少 “反革命”分子!

科大師生在文革中抵製迫害、保護受害者的行動，是人性中真善美的體現。縱觀整個的文革過程，實際上也是追逐權勢政客的醜陋靈魂和普通人民真善美人性的一次大碰撞的過程。美麗和醜惡在這個過程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在這個人性的展現中，相較於其它學校，科大人表現得更為突出。來自科學院領導班底的科大校長、老師，多是各領域的泰鬥;科大的莘莘學子，多是立誌科學的青年才俊。 他們的心中，有的是攀登科學高峰的願望，少的是官場上追逐權力的私欲。在那個時代，你隻要淡薄了權力，人性中美好的東西就非常自然地綻放出來。我熱愛科大，科大人所具有的美好的人性是重要的原因。現在有些中學、大學，常津 津樂道培養了多少高官、名人，排名如何靠前，但很少反省為何在文革中內鬥整死那麽多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個學校， 沒有教會學生做人，還有什麽資格說別的成績?

我手中有周平在九五年寫的文章“陽光燦爛的日子?”。她在文章中描寫了在科大抓“雄師”分子的情景，也是科大人的一次人性光輝在閃亮。周平是我北京東城區四條小學的同班同學。入科大新生體檢時我看到她的體檢表， 才知道她也上了科大。直到她走上劉達書記的禮堂講台抗議，我才把人和名字對上。以後雖無聯係，但關注她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寫道:“1967 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個多麽寒冷的夜。那天夜裏，一輛車子到科大校園裏逮捕了五個 ‘雄師骨幹分子’，有人在寂靜的操場邊上大叫:‘抓人了!’許多學生、老師、工人、家屬聞訊趕到了校東大門， 車子被堵在離東大門的不遠處就挪不動了。憤怒的人群在車子外麵質問:‘憑什麽抓學生?’‘寫一張大字報就抓人， 不符合十六條!’這時我聽見車裏有人說:‘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勢力太強，簡直成了反革命老窩了，太囂張了。’雙方大約僵持了兩個小時，最後是調來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驅開，車子才開出玉泉路科大校園，但仍然有上千人擁擠在道路兩旁和校門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冷冽的寒風 中，默默地為我們送行......這是多麽悲壯的一幕!”

這就是我們的科大人，越是在逆境中，她人性的光輝就 綻放得越美麗。

帶著深深淺淺的心靈傷痕，我們離開了白湖。潘高建等同學，因為問題嚴重，不準畢業，繼續交代。在這次運動中，全校有多名同學自殺，他們的冤魂，永遠留在了安徽的大地上。運動帶來的後果，遠不止那幾個月對同學身心的傷害。幾年前，幾個同學見麵時，孔曉軍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離開白湖時，我們對前途是多麽悲觀。我聽說，潘高建被分配工作後，在和他現在的妻子談戀愛時，他女朋友的家長，堅決反對他們談戀愛，其原因就是老潘在白湖背上的問題鑒定。我在零五年曾見到老潘，他的工作、生活看來都不 盡人意。人生的旅程是環環相扣的，可見，這個運動對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響!

幾十年過去，曆史的是非曲直和忠奸善惡，已經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分明。已到暮年的我們，反思著曆史的同時， 也在審視著自己。我很感動，有些同學，因為當時在壓力下做了些不利於其他同學的事而道歉。我和他們一樣，沒能像張之歐那樣的絕然和幹脆，也“揭發”了孔曉軍、徐乃莊的一些言論，我要向他們道歉。但時至今日，我沒有聽到那些整人的發起和執行者們的任何懺悔和道歉。美國政府為幾百年前對華人的不公平道歉了，德國的總理為納粹迫害猶太人下跪了。共產黨的政權沒有更迭，當初的安徽省革委會，是現在省委的合法前任，你們難道不應該為他們的所作所為道歉?現在的科大校領導，也應該做些什麽，還曆史一個明白，還受害同學一個公道。周平的文章中提到，1979年，科大黨委曾開過平反大會，給錯整的科大師生(如雄師參加者)平反。我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否也已經給一打三反中受迫害的同學正式平反;我更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如何安撫和補償那些自殺同學的家人的。一個簡單的改正畢業鑒定，對於受到那麽大傷害的同學和家人們，也太輕飄飄 了。

五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垂垂老矣，但經曆者都在，可以權威性地把科大南遷和一打三反運動的真實情況留給曆史。 如果現在不做，再過些年，當事者先後逝去，曆史的真相就會被淹沒。“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希望 “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

巴金先生曾呼籲建“文革博物館”，隻需要毛紀念堂那麽大的地方足矣，留在這段曆史，但沒有建成。“華夏文摘”這個海外的中文第一網站，隨之開辟了文字的“網上文革博物館”，搜集所有文革期間的文章保存起來，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隻有敢於記住曆史、敢於正視曆史的民 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09 期，2015 年 2 月 2 日

[freemanli01]

一些問題：為什麽是那些人給科大這些人上課，做教育？而不是反過來？為什麽不是科大人給那個工宣隊做工作，教育甚至教訓他們？
為什麽是毛澤東教訓那些海歸知識分子，而不是反過來那些人說毛是小知識分子，讓毛寫檢討？
反過來說會是什麽情況？會被專政。也就是說專政工具放在誰的手裏，誰就能壓過別人一頭。什麽是專政工具？最後說來說去，就說到槍和軍隊了。
所以歸根到底那是個軍管的社會。
隻有軍隊國家化，法治獨立化，權力不偏袒任何人，大家才能平等說話講道理。否則就是誰拳頭大、派性厲害，誰就說了算。不一定說的對，但是說了算。
說來說去，中國的事兒還是靠武力整的。
什麽時間意識到要用理性指揮非理性而不是用非理性操縱理性，中國就進入新階段。